一、关于我的研究工作
1．我研究人类性行为的缘起
我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在大学教生物学的时候，有成年学生向我请教关于性的问题，希望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给他们一些事实信息，供他们在探究性行为方式时作为思考的根据。这些学生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得是否采用某种特定性行为方式的建议，但他们发现，要获得严格意义上真实而不受道德、哲学和社会偏见影响的信息却要难得多。
我试图用我们对动物生物学的一般了解来回答这些学生提出的问题，但更多的答案需要到医学、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和其他希望能给出一个满意答案的学科中去寻找。但是，在寻找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人类性行为的科学了解几乎比对人体所有其他功能的科学了解都要少。
对性反应和性高潮的基础解剖学或生理学研究看来是很不够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都把生育功能和性行为混为一谈，而且想当然地认为生殖器官尤其是外生殖器，是解剖学上唯一与这两种功能有关的部分。这比认为性反应来自于心脏的古老想法好不了多少。还有一些人认为性反应来自于头脑，认为只要全神贯注，人就能控制性行为。现在我们知道，不仅外生殖器，事实上没有任何结构不是性反应的主要结构。迄今为止，为了试图解释性行为，我们所做的就像不知道消化器官的人想要理解消化过程、不知道肺和循环系统的人想了解呼吸功能一样弱智。
由于在研究性问题时通常会受到限制，科学家们犹豫着要不要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个体对性的了解往往来自自身的经历，从有限的熟人那里得到的零星知识，以及逐渐增多但仍然有限的医学书籍。即使是临床医生关于人类性行为特征的知识，也主要是来自他们的临床经历，没有谁能确定临床病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所有人的行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基于一些特殊类型的病人，临床医生通常更关注解决病人当时的病痛、调整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对完整的性历史进行系统积累。蔼理士、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先驱者在性研究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对那些尚无性难题要寻求专业帮助的人们进行一般性的调查。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俄罗斯的科学家曾试图调查非临床群体的性行为，美国在1920年前也有过类似研究。在20年代和30年代，凯瑟琳·戴维斯、汉密尔顿、迪金森、特尔曼和兰迪斯曾获取过普通群体中更为典型的个案性历史。其中一些研究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获益匪浅，因为它们不仅证明了通过个案历史和访谈技术获取性数据的可能性，还展示了其优点。但15年前，我们赖以获得人类性行为数据的个体总数，要远远少于生物学家认为要了解任何其他物种变化所必需的数量。已公布的人类资料和我们最初的发现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人类性行为的变异要远远大于已知的人类解剖学或生理学的变异。因此，要对人类性行为变异以及造成这些变异的原因有一个完全清楚的了解，就必须要有取自各个不同群体的广泛的个案性历史。
在过去20年里，抽样理论和分析人口数据的统计方法有了很大进步。因此在各个领域，如在生物学、医学、经济学、生理学和社会学中，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统计方法。对公众健康、公众观点和市场调查有兴趣的人已经研制出对人群广泛抽样的实用方法。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当然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还面临着性研究所特有的问题。
因为能观察性行为的机会有限，而我们要获得延续多年的性行为的记录，所以必须依据数据中的个案历史材料。但我们想要获得的，是人类行为中多数人认为是私密的信息，是除了与亲密朋友外不会交谈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的道德观和法律与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并不相符，几乎没有人能公开谈论他们的性历史而不会惹上社会和法律麻烦。因此，我们无法使用理想的统计方法，或是遵循进行不像人类性行为那么私密复杂的调查时所采用的程序。
由于我们保证记录的秘密性，完全不对访谈对象的性行为作任何评判或试图纠正，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获得来自不同群体抽样的16000多个历史记录。样本包括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的从最年轻到年龄最大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从文盲到受过很少教育到受过最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属于不同职业等级和城乡背景的人：信仰不同宗教且信仰程度不同的人；生活在美国各地的人。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样本仍然是不够的，但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我们的样本已经是非常多样化了。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研究的最初目的是希望对一个原来了解并不多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些年里，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可能有助于理解一些社会问题，但这绝不是我们开始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在科学史上，任何新的知识最终都可能有助于人类掌握物质世界。通常一些非常有用的调查成果在开始调查时似乎都没有什么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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