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传道中原的安息国僧人
安息就是西亚古国帕提亚王国，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公元前4世纪曾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公元前3世纪独立，建阿萨息斯王朝。米特拉达悌一世对外扩张，占领整个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一跃成为西亚大国。初都尼萨，后西迁至赫卡顿比勒和忒息丰，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行抵安息西境。国势强盛时，东与贵霜、西与罗马帝国抗衡。2世纪末转衰，226年为波斯萨桑王朝所取代。
遥远的地方总是令人向往，甘英曾到达的安息，因为是中原与大秦等更远的地域交往的中介，且从此国传来幻术、安息雀等神奇的物品和技术而在中原留下玄幻色彩，所以唐代传奇中也总把安息描写成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如《集仙传》中的《太真夫人》就有太真夫人与具有安息背景的仙人安期共同“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的神异传说。
安息靠近古印度北部地区，该地区是说一切有部的学术中心，所以安息国在很长时间内流行小乘佛教。东汉汉桓帝到汉灵帝年间，有来自安息的僧人安世高和安玄到洛阳传道译经；此外，在三国时期还有安法贤、昙帝等来自安息的僧人；而南朝陈、隋、唐间的著名高僧、中国佛教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其祖上也是安息人。
来到东方的安息国僧人被译为姓“安”，是帕提亚帝国中一个族名阿萨克(Arsak)的音译。就东汉时期的著名安息僧人安世高而言，当时在中原的西域人既不称呼他为“安清”，也不称呼他为“安世高”，而是直接就呼之为“安”。
2.1 东汉末年的译经家安世高
安世高是东汉末僧人，他是有史记载以来，最早以汉文系统翻译佛经的著名译经家。据《出三藏记集》卷13、《高僧传》卷1等载，安世高名叫安清，本为安息国太子，故号“安侯”。后来让国与其叔叔，出家为僧。博通三藏，尤精阿毗昙学。汉桓帝(147——167)初年来汉地译经，先后译出《阴持人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39部经典。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末年，因避战乱而到江南，后来在会稽被斗殴者误伤而亡，在江南各处留下许多传说。
安世高幼年的时候就以孝行见称，并且勤奋好学，对于当时的经典知识和七曜五行医方异术，都非常精通。尤其令人称异的是，他居然精通鸟兽之声。据说有一次在路上，当一群燕子飞过时，安世高听懂了燕子的叽叽喳喳，说前面有人来迎接他们，果然不久就见到了迎接他们的人。他的这项能力令当时的人都非常惊奇，当然这只是传说。
安世高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四处游方弘化，遍历西域诸国。147年左右到达洛阳后，用了不长时间，他就学会了汉语言，开始佛经的翻译。可以想见，在当时印度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初级阶段，粗通汉语的安世高所翻译的佛经，水平肯定有限，但是僧史文献中赞扬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达到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的水平，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安世高的翻译，开创之功至伟。
安世高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些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涉及他的来世今生的很多方面，在江南地区流传较广。
刚来到中原的时候，安世高就宣称他在前世就是个出家僧人。有一个与其同修的僧人性格暴怒，总是同供养人和施主闹别扭。虽然安世高对他规劝有加，但这个修道者就是改不了这个坏毛病。就这样磕磕碰碰地一起修道20余年之后，前世的安世高乃与同学辞别道：“我要到东方的广州去，你在明解佛经与学习精勤方面都不比我差，但是性格过于暴躁易怒，这就决定你来世会成为那种具有丑恶外貌的动物。我如果来世成道了，一定会去度化你，让你脱离那受惩罚的丑恶形貌。”
据说在洛阳译经结束的安世高，在汉灵帝末年乃振锡江南，说是要到庐山去度化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果然在一座庙中遇到一条大蟒蛇，正是他那个性格暴躁的前世同修者，安世高便度化他脱离了蛇形(图2——1)。
后来，安世高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游方时，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击中安世高的头部，他顿时毙命。
安世高在洛阳译经、在广州和会稽传教的时期，正是佛教传人中国的滥觞期，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佛也是一种神仙而已，所以对于佛理的理解自然就非常浅薄。安世高所传的主要是小乘经典，既包括一些禅修的方法或概念，也包括对佛经某些基本概念的分类和解释。
2.2 “骑都尉”安玄、安法贤与昙帝
在安世高之后在东汉都城洛阳翻译佛经、传播佛教的安息人最著名的有安玄。
安玄是来自安息国的佛教居士，而不是出家僧人。东汉灵帝末年，安玄到洛阳经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立下了功勋，被东汉朝廷封赐为“骑都尉”。在汉代职官系统中，骑都尉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是掌监羽林骑的官员，由此可见这个安玄立的可能是军功，而“骑都尉”可能也只是个虚的封号，而不会是实职。
安玄这个人性情温和，待人恭敬，在经商之外，把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显然，刚到洛阳的时候他主要也是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等慢慢语言熟练、文字稍通之后，他就开始同在洛阳的那些佛教沙门一起讲经论义。
跟安玄在一起讲经论义的沙门，根据记载可能主要有3位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和支亮，2位康居人：康孟详和康巨，3位印度人：竺佛朔、竺大力和昙果。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位中原人士、安世高的弟子严佛调，严佛调是临淮人，他是当时在洛阳的出家僧人，这是不容易的，在当时的华夏地域，能剃发易服出家为僧的犹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同翻译出《法镜经》，当时由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受，译出的经文无论在佛理的表达还是词语的音译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翻译水平。所以当时译经沙门中传颂说，王子安世高、骑都尉安玄与严佛调三人传译的佛经，是别人无法超越的。这个严佛调当时还撰写了《十慧》，流传于世。安世高对他的这个弟子严佛调非常欣赏，认为由严佛调合作翻译出来的佛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
当然，跟安玄同时在洛阳活动的这些印度、康居、大月氏等地的高僧们，他们也相互合作，译出了很多经典。如支曜译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康巨译《问地狱事经》，康孟详与竺大力译出《中本起》及《修行本起》。
到三国时期，有两位来自安息国的沙门安法贤和昙帝。安法贤。三国时期僧人，据《开元录》卷1载，他本为西域人，魏时来汉地，译出《昙摩迦经》(为《华严经·入法界品》的部分初译)、《大般涅椠经》的一部分。昙帝(Dharmasatya)，三国时期安息国僧人，据《高僧传》卷1载，其人善律学，魏正元年(254——255)中来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
P27-31
这本书是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汉唐时期来华西域胡僧研究”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该课题是希望在考察各类来华西域胡僧的基础上，就西域胡僧与佛教发展的关系作出探索。本书只是对来自西域国家的传教僧人的基本状况作了归类和简单介绍，但是，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我们对汉唐之际来华传教胡僧的概貌有一个具体形象的了解。
为了这个课题，近两年一直在学习、积累资料。由于僧史文献的杂乱和记载方面的神性思维，要将之非常合适地作出解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基本想法是，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好几千年岁月里，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从上层建筑到烦琐世俗，甚至在卑微的生活中，神性思维都如影随形。现代生活不需要过多的神性思维，事实上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过头的神性思维不但束缚了个体的自由，而且在很多方面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阻力甚至破坏。然而，那些曾经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生存时段中发挥过作用的神性思维及其结果，大量地保留在古代的各类文献之中。要研究古代史或宗教史，就无法避开它们。这些西域胡僧在传教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制造了很多具有魔幻色彩的神异事迹，如何解读这些故事或者说编出来的传奇，我在这本书中作了一些尝试。
生活清苦、衣衫褴褛地在黄沙弥漫的古道上一步一步前行的西域僧人们，面临着柔弱的人之肉身根本上不堪抵抗的风雨雪雹、高山冰河、盗贼劫匪及狼虫虎豹的威胁。有的僧人在这样的路途上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目的就是到东方大国传播佛教，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近乎无坚不摧的金刚身躯。于是皮肤黝黑干枯的他们，向人们诉说着如何腾云驾雾日行千里躲避权势者追捕的神奇经历，描述如何听懂了路途上飞过的大雁叽叽喳喳的语言，如何掉到了冰冷的河水中又如何被龙王请去做客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濒临死亡时得到了菩萨的救助。
用现代工具武装起来的人们尽可以嘲笑这些似乎荒唐的说法，然而正是这些荒唐的说法，支撑着我们的祖先顽强地生存下来，支持着那些勇敢的先哲们为传播思想而不惜生死。读到刘放桐先生的一句话：“把人类历史视为上帝救世的过程，实际上表明人作为弱小的有缺陷的存在物的这样一种需要和自觉：只有通达于作为人和世界造物主并因而眷顾着人和万物的绝对价值，人才能超越自身攀升到完满的永恒的境界，获得价值和意义。”我想把这句话献给那些用美妙的神奇传说支撑柔弱的“肉身”传道的西域贤者们，在艰辛、乏味、残酷的冷兵器时代，开阔的思想和温暖的神话给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自信和愉悦，我们才一代代地变得越来越趋向那温暖、阳光的人，而免于沉沦为本能食利的动物。
作为一个部头近乎巨大的学术杂志的编辑，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无休无止的错别字纠正的工作中，颇有筋疲力尽的感觉。人生的时间是个固定总量，在这儿花费多了，在那儿就会减少，所以总是挤占家庭的时间，用来研究和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很不讲究的做法，所以要感谢我的妻子晏宗杰的辛苦。
2500多年前的灵山法会上，大梵天贡献金婆罗花，释迦牟尼佛不发一语而拈花示众，诸菩萨弟子皆默然而立，唯有大迦叶心会佛意，破颜微笑。自此，以心心相印为特征的“实相无相，不立文字”的禅法就流传于世间。
面对这个日益宽容、开放、多元的全球化世界，面对一花一草，我们何不放下一切该放下的，温暖一切该温暖的，心心相印，破颜一笑呢？
2012年4月9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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