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


作者:杨雪梅     整理日期:2021-12-17 03:51:4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陈铭德对待自己的下属总是十分周到,非常爱护,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给报纸添了麻烦就怒发冲冠,有时甚至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会责备工作人员。
  《新民报》编辑陈理源当时二十刚出头,言必称“苏俄”,《新民报》同人戏称之为“理源洛夫”(“洛夫”是苏俄式的后缀)。1943年3月的某晚,记者浦熙修发来两篇稿件,一篇讲女公务员生活困难,要求增发平价米,遭到孔祥熙的拒绝;另一篇是孔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的消息,文中言及孔大小姐的嫁妆绣花旗袍“皆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数十人日夜赶制”。当班编辑“理源洛夫”看到这两条消息就两眼放光,兴奋异常,他特意将这两条消息并置在一起,并作了这样的标题: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此君还不理睬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对两文“删登”、“免登”的指令,决意一字不动,全文照登。第二天,消息刊出,反响自然强烈,但这“漏子”也捅大了。陈铭德只得四处奔走,打躬作揖,托人说项,好不容易才化解了危机。风波甫定,报社同人起哄要“老板请客”,于是一同前往冠生园;可陈理源却拒绝“赴宴”,陈铭德、邓季惺先后去请,他都毫不领情。时隔不久,“理源洛夫”结婚,特意挑在中苏友好协会办婚宴,这回陈铭德也拒不出席,以此来报本家小子上次罢宴的“一箭之仇”。尽管如此,后来上海《新民报》创刊,陈铭德还是派陈理源去当了副总编辑。
  上海版《新民报》停刊后,陈铭德多方奔走,动用了上上下下的关系,上海当局才同意复刊,但提出苛刻的条件,一是由国民党中宣部介绍一人充当上海版总编辑,二由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方治各介绍记者一至二名来报社工作,三是要《新民报》辞退上海社的赵超构与南京社的浦熙修二人。陈铭德对于前面两条忍气吞声同意了,但坚决地拒绝了第三条。陈铭德说:“赵浦两位在《新民报》工作多年,从来没有不正当的活动,也绝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以不用此二人为复刊条件,上海、南京两社的许多朋友都要为之心寒,不愿再在《新民报》做事了。你们如果坚持,我无法交待,报纸只好不出。”陈铭德的态度如此强硬,上海当局也只好作罢。
  从陈铭德对高语罕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感受他的兼容并包。高语罕,也就是高一涵,是中共最早期的党员之一,一生追随陈独秀,1929年因与陈独秀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开除中共党籍。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高语罕一直伴随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1942年,陈独秀病故,高语罕无事可做,经张慧剑等人介绍为《新民报》撰稿,并寄居在陈铭德家中。陈铭德没有因为高语罕特殊的身份而对高有任何的冷淡,相反礼遇有加,还请他为孩子们补习语文,只不过高语罕写的一两篇反共的文章陈铭德认为有过激之处,没有发表。1946年《新民报》在南京复刊,高语罕也一同前往,他的自传《九死一生记》就是在《新民报》连载的。
  陈铭德有时给人很有城府的感觉,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无缘无故的好,反而让那些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很看不惯,觉得很虚伪。《新民报》重庆版晚刊的总编辑程大千家累很重,陈铭德除了经常给他红包之外,还破例让他在别的报纸兼职。程大千虽然全盘接受却并不领情,反而对老板的行为多有猜测,陈铭德并不在意,依旧多方照顾。一次陈铭德语重心长地说:“大千啊,别人说我对你好是假的。你想想,我就算对你是假的,这假了那么多年,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1947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由吴祖光主编的《夜光杯》刊出了署名为“愚者”的讽刺诗,诗是根据国民党党歌即代国歌改编的,题为《冥国国歌》,这首诗对原国歌只改动了很少的几个字,但却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离心离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第二天,读者好评如潮,反响强烈,函电交加,拍手称快。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却被气得暴跳如雷:“渠口口声声效忠党,结果竟有如此妄行,显系大逆不道,实有干犯党纪之处,应以党纪予陈氏以制裁!”随后又把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一同召去,责骂不止,并正式提出要上海《新民报》自动停刊,交出《冥国国歌》作者等要求。陈铭德虽然当众受辱,心里十分郁闷,但他并没有责怪吴祖光半句,而是埋头疏通关系,在坚持“只能道歉不能停刊”和“不负交人的责任”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多方交涉,最后才以“自动停刊”一天并登报道歉而了结。几十年后吴祖光谈及此事还感慨万千:“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板,闯了这么大的祸,他一个字也不怪你,全是他去给人打躬作揖,把事情给了了。”
  蒋文杰和宣谛之是经常给《新民报》惹事的两个人,正是他们两个的“左倾”表现导致南京版《新民报》最终被永久停刊。陈铭德虽然对他们有些怨言,但也只是苦笑着对他们说:“我算是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你蒋文杰,一个是宣谛之。打个比方,我有两问房子,让你们来开店:一问开面馆,一间开饭馆,结果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事实上当报纸被封后,他最先做的事情是安排蒋文杰、宣谛之两个出逃。
  当时陈铭德请许多名流写稿,每次总是亲自登门,敬致润笔费、车马费,郭沫若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闲居,没有收入,陈铭德四时八节都有所馈赠。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集在《新民报》旗下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同事与陈铭德都有着基本相同的人生诉求,对政治都不热衷。对于《新民报》同人来说,这张报纸不是用来进行党争和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只是一个代民立言的岗位,他们追求所谓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立场。在这样的旗帜下集结的是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即使有些地下党员,也是以无党派面目出现的。陈铭德虽然人了国民党却从未参加任何党务活动,只是挂个名,也未担任任何要职。据统计,报社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党籍。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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