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故乡
这座曾经长满古榕的城市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度过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可是如今，我却在日夜思念的家乡迷了路：它变得让我辨认不出来了。通常，人们在说“认不出”某地时，总暗含着“变化真大”的那份欢喜，我不是，我只是失望和遗憾。
我认不出我们熟悉的城市了，不是因为那里盖起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大楼，也不是因为那里出现了什么新鲜和豪华，而是，我昔时熟悉并引以为傲的东西已经消失。
我家后面那一片梅林消失了，那迎着南国凛冽的风霜绽放的梅花消失了。那里变成了嘈杂的市集和杂沓的民居。我在由童年走向青年的熟悉的小径上迷了路。我没有喜悦，也不是悲哀，我似是随着年华的失去而一起失去了什么。
为了不迷路，那天我特意约请了一位年轻的朋友陪我走。那里有梦中时常出现的三口并排的水井，母亲总在井台边上忙碌，她洗菜或洗衣的手总是在冬天的水里冻得通红。井台上边，几棵茂密的龙眼树，春天总开着米粒般的小花，树下总卧着农家的水牛。水牛的反刍描写着漫长中午的寂静。
那里蜿蜒着长满水草的河渠，有一片碧绿的稻田。我们家坐落在一片乡村景色中。而这里又是城市，而且是一座弥漫着欧陆风情的中国海滨城市。转过龙眼树，便是一条由西式楼房组成的街巷，紫红色的三角梅从院落的墙上垂挂下来。再往前行，是一座遍植高大柠檬桉的山坡，我穿行在遮蔽了天空和阳光的树荫下，透过林间迷蒙的雾气望去，那影影绰绰的院落内植满了鲜花。
那里有一座教堂，有绘着宗教故事的彩色的窗棂，窗内传出圣洁的音乐。这一切，如今只在我的想象中活着，与我同行的年轻的同伴全然不知。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我，而我，又似是只拥有一个依稀的梦。
我依然顽强地寻找。我记得这鲜花和丛林之中有一条路，从仓前山通往闽江边那条由数百级石阶组成的下山坡道。我记得在斜坡的高处，可以望见闽江的帆影，以及远处传来的轮渡起航的汽笛声。那年北上求学，有人就在那渡口送我，那一声汽笛至今尚在耳畔响着，悠长而缠绵，不知是惆怅还是伤感。可是，可是，我再也找不到那通往江边的路和石阶，以及汽笛的声音了！
这城市被闽江所切割，闽江流过城市的中心。闽都古城的三坊七巷弥漫着浓郁的传统氛围，那里诞生过林则徐和严复，也诞生过林琴南和冰心。在遍植古榕的街巷深处，埋藏着飘着书香墨韵的深宅大院。而在城市的另一边，闽江深情地拍打着南台岛，那是一座放大了的鼓浪屿，那里荡漾着内地罕见的异域情调。那里有伴我度过童年的并不幸福，却又深深萦念怀想的如今已经消失在苍茫风烟中的家。
我的家乡是开放的沿海名城，也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基督教文化曾以新潮的姿态加入并融汇进原有的佛、儒文化传统中，经历近百年的共生并存，造成了这城市有异于内地的文化形态，也构造了我童年的梦境。然而，那梦境消失在另一种文化改造中。人们按照习惯，清除花园和草坪，用水泥封糊了过去种植花卉和街树的地面。把所有的西式建筑物加以千篇一律的改装，草坪和树林腾出的地方，耸起了那些刻板的房屋。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他们所不适应的文化形态，留给我此刻面对的是无边的消失。
我在我熟悉的故乡迷了路，我迷失了我早年的梦幻，包括我至亲至爱的故乡。我拥有的怅惘和哀伤是说不清的。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里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接合地，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捡稻穗，上山拾柴火，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空心菜和晒干的番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
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厄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
1945年，我十三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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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快乐是种能力，而谢冕老师是最有快乐能力的人。
无论顺利或曲折，谢老师总能持有乐观的心态，并用快乐点燃周围的人。
谢老师能够享受思想的快乐、探索的快乐、发现的快乐、创造的快乐，也能享受物质的快乐、寻常的快乐、吃的快乐、喝的快乐。八十多岁的谢老师有着让年轻人羡慕的食欲和热情，越来越大的酒量，红酒、啤酒、白酒同时享用，“三盅全会”。到现在，依然手洗衣服，坚持晨跑和冷水浴。平时总穿一件洗得发旧的衬衣，而正式的场合又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
能上能下，大俗大雅，大雅大俗。
雅与俗、高与低的界限既分明又模糊。这使我更相信快乐是加法，是不断丰富的过程。高与低、雅与俗、精神与物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
更难得的是，无论精神还是物质的享受，谢老师一直都葆有旺盛的激情。2008年，谢老师主持的《中国新诗总系》定稿会在杭州召开，一下飞机谢老师就宣布了“会可开可不开，书可读可不读，谢老师的话可听可不听，但是一定要玩好”的“四项基本原则”，并计划此行要完成绕西湖跑一圈的夙愿。果然，一天午休后谢老师开始行动。那天他的夫人陈老师也没闲着，打车绕西湖，先在三分之一处等着，见谢老师跑来，又打车再到三分之一处去等。见谢老师跑得很轻松，陈老师才放心回到住处。谢老师跑得不快，但规定自己中途不能停歇，从柳浪闻莺出发，三个多小时又回到了柳浪闻莺。
再次登泰山也是谢老师的一个愿望。一次诗歌活动正好在泰安举行，于是邀请谢老师去参加。为安全起见，活动主办者选了两位年轻诗人陪着谢老师一同登山，其～ba－－位还号称农民诗人。可几个小时下山后，谢老师依然精神抖擞，两位年轻诗人早已累瘫，第二天早上起不了床。今年6月，谢老师又一次登上了泰山。
还应该说一说谢老师召集的“馅饼大赛”。这被参与的朋友们誉为谢老师每年主办的“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已逾四届，馅饼、大蒜、酸辣汤这三样平常又平常的食物，让深入到精神世界的教授、博士们体验了一次次物质的盛宴与精神的狂欢。前不久去谢老师家，谢老师讲起忽然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美食家。大家通常认为的美食家们口味太单一，只能品美食，而谢老师无论高低、粗细都能品味出其中的美处。和谢老师出去吃饭，当服务员问起有什么忌口，谢老师总是回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也让我想起了谢老师近几年一直想写的两篇文章，题目都已想好，就是《乏味》与《无趣》，针对的是现在人们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吃东西既怕咸又怕甜的现象，但至今仍未写出。记得一次饭桌上谢老师谈起想写的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批评家白烨兄很长的感慨，于是又有批评家点评：文章还没写出，评论已经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太难，谢老师如此感叹。
和谢老师在一起，我常想，“平民心态”并非平民的心态，而是超越了平民又能保持的一种平民心态。我们总是讲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此语不谬，也说明了保持平民心态的难度。
如此说来，谢老师并非没有愤怒。记得多年前一次聚会，谈起当时让人震惊的一起抢劫灭口案件，谢老师气愤地说：“连强盗的道德标准都下降了！”谢老师常说，童年时代受到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谢老师当过兵，虽是文化教员，但真的扛过枪，那时也真的有“敌人”，但早二十多年前就已与“敌人”拥抱了，这些谢老师都写入文章里。2013年我有幸见证了这一情景的再现，台湾诗人痖弦先生获得中坤国际诗歌奖，谢老师上台颁奖，两位当年在对岸互挖战壕的“敌人”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现在的谢老师早已没有了敌人，但依然有坚持、有抗争、有原则。
这是一本谢老师自述文章的选集，谢老师在确定选文后让我帮助进行电子文稿的整理。工作完成，谢老师打来电话，要我写一篇后记。师命不可违，但要写些什么，一直拿不准。几经修改，留下这些文字，我想告诉并不熟悉谢老师的朋友，这部书的著者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贡献突出的批评家、著作等身的学者，更是一位令人敬佩、有情趣的快乐之人。而这部书，也正好回答了谢老师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着快乐的心态，这都源于爱————对亲人的爱，对家乡的爱，对母校的爱，对事业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生活的爱。有了这些爱，对谢老师来说，太阳真的每天都是新的。
刘福春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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