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诗
作者：范承祚 整理日期：2021-12-17 03:52:06
多难童年 由苦变甜
不幸岁月 天灾“倭”祸
我祖籍江苏淮安(淮阴)，出生宝应，家境贫寒，时乖命蹇，来到这个世界是民国20年，辛未羊年，即苦难的“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
呱呱落地运河边，时值故乡洪涝年。
国难当头“九一八”，家亡国破面临前。
1931年，是中华民族更深一层地丧权辱国的标志年。此前，自鸦片战争始，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日本侵吞我东三省后，中华大部分地区则逐步成为殖民地。
这一年，也是我家乡宝应的“人死财毁”年。苏北发大水、闹洪荒。宝应县尤其严重。河湖泛滥，堤塌圩溃，城乡均成泽国，一片汪洋。在这次历史罕见的特大水患中，县境内的京杭大运河从黄埔到范水段的30公里间，缺口竟多达21处，两岸田庐淹没，人尸漂流，饿殍处处。据 宝应县志》记载，全境约有7000多人丧生。大灾之后有大疫。果然瘟疫流行，死亡又逾千人。
我就是此年此地出生的。遍野尸横村落废，灾年犹幸此身存。
斯时，我父范瑞涛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在远离县城的宝应东乡“骨头沟”仅有的一座小学任教。父母生我时，他们都已是30岁的“大龄”了。晚婚得子，本属幸事。如此喜报，在当时的通讯极差、交通瘫痪的条件下，是无法送达身在重灾区的父亲的。而他晚获迟到的消息后，又因沿途路毁桥断，无法赶回县城内的家。
大灾之年，母亲没有奶水，婴儿挨饿，长得“皮包骨”。当妈的急得直是哭。亲友邻里一方面想方设法帮找奶妈，一方面安慰说：这孩子出生在春夏之交，是一只命中“有草吃’’的“羔羊”，以后会好的。有一位好心的叫“范二姐”的友人，她终于在一座未倒塌的危堤旁、一座未被完全淹没的村落里，找到了一位灾民奶妈。这位令我母亲长远记住的范二姐，与我家同姓不沾亲，既非本家，更非同室。她就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父亲月薪几块大洋就用在奶妈费上了。如此，我总算在大灾之年活了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过大年、放暑假，才能乘一整天的民船，再走几段土路，从里下河深处的水网地带“骨头沟”回城来。有时候，他也把我们母子接到东乡小学，住上一段时光。那些农村小学物质条件极度简陋，校舍设在年久失修的破庙里，冬不御风，夏不遮雨，同我们现在西北边远地区的办学条件都比不上。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得知：父亲在“骨头沟”小学干了几年后，又调到西乡开创银集镇小学，直到“七·七”事变后又两年。
说起银集所在的周围地区(今属金湖县辖————注)，当年人民的处境是“十年九涝即西乡，缺食少衣苦备尝”。一座初小仅两个教室，分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我父亲任校长兼“高年级”的“多面手”教师，姓杨的老师则教低班。
据悉，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还曾在宝应城内敦睦小学任过教，一度当过县教育局下属的县城体育场场长。
教师家的孩子识字、读书，都比一般百姓家的孩子为早。我4岁时，父母就教会我几百个“字块”。5岁时，父亲让我上私塾。约一年半期间，我先后读完、背熟《仨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初级《国文》读本一、二、三、四册，并且每天坚持写毛笔大、小字各一张————打下了书法的初期基础。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我年已6岁许。同年秋冬，中央军在对日作战中，继淞沪败北后，又丢掉了南京。在日寇开始南京大屠杀之际，苏北地区也岌岌可危了。大批江南的难民逃到宝应等地来，处境悲惨，形势严峻。看到沦陷区里逃出的这些难民，特别是其中担惊受怕的儿童，我幼小的心里顿时痛苦到极点。甚至，我似乎已经预感到这种不幸，下一步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时候，父亲把我们接到有河、湖阻隔的宝应西乡银集镇躲鬼子。在他所在的银集小学里，我被安插在二年级读书。这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而且坏消息不断传来：中央军节节败退，城镇连连失守。再加上湖荡中常有土匪出没。他们打家劫舍，动辄把人抓去，扣押人质，敲诈钱财。这些传闻令人不寒而栗！可怜的父亲和他的同事杨老师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办学教书和安排生活的。
我还记得，学生早晨到校、傍晚散学，都要整队，父亲总要作一番爱国主义的“训话”。他屡屡提到近代史上清季外交失败，列强侵华，使中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他尤其向大家讲述日寇正在侵华战争中的现行罪行。父亲讲得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学生们聆听之余，小小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反应：在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我们的愿景是，大中华要富国强兵，团结奋斗，不受欺凌！
当年没有电灯，就连油灯也往往点不起。每在太阳落山后，尤逢没有月光时，眼前漆黑一片，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在夜色苍茫中，父亲经常从卧室摸到隔壁的教室里，双脚踩上风琴，口唱爱国歌曲。这些歌曲包括《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苏武牧羊》等。其声调凄凉、低沉，时而悲壮、激烈。此情、此景、此感受，时过70年，我犹历历在目。
家邦危急避湖乡，小镇周边险异常。
满目疮痍遭劫难，琴音回荡夜茫茫。
1938年上半年，苏北地区形势有所缓和，出现了一段“偏安”局面。我和母亲从银集镇迁回宝应县城居住。父亲则仍留在西乡原处任教。同年秋，我进入宝应城北初级小学续读二年级，时年7岁。该小学创办于1908年，位于北门外大街中段的关帝庙内。应该说，这是我正式上学。此前两年，不管是读私塾还是在银集小学插班，只能算是学前教育。
人城北小学，我有一种新鲜感。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起点，印象特深。我把这所学校视为我若干母校中的最初母校。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包括有过年级中最佳学习成绩，获过全校一至四年级算术比赛的满分第一名，赢得丛校长和其他老师的一致好评。1998年，在我入学60年、亦即城北小学建校90大庆之际，母校负责人嘱我题写几句。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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