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只听说过草鞋，许多人没有见过更没有穿过草鞋。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永康城乡草鞋随处可见，挑货郎担、进城卖菜卖柴的几乎都穿草鞋。
这么多人穿草鞋，是不是穿上草鞋特别漂亮、特别舒服呢？非也，草鞋很硬，细皮嫩肉的脚穿草鞋磨得你连路都不会走，硬走上几步就磨出血泡。卖苦力者、农民之所以穿草鞋，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布鞋，只好穿草鞋。忍着痛经常穿草鞋，穿到后来脚上磨出老茧，再穿草鞋，穿到后来也就感觉不到痛了。
其实，我对草鞋也并不陌生，记得在我10岁生日之际，父亲特意为我制作了一副小担枞担柱(上山挑柴用的)和一双草鞋。每逢星期天我就跟父亲上山砍柴。那时年小体弱的我只能到上山的路口帮父亲抱柴，给父亲做个伴。此后，我上山挑柴，或者上山放牛，都要穿草鞋，雨天还穿蓑衣，头戴箬帽。也正是由于我年少时就不怕苦和累练就了一付好的身板，以至后来在我参军体检时，力压群芳，成了佼佼者，圆了参军梦。
2007年严冬，一次前往新楼方山口采访烘豆腐干时，我打算去铜山看看，据说那里还有许多农家的老行当，但还有十几里路，交通并不方便，加之气候寒冷就搁下来，待春节后再作安排。
2008年3月1日上午，风和日丽，我下定决心，路途虽远一些(近50公里)也要骑摩托车去，时速控制在40公里左右。路虽好，但要过两座水库，几乎全是上坡路，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到了铜山。为了防备村里没有饮食店，我就在新楼买了几个饼子自备开水，这样就不怕饥饿了。到村里打听了村干部，有一位村支委开了个小店，我请他帮忙联系看看农家的老行当哪里还有。经联系，在上梅梗村可能还有，离村里有3里路，要爬山，于是我们将车停在村口操场上，背着摄影包和水，在一位好心人的指点下走上了上梅梗之路。大约经过了半个多小时，山里人让我们去找一位叫杨高仕的村民。到了下梅梗，村里面还有几户人家，却空无一人，我们又继续往前走，不时见到山上的成片毛竹林被折得歪七八竖。山上的树木像剃了头似的上半截几乎断了一大半，这场五十年罕见的冰雪灾害，给山里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走了20多分钟，已见到有黄泥墙屋了，估计上梅梗到了。这个自然村总共也不过七八户人家，如今有几户已迁走，男人们大都已上山砍树砍毛竹，有的男人爬在屋顶上换新瓦，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妇女们在自己家门前扎扫帚。我们终于找到了杨高仕家，他已经没有家，在一个高坎上，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了，有一位40多岁的妇女在被烧毁屋基里面(靠山沿一边)搭的临时伙房做饭。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已经与其他伙伴去下梅梗砍树了，中午不回来，要家里送饭去，这一下如同一盆冷水兜头而下，高仕不在，意味着我们的采访目标无法实现。高仕的妻子叫郑苏卿，由于去年一场火灾，她家里几乎烧光，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是临时搭在弟弟家，烧饭的地方是毛竹搭的棚子。冬天冰冻，她的脸上、手上都冻成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几乎无法见人面。
原来她家里有牛磨和麦磨，如今也被一场火烧毁了。她说：“去年城里曾有几位搞照相的找到这里要拍牛拉磨，我们只好自己出钱叫了几位村民帮忙，如今什么也没有了。”后来，高仕的妻子带我们去看一间堆满柴草的土房，她说：“以前这个曾是榨油坊，如今山里人也图省力都送到磐安用机器榨了，这榨油坊也用不着了。前些年城里一位老汉来我们这里要拍榨油的照片，无奈我们只好拿自己家的茶籽来榨油。”我们同去的一位摄影师连忙钻进柴堆房拍了几幅榨油用具的照片。
时间到了中午12点，这位大嫂客气地留我们吃饭，并再三声明：山里人饭是有的，菜不像你们城里人。我们也感到有点饿了，就不客气地在大嫂家吃了午饭。下午我们匆匆告别了热心肠的大嫂往山下行走。到了下梅梗村，一位大爷客气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问他： “你会打草鞋吗？”大爷爽快地告诉我们，他不仅会打且工具还在，等他吃完中午饭就打，我们自然高兴地等待。我取了相机进入他住的房屋，这是一幢五间并排坐西朝东、冬暖夏凉的土木结构的房子。长者名叫陈仁根，74岁，一生务农，祖辈缙云，但从爷爷起来到这里开山种田，连他这一代已有三代，是完完全全的永康人了。他的妻子是缙云西施人。已于六年前去世。儿子儿媳在城里发展，老人家经营着五口人二亩多田、三亩多山地，田种稻谷，地种柿子。一个人生活倒是自在，这叫一人吃饭全家不饿。老人在房子里热起饭来，坐在灶前不时用一根竹筒吹火，背后有一大堆柴火，这完全是一幅20世纪50年代我儿时生活在农村时见到的生活图画。
在靠窗户的八仙桌上，摆着一架小型三用机，可以放音乐，山里人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影，只有音乐来陪伴他度过时光。桌上摆着半碗鱼冻、一碗菠菜汤，还有一小碟咸菜，老人家就这么简朴过日子，但生活过得还挺充实并不孤独。老人家吃完饭就开始准备打草鞋，先搓绳子、棰稻草，从墙上取下草鞋架，在自己的屋横头认真地准备起来，我也仿佛又回到了我老父亲50年代打草鞋的情景。老汉说，过去一个月自己要穿两三双，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年纪也大了，脚上穿的变成了解放鞋和胶鞋。老人干起活来有板有眼，手脚灵敏，为我们展现了草鞋编织手工艺的全过程。临别时，我们预祝老人家多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老人脸上露出一副笑容……
P79-82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他一生勤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村里贫雇农主席，为土地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农业合作化后退位务农，耕耘着全家六口人的土地。父亲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长年厮守在田野上。他一生正气浩然、爱憎分明、乐于做公益事和善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20世纪50年代，他还当过永康县劳动模范到金华和杭州开过会，备受村民们爱戴。
更厉害的是我母亲————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女人。我的母亲祖籍缙云县壶镇，当时我外公与我爷爷曾在一起共事(挑盐)，就将年轻的母亲许配给我父亲。我母亲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她会纺纱织布、手工做面条、磨面粉、打红薯粉、舂米、蒸年糕、做坛子菜、草编、做布鞋……全是手工活，无一不是一把好手！
我姐姐嫁到同乡的历山村，姐夫什么杀猪、宰羊、做篾、编筐、盖房、大厨进堂样样都会，是远近闻名的手工操作的能手。
我的弟弟是20世纪70年代新店五金厂有名的车、钳、刨能手和白铁匠，也曾办过厂当过小老板。
倒是我和妹妹以及我妻子都是靠读书跳出“农门”的，我们在部队和城里奋斗几十年，分别拥有了“经济师”、“记者”、“高级摄影师”、“中国摄影家”、“中国电视艺术家”、“高级教师”的名号。我从小学起放了学就帮父母挑柴、放牛、干农活，在村里也算顶呱呱，参军后在部队磨炼了一身侦察兵的武艺，离开军营转入地方后，用我的智慧与人品同样练就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十八般”武艺，什么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样样在行，并且一直从事人们十分向往的职业————新闻宣传摄影和电视专业，成为集组织策划、采写、拍摄、编辑、制作为一身的多门类艺术家。我的妻子比起我母亲和我要更胜一筹。她年轻时绣花做鞋心灵手巧，在学校不仅学习好，而且字也写得漂亮，是一个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好姑娘。我们成婚后，她一面教书育人，一面尽自己智慧为学生和老师服务，什么理发、绣花、缝制衣服都是她的拿手好戏。在新疆工作期间她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最为记忆犹新的是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穿戴全是她亲手制作，一直坚持到80年代末。她无论在新疆还是回家乡，始终工作在教育战线，大家都称赞她是一位才女。我们的下一代，长女陈李影乌鲁木齐电力学校毕业，从事电力行业，后从事国营百货行业，是一位聪慧之女；次女陈李健法律大专毕业，从事照相行业；小儿陈磊浙江广电专科学校毕业后闯商海，是思维敏捷、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一代。我们虽然不从事手工操作的五金、民间工艺行当，但是我们一生所从事的职业和成就也可称得上响当当的“百工”之乡的“工匠”，你说不是吗？
1987年冬，我从新疆回到家乡，想接触一些手工艺，却因电视台工作十分繁忙，无暇顾及民间的手工艺。虽在城里和乡下偶尔也可见到民间的手工艺品，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变革的突飞猛进，许多原本由手工操作的工序逐渐被机器、电器化代替。一晃20年后的今天，我发觉除了零星的几个外，绝大多数的手工艺都在不知不觉中远去了。不同行业的师傅们一个个逝去，连同他们手上的功夫一同去了天国；年青一代中虽然也有学过手艺的人，但他们要么进城打工，要么留在农村却干着与自己所懂得的手工艺完全无关的生计。我得出了亦喜亦忧的结论：曾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难得一见了，手工艺人们逐渐丧失了施展功夫的空间。数以百计的中国民间和江湖术业走到消亡的“边缘时代”。
实际上，不独在我们永康。也并非只是在今天，整个传统工艺的日渐式微，早就在明清中后叶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就露出端倪了。清末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中国关闭自守的“泱泱大国”之门，许多西方科学技术伴随而来，华夏大地延续数千年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自然经济被冲得七零八落，更促使立足于广大农村的手工业逐一解体瓦解，众多的手工技术由此渐渐地丧失了最后的“藏身之地”。时境变迁到20世纪末期进入21世纪后。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地鞭策我要为家乡留下一点什么。我从工作岗位退休后一直从事国家、省、市民俗摄影组织工作，为推进和发展我国我省民俗摄影事业、培养摄影新一代付出7心血。得到7社会的公认和称道。同时。我对家乡的“百工之乡”手工艺发生了兴趣，而且越来越痴迷于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的老行当。而今，我回头望我的家乡————永康，每家每户都有擅长手工操作的匠人。永康几乎算得上是“全民皆匠”。
随意走到那个乡镇村落，只要稍为盘点一番，曾经的各类宗祠、会堂、祠堂。竟都聚集了以下手工艺人：打铜匠、打锡匠、补锅匠、钉秤匠、石匠、水泥匠、木匠、篾匠、油漆匠等；后吴村吴氏宗祠和新楼铜山村会堂还展出了上百种农家曾用过的锅碗瓢盆、犁耙、锄头等家什，让人大开眼界。其他与手工有关的活动也包括万项：抽索面、粉干、手工擀面、纺棉纱、炒茶、编草鞋、打蓑衣、磨豆腐、制黄酒、肉麦饼等。
余生亦晚，没有撞上看好戏的时候。我在采访中许许多多的老师傅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初期永康各乡镇村当然也包括各类祠堂，都接连成立五花八门的生产合作社，将铁匠、木匠、篾匠、皮匠、理发匠、缝纫师傅、玻璃匠、杀猪的、卖肉的逐个归罗到一块儿来集体生产，形势看起来一派大好。托了“全民皆匠”的福，360行行行不缺，行行瞧起来红火。遗憾的是，这些生产合作社大多数管理落后，技术水平低，一哄而起后，又一哄而散。后来赶上“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匠人们也一个个扔下手艺活，老老实实回到土地上跑步建设共产主义去了。
由此可知，民间手工艺产品在积淀文化、体现艺术，甚至在深藏爱意与情思上，具有现代工业产品所无法代替的深远意义和深刻内容。唯有挖掘出中国手工艺更多的文化和艺术的特征。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才有发扬光大的空间，也具有非得继续发扬光大的必要。也许正是觉察了不少传统的手工业具有现代工业所无法替代的文化、历史、艺术、风俗等特性，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护、宣扬民间手工业的措施。如风景区内设置手工作坊作为参观景点，给游客表演，虽然看似热闹，但实际慢慢远离了艺术，成了苍白空洞的镜头，缺乏生命力的迹象。但是在我看来，这却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留存民间的措施。通过游客亲眼目睹高超的民间技艺。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去接触、感受，进而加入到发现、挖掘、保护中国民间技艺的队伍中来。2005年春，我去过桐乡乌镇，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镇，乌镇成了闻名中外的历史博物馆和民艺博物馆。在东栅景区有香山堂中药店、百床馆、民俗风情馆、高公生糟坊、蓝印花布染坊、木雕陈列馆、余榴梁钱币馆、皮影戏馆等，并设有民间手工艺一条街，如酿酒作坊、印染作坊、纺织作坊、丝棉作坊、木器作坊、竹编作坊、创烟作坊、布鞋作坊、毛笔作坊等。我敢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入到中国民间手工艺的精髓里去，就必定会深深沉醉于中国民艺殿堂内，成为虔诚的朝拜者。我，也就是这样一名朝拜中国民间手工艺殿堂的外行人。
作者
2008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