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于“五四”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乳名“玉爱”。她的父亲邓庭忠当时在广西省做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湖南长沙人，经过媒妁之言与邓庭忠结婚，随丈夫到了广西南宁，婚后生了邓颖超这个唯一的女儿。邓颖超3岁那年，她当镇台的父亲因为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她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为谋生，1910年邓颖超随母亲从南宁辗转来到天津，靠母亲行医和做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后来得知，父亲在刑满回家的路上猝死他乡。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敢于反对封建习俗、性格刚强的知识女性，母亲自立自强的性格对邓颖超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母亲经常教导邓颖超，女子必须独立、自强才有出路。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起个人经历时，专门说到邓颖超的母亲。他说，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说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1912年，8岁的邓颖超随母亲又到了北京，入北京平民学校读书，受到学校创办人、校长陈翼龙革命思想的启蒙。1916年，12岁的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在她的习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写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表现了她的报国之心。
“五四”时期，15岁的邓颖超投身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之中，她和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发起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是讲演队长。后来她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这些青年都是爱国的，热情高涨，不顾一切，为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实现中国的改造，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以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吴建宁采访了邓颖超天津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梁岫尘。她说：“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到城东南角演讲，她怕群众听不清，于是就问附近的老大爷要桌子。桌子这么高她怎么上？我正在她旁边，她一撑我的胳膊，‘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她是大声疾呼，声泪俱下啊。这时候观众很多，都围上了。她越讲越激动，听众甚至都掉眼泪。”
那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一身学生装，胸前别着一枚圆形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徽章，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天津学界已很有名气。一次，周恩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当时讲台上一位女学生正在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年仅15岁的邓颖超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的情况：代表团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们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的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学生回答说：“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一个擅笔战，一个擅演讲，都是活跃人物，一开始相互就留下了印象。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接受吴建宁采访时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与她闲聊，讲起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邓颖超：“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说，哟，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英俊。她曾经看过周恩来主演的新剧。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又是个男校，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来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来演的“华娥”一剧，使她早就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学界20名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生10名，女生10名。在结社时，他们通过抓阄排列序号。21岁的周恩来抓到5号，化名为“伍豪”；而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抓到1号，名为“逸豪”。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周恩来还因此被捕入狱；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人之常情，但那时他们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曾扮演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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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南京市首届“十大文化名人”评选结果揭晓，与此同时，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市档案局(馆)共同建设的“南京文化名人档案库”工作也正式启动。国内著名的电视纪录片编导、时任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的吴建宁同志荣获首眉“十大文化名人”称号后，他的部分档案被首批征集进南京市档案馆。
吴建宁拍摄过十几部国家级重大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其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吴建宁同志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全国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首批征集进馆的档案是吴建宁几十年来从事电视纪录片工作的真实记录，这些档案不仅见证了他在我国电视纪录片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骄人成绩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及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许多重要人物的喜怒哀乐。
2009年，南京市档案局(馆)与吴建宁同志协商，确定利用其工作中形成的相关档案，撰写《镜头里的记忆》一书，并将此选题列入了南京市档案局“开启记忆之门————档案编研重点工程”之中。
之后，我们邀请了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黄慧英同志担纲此书的写作任务。此后黄慧英同志专心此书的写作，为此推掉了其他约稿，除了对吴建宁进行了10多次采访外，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书稿的完成付出了心血。吴建宁同志工作繁忙，但他百忙中认真审阅、修改了书稿，对此书立意的确立、风格的把握、史实的考证，甚至是文字的推敲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并且提供了大量珍贵、鲜活的照片，其认真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备方面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南京市档案局的领导为此书的编写、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将军是我国电视纪录片的领军人，虽然公务繁忙，仍然拔冗为此书作序；南京市档案局的丁枫、王晓燕、丛伟、刘峰、陈阳林、李兆梅、夏蓓、姜海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够唤起社会各界名人的档案意识，把自己丰富的档案捐赠给“南京名人档案库”，我们将在妥善保管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源，打造出更多、更好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产品，实现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开发利用的新突破，为南京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该书的编写和编辑工作肯定有挂一漏万的遗憾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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