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失败的婚姻
俞振飞的第一位恋人名叫谢佩贞。她是慎昌洋行经理谢绳祖的妹妹，排行第五，人称谢五小姐，能书善画，喜欢昆曲。俞振飞常去谢家教曲，两人产生了感情。谢五小姐向母亲吐露了想许身俞振飞的心愿，但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其母的门第观念十分强烈，虽说俞振飞的上代也曾做过官，但早已败落，而父亲俞粟庐眼下仅仅是苏州张家的一个门客而已。尽管俞振飞仪表堂堂，相貌不俗，但毕竟是个工资菲薄的小职员，怎能做得洋行老板的乘龙快婿？遂以“我家女婿非留洋学生不招”为由，拒绝了女儿的选择。但谢五小姐对俞振飞一往情深，矢志不移。老太太既割不断女儿的情思，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往来接触，于是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法子：给俞振飞介绍个对象，让女儿死了心。当时冯超然正在谢家教画，老太太就同冯商量，冯想起自己有个表妹范品珍，父母双亡，独自一人住在嘉善。而舅舅临死前曾托他照管，若能将表妹介绍给俞振飞为妻，岂非一举两得！但他知道俞也钟情于谢五小姐，若直接与他说，定然遭到拒绝。于是，便到苏州去向俞粟庐提亲，竭力为他表妹美言，以促成这桩婚姻。此时，俞粟庐已经七十又六，抱孙心切，又不知儿子在上海另有所爱的情况，就爽快地应允了，并定下日子，让俞振飞回苏州完婚。俞振飞接到父亲的来信，不啻当头浇下一盆冷水，浑身冰冷。他矛盾，他苦闷，自己所爱的人不能结合，偏偏要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作为终身伴侣！他心里实在不愿意，但又无法反抗，一则怕伤了年迈老父的心，二则自己的事业无成，前途未卜，凭什么去与命运抗争呢？于是他郁郁不快地回到苏州，与范品珍拜堂成亲。时为1923年春。
范品珍比俞振飞小两岁，高挑的个头，高耸的颧骨；性格直爽，但少几分温柔；识几个字，却无文化可言。俞振飞在上层与文化界人上接触多了，自然对范品珍看不上眼，一无好感。新婚之夜，他心里念祷的是快生个孩子，以慰老父之盼望，自己也好从这尴尬的婚姻中解脱出来。没有度完蜜月，他就借口公务繁忙，匆匆离家回沪。一年后，范品珍果然生了个男孩。俞粟庐、范品珍都很高兴，俞振飞也松了口气。可是婴儿头上忽然长出肿块，医生说是胎毒，三日后不治而亡。第二年，范品珍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经漳。孩子长得健康活泼，逗人喜爱，可这并不能改变俞振飞对妻子的态度。从此，俞振飞似乎完成了历史任务，每月回家一次，常常是早晨到苏州，向父亲请安，中午吃顿饭，留下生活费，晚上就赶回上海。妻子得不到丈夫的欢爱，当然很苦闷，她除了抚养孩子外，成天沉浸在麻将之中，以消磨岁月。俞粟庐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也管不了这许多，只得听之任之。
谢五小姐比俞振飞长三岁。她原先由海宁一位徐老先生教唱昆曲，俞振飞到上海后，就改请俞教唱。这位小姐极聪明，不仅能书善画，而且曲唱得不错，笛也吹得好。俞振飞结婚以后，谢老太太就逼她嫁给一位有钱的广东人。谢五小姐心里虽极不愿意，但母命难违，于是只得采取消极抵抗办法，嫁到夫家后竟不肯与丈夫同房。丈夫以为她生理上有缺陷，就同意离婚。一个月后，谢家送去的嫁妆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谢五小姐回到娘家后，就专心跟冯超然学画，终身不嫁。后来谢家也衰落了，谢五小姐就以教唱“俞派昆曲”谋生。1961年俞振飞六十寿辰时，谢五小姐还特地画了一幅扇面相赠，以表祝贺，寄托她数十年对俞振飞一直忠贞不渝的爱情。
俞振飞自从与谢五小姐的恋爱受挫后，自知与谢家的门户不当，也就死了心，虽然不满意已娶的妻子，但再也没有与谢五小姐发生感情的纠葛。1926年春天，俞振飞在徐太太家中唱曲时，碰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此人姓陆，名字也叫佩贞，出身也是大家闺秀，后来与丈夫闹离婚，为父母所不容，只得寄居在远房亲戚徐太太处。陆姑娘很聪明，能唱昆曲，还能写一笔娟秀的好字。两人一见钟情，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一天傍晚，陆佩贞神色慌张地来到俞振飞的住所，跪在地上向他求救，说是徐太太要将她卖给天津军阀张宗昌作侍妾，而她宁可在俞家当丫头，也不愿去天津，希望俞振飞能收留她。俞振飞当然愿意娶她为妻，但苏州已有妻子在，要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父亲这一关就通不过，若把她作为二房纳下，也许父亲还能应允。于是，他连夜把她带到了苏州。俞粟庐见她聪明伶俐，倒也喜欢，就认了下来。范品珍虽然妒火中烧，但见公公已经答应，也就无可奈何，只得约法三章后，勉强允诺。开始几个月，彼此倒也相安无事。后来范品珍发现陆佩贞的聪明能干、文化素养都在她之上，不仅取得丈夫的宠爱，而且也博得公公的喜欢，这样发展下去，大有取代她的可能。她难以容忍了，开始找岔子，吵吵骂骂，一直发展到摔家具和打架。陆佩贞在苏州住不下去了，只得随俞振飞回到上海，另行租房安家。但此时俞振飞经济上正处于窘境，因为当时穆藕初已去南京，他的纱厂和交易所都关闭了，俞振飞也就失了业，没有固定的收入。后来，虽然严惠宇与陶希泉出资帮助俞振飞等人办起了新乐府昆剧团，然由于票价低廉，加之经营不善，无法继续办下去。俞振飞除了一些菲薄的教曲或堂会收入外，别无经济来源，因此经常出入典肆当铺。陆佩贞毕竟耐不住清贫，1928年7月，她与俞振飞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义勇团游艺大会上合演了《连环记·小宴》后便离家出走，另嫁他人。
八、创办“新乐府”
苏州昆剧传习昕原定学员学满五年毕业。自1924年他们第一次来沪实习演出后，声誉鹊起，被视作昆剧中兴之希望。1925年至1926年间，这是传习所结业前的最后两年。学员们除了正常的学戏外，还不时到上海实习演出，演出地点主要是广西路的笑舞台以及徐凌云的私家花园————徐园。有时夜场在笑舞台演出，应观众要求，再到徐园加演日场。演出剧目，除了折子戏外，还有整本戏。如1925年12月在笑舞台演全本《连环记》，包括《起布》、《议剑献剑》、《问探》、《三战》、《小宴》、《大宴》、《梳妆》、《掷戟》等折，由朱传茗、张传芳分饰前后貂蝉，顾传玢、周传瑛分饰前后吕布。翌年2月在徐园演全本《铁冠图》，包括《探山》、《捉闯》、《借饷》、《对刀》、《步战》、《拜恳》、《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守门》、《杀监》、《刺虎》等折，由沈传芷、华传苹、施传镇、倪传钺、马传菁、赵传钧、周传沧、王传凇等主演。3月，在徐园公演整本戏《贩马记》，由俞振飞指导，顾传玠饰赵宠，朱传茗饰桂枝，郑传鉴饰李奇。
传习所频繁地到上海演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加实践机会，扩大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办学经费。虽然穆藕初每年都拨款资助，但总不能全都依赖他，更不能一辈子依赖他。“传”字辈演员日趋成熟，已经到了自力更生、自谋发展的时候了。1927年秋，传习所派人到上海与俞振飞联系，希望他出面办个昆剧团，带领一班刚毕业的“传”字辈演员在上海图谋发展。当时，俞振飞在京昆界票友中已颇有点小名气，尤其他多年来与传习所同台串演，与“传”字辈小师弟们关系甚为密切，因此他确实是出面组班的最佳人选。俞振飞也因穆藕初去南京出任工商部次长，纱布交易所关闭而失去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因此对传习所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苦于经费尚无着落。一日，俞振飞趁与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江海关总督陶希泉打麻将的时机谈起办团经费问题，严、陶两人答应拿出五千元作为一次性赞助，同时建议将笑舞台包下来，装饰一新。俞振飞立即联络了曲友张某良、吴我尊和沈吉诚，组成了维昆公司，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谁知消息传到了苏州俞粟庐那里，俞粟庐连庀给儿子写了封信，告诫他千万不要当老板，不要管钱，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知子莫若父”，俞粟庐对儿子的特长、能力知道得很清楚。俞振飞自知缺乏经理之才，也为尊重父亲的意见，就让张某良当了前台经理，自己作为后台经理，分管排戏、选择剧目、分配角色等工作（相当于今日之艺术总监）。笑舞台改名为新乐府昆剧院后，传习所作为学校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戏班，正式起名为“新乐府”。
原来的笑舞台经过改建，金碧辉煌，高雅精致。剧场四壁髹以红粉，加上金漆花纹，每一庭柱悬挂宫灯，座位按严、陶两位的建议，全部改用藤椅并加上软垫。台上台下，干余支电灯泡将剧场照得如同白昼；台上悬挂着林屋山人的集句、袁寒云书写的对联“古调凄金石，新声杂管弦”，其额为篆文“兴古为新”。俞粟庐题赠了“曲尽其妙”四个大字，周信芳也送来亲笔题词“古乐中兴”。吴昌硕虽已仙逝，但他在半年前题赠给顾传玠、朱传茗的两副对联也悬挂在旁，十分醒目，其一日：“传之不朽期天听，玢本无瑕佩我宜————致乐府名小生顾传玠。”其二日：“传随李白花间想，茗倘樵青竹里煎————致乐府闺门旦朱传茗。”此外，严惠宇赠了台联，陶希泉赠了二十只花篮。沪上各票房、曲社俱赠匾框、屏联，不计其数。参加开幕式的社会知名人士有潘竟民、徐志摩、陆小曼、周信芳、盖叫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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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上海昆剧团成立时，我调到该团当编剧，任创作组长，从那时起就认识了俞老。但与俞老的直接交往则是在1982年秋。其时，我随团到西安作巡回演出，俞老与李蔷华老师也同去了，除了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外，我还陪同他们一起游览了兵马俑博物馆、骊山华清池、乾陵、昭陵、茂陵、马嵬坡、碑林等名胜古迹。俞老还应邀到西北大学讲学，讲的是他一生与昆剧结缘的经历，后来我帮他整理后，发表在《陕西戏剧》上。这是我第一次协助俞老所做的文字工作。在此以前，俞老的文字工作一般都由昆剧老作家陆兼之做的。1987年陆先生故世后，这部分工作就由我担负起来。这样我与俞老的接触就日益增多了。1989年春，俞老就嘱托我这个后生小子为他写传，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和器重。但由于资料不全，加上其他事情的干扰，撰写工作时续时断，一直没有完成。在俞老生前没能让他看到这部传记的出版，这是我十分愧疚的事。但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年年初，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陆稼林先生的鼓励和敦促下，我下决心抛弃了其他工作，日以继夜，奋战数月，终于在俞老逝世三周年之际把它写成了。当我将这一叠叠书稿敬献在俞老灵前的时候，我的沉重心情似乎减轻了许多。
这本传记记录的是俞老光辉而又真实的一生。说它光辉，因为俞老在京昆事业上的贡献，足可彪炳史册；说它真实，因为这里写的俞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十全十美的“神”。在他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事业的拼搏，也有感情的纠葛。当俞老娓娓讲述他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时，我惊诧于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和真实感情，毫不避讳自己的性格弱点和某些失误，这分明要我把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来描写，而不是把他当作完美的“神”来敬奉。
俞老早年的一些珍贵资料，大多在“文革”中丧失殆尽，全凭回忆，难免有疏漏之处。我尽量对照当年的报纸，一一加以核实和订正。在编写其活动大事记过程中，我查阅了《申报》和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报刊。至于俞老在外地的演出活动，因手头缺乏资料，只能暂缺，待以后有机会再加以弥补。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李蔷华老师的全力支持，她不仅帮助回忆，提供资料和照片，还仔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郭汉城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此书作序，鼓励甚多。此外，陈西汀老师、俞经农先生、陶影女士、倪穗珠女士、王绍基（江上行）先生、胡忌先生、徐希博先生、许寅先生、陈莹女士、薛正康先生、谢志良先生、舒纪云先生、张万良先生、杨振东先生、张申英女士、王诗昌先生以及俞老的弟子们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唐葆祥
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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