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拿破仑一生进行的几十场会战，分析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力求消灭敌军的兵力，是拿破仑作战行动的基本目的，是他决胜之道的中心内容。他把这个思想，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军事活动之中。
在拿破仑之前，作战的目的可不是这样“简单”。那时的统帅打起仗来，什么都想要————城池、土地、土地上的民众、财富与女人等等，似乎想通过一次作战要把敌方的全部纳入自己的囊中。要知道，当军队承担起超过其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要求时，则会犯一个兵家大忌————蛇吞象！
从思维理论角度讲，目标与能力必须保持平衡。力量要按照目标的要求去建设，而目标的确立要考虑到力量的可能性，两者之间一定要保持平衡。如果一个统帅面临着目标过大而力量不足，则要考虑提升力量，让力量达到目标的要求；如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达不到目标所要求的那样，就要放弃目标或者降低目标，或者使目标分阶段执行。一支军队再强，也有其力量的极限。如果作为统帅给自己的军队赋予太多的任务，多到超过军队自身的能力时，那么就违反了这个定律，他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拿破仑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九的统帅，思想却超越个子高于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统帅，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看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要比夺取城池、占领土地、掠夺财富与女人重要得多。后来，当有人问他作战的诀窍时，他的回答是：“在欧洲有许多好的将领，但是他们一下子期望的东西太多，我看见的只有一个————敌军的兵力，我全力去消灭它。因为我确信，随着敌军兵力的被歼灭，其他一切也随之而土崩瓦解。”
拿破仑在战争中，从来不是先去夺取敌人的领土，而是首先寻找敌人的军队，并且力图在一次或两次会战中把敌方的重兵集团歼灭，进而夺取胜利。
我举一个战例：1806年10月，拿破仑率法军在耶拿战役中打败普鲁士的军队主力后，继续向东推进，企图将与普鲁士结盟的俄军打垮。
1807年1月，俄军统帅莱昂蒂·本尼格森率领的约七万俄军和八千普鲁士军队，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出发，迎击法军。而拿破仑也调集约七万军队，希望抄袭俄军后路。本尼格森得知法军动向后，返军艾劳，迎战法军。由于俄军与普军距离本土近，拥有良好的作战基地，所以法军在艾劳会战中没有达到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目的。
然而，拿破仑并没有罢休，在双方休战对峙的时候，他不惜提前征召1808年的新兵，向东奔波几千公里赶到作战地域，决定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歼灭敌人的主力，迫使俄国退出第四次反法联盟。
本尼格森闻知法军进攻，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企图退出现在的阵地，向弗里德兰地区转移。
弗里德兰，现已改名为普拉夫丁斯克，是位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东南二十七英里、艾劳以东十五英里的一个小镇。拿破仑迅即决定夺取这个战略要点，以阻挠俄军撤退。
6月14日，会战打响。为什么拿破仑选定在这个日子开战呢？原来，拿破仑是想讨个吉利，这一天正是他在1800年取得马伦哥会战大捷七周年的纪念日。马伦哥会战，是拿破仑当上法国第一执政后指挥的第一场会战，他对这次会战，一直引为自豪。因为有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法国粉碎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进攻，并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也进而巩固了拿破仑在法国的地位。
清晨3点，拿破仑下达了作战命令。下午5点30分，拿破仑下达进攻的命令。他给手下大将炮兵司令塞纳尔蒙将军的命令是：用猛烈的炮火对弗里德兰桥梁进行拦截射击，决不能让敌人重兵集团通过这座桥跑掉。
几十门火炮的威力终于发挥了作用。到了晚8时，本尼格森的军队已是溃不成军。拿破仑以伤亡一万二千人的代价，取得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歼灭敌军四万多人，并缴获了敌军几乎全部的火炮。
把敌人的重兵集团歼灭了，剩下的就好办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迫向法国求和。
6月25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在涅曼河中游一只设有篷帐的木筏上举行会晤，双方最后于7月7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拿破仑将整个西欧收入了自己的囊中。尤为重要的是，俄国也被他拉了过来，成了他对英经贸战中的盟友。
拿破仑“灭敌比夺城好”的作战原则，是其称雄欧洲十余年的诀窍之一，马克思曾指出：拿破仑两大老生常谈的作战诀窍之一，就是“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这个原则，对后人的作战思想影响巨大。
有西方兵学之父之称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他的敌人拿破仑给他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拿破仑统帅的法军对普军迅猛的进攻，以力求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作为战略目标。”而自己国家的军队，还把战争目的局限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面。对此，克劳塞维茨感到极其痛苦。后来，他在《战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感受：“直接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必须被置于首先考虑的位置。”
中国军事家毛泽东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三，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P60-64
我“认识”拿破仑很晚。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那个时代的孩子对外国人了解甚少，除了悬挂在父母单位会议室的几个“大胡子”的伟人以外，几乎再也叫不出其他外国人的名字了。后来，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反对“封资修”，如果谁提起除了几个“大胡子”之外的外国人的名字，还不沾上有“海外关系”的边？而沾上海外关系的边，就意味着有打人十八层地狱的危险。结果，我也就把小学课本中发明蒸汽机的英国人瓦特的名字都忘记了。
再后来，国内电影还在被封杀的时候，为了政治上的应景需要，露天放映《列宁在十月》，从中知道了有瓦西里；学会了一句台词————妻子说：“瓦西里，面包没有了。”瓦西里回答：“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荒漠中，有根绿草，也喜悦；重复是记忆之母；儿时的记忆是深刻的————我们这些正值求知欲旺盛期的少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好不容易抓到根“新鲜的”信号，一天到头翻来覆去地说着上面的两句台词，结果把“瓦西里”这几个字记得牢牢的了，打死也不会忘记。
我在这部书的开篇用了清末一个书生的事例。当他看到试卷上的题目《项羽与拿破仑》，不知拿破仑是人，还是物，又不能交白卷，于是自以为是地写下一行字：“项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乎？”意在用这个流传很久的事例，讽刺晚清学子的孤陋寡闻和晚清教育制度的落后愚昧。其实，我感觉少年时代的自己比这个晚清学子好不到哪里去。
感谢邓小平，是他老人家恢复了高考，让我在已经过了最佳求学年龄时，考上了大学。1978年，我考上大学读历史专业。在大学期间，我从原始社会的腊玛古猿，学到现代，知道并了解了许许多多外国人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查理大帝、但丁、米开朗基罗、彼得大帝、巴赫、贝多芬、黑格尔、克劳塞维茨、老毛奇、福煦、克里孟梭、丘吉尔、罗斯福、巴顿、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卢蒙巴等等，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好的、坏的都有。其中还有拿破仑·波拿巴。这时，我才慢慢地懂得即便是那些“大胡子”伟人，也是在对上述一系列，甚至更多人名的“好与坏”的“扬弃”基础上产生的。
拿破仑就是这种意义上无数个人名的一个。
我是在学欧洲近代史时，“认识”拿破仑的。开始还没有觉得他怎么样，甚至还有点奇怪。心想，这个法国人的名字，怎么没有法国人名字中常用的“让”、“热”、“耶尔”之类的字呢？倒是好记，“破轮子”(当时我还不知道晚清那个学子的事例)————那时学外语多用闷办法，在外国字下面标上中国人容易记的谐音，以帮助自己记忆。
后来，关于他的书看多了，渐渐地了解并对拿破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伟人！这是一个英雄！这是一个天才！这“三个”词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什么是伟人、英雄、天才？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说：伟人、英雄、天才是“创业人物”，是历史上的“一种固定的力量”。“历史事件透过他并且环绕着他而发生，于是他的观念与决定就成为历史的过程”。杜兰的评价是有见地的。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使得他连战连捷，用“历史常态的”战争，把自由、平等、人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新的理念，送到了几乎欧洲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传统的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成为新欧洲的创业者；他在政治上的远见，促成了《民法典》的制定，成为二百年以来各国类似法典的圭臬；他对欧洲未来的设计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设想，为冷战以后欧洲的统一提供了蓝图。
所以，他称得起伟人、英雄、天才！当然，他和历史上任何一个伟人一样，都是借势而生、应时崛起，如果没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可能还是默默无闻。但是，他抓住了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让历史“透过他并且环绕着他而发生”，进而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就是真正的伟人。
然而，伟人、英雄、天才，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和常人一样，有自己的呀呀学语，有自己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有自己的如日中天，有自己的黄昏落日，有自己的油尽灯枯；他们和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正确与错误，有优点与缺点。
拿破仑亦然，他也是一个常人！
幼时的拿破仑是问题少年，天天打架，甚至打他的哥哥，打完架还编瞎话，以免受到责罚；他长得不招人待见，既不伟岸，也不帅气，行为乖戾；他性情孤傲，性格近似偏执，自负里深藏着自卑。
成年后，他有一切男人可能都有的弱点：虚荣，追求“高枝”；好色，甚至在不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嫖过娼，有名有姓的情妇有四五位；暴躁好斗，三句话谈不来，就想动手打人、张口骂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常人，却成为了伟人，他的人生轨迹究竟是怎样的呢？伟人与常人，巨大的反差会激起人们走近拿破仑、了解拿破仑的兴趣。而这本小册子，就是想为读者提供这样一个入门向导。
2011年上半年，《百家讲坛》的孟庆吉先生给我电话。2005年，我在《百家讲坛》做《二战人物》系列节目，孟先生就是我的编导，他是一位非常谦和却认真的电视人。略略寒暄过后，他问我能否做一档古今中外名将的节目。我答应了下来。思考几天后，列了一个名将的名单，其中特别推荐世界公认的四大战略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拨、恺撒、拿破仑。《百家讲坛》栏目经过研究，拍板选中了“拿破仑”。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及孟庆吉先生、吴林先生对“拿破仑”节目的构想设计给予了非常好的指导。因为我不是“电视人”，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对电视语言不太熟悉，孟庆吉先生又从电视语言艺术上给予了辅导，以便讲出来的东西更好听，更好看。经过半年的时光，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终于把“拿破仑”做完了。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娄建勇、陈虎与我在几年前的出版过程中，配合默契，相互信任，合作得非常愉快。他们听说我在《百家讲坛》录制了新节目，马上屈尊向我约稿，让我感动。
中华书局是百年老社，《百家讲坛》是新时代的名栏目，我能在他们提供的平台上，向听众或读者奉献我的成果，不胜荣幸。
在录制《拿破仑》的过程中，2012年3月3日20时38分，我亲爱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时，还问我什么时候录完《拿破仑》，并嘱咐我，如果播出时，别忘了给她的一些幼时的同学与年轻时的同事打电话，因为他们一直喜爱我的节目。
想起母亲，悲又从心来。
母亲出生在旧时代的中国，家境贫寒，因外祖父患病早逝，母亲自幼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父爱，饱尝世态炎凉。
然而，刚强的外祖母怀着对未来的期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拒绝善良者让其改嫁的劝告，带着独女过着艰难的生活。
母亲是外祖母的期望和未来。她也没有辜负外祖母的期望，当共产党来到她们家乡时，她毅然参加了革命，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离开教育岗位，为培养合格的国家建设者尽着自己的力量。
1952年，母亲来到东北与父亲成婚。先后生育抚养了三个儿子。母亲养儿成人、教儿成器，把她节俭、勤奋、诚实、友爱他人、励志的品格与精神传到了她的三个儿子身上。在我们的学龄期间，母亲每天都督促我们学习，检查我们的成绩。当年少无知的我们进入梦乡时，母亲却在灯下为我们缝补因淘气弄破的衣裤。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当全国停课闹革命都不上学时，她把我们带到学校图书馆，恳求图书馆老师把我们关在里面，让我们学习；当恢复高考制度时，我们兄弟三个已经过了最佳的读书年龄，是母亲到处给我们找复习书籍，请老师给我们做辅导，最后使得我们考上了大学，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
母亲一生人品似梅，坚韧自立，虽与世无争，却告诫我们兄弟三个努力正直、诚实可信、不苟苟且且，为党、为社会尽心尽力。母亲时常教导我们做任何事，哪怕是再小的事儿，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告诫我们“不要迈过良心这道坎”，“迈过良心这道坎活着，也等于死了”。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每一点成绩，她都会给予微笑与赞赏，这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与嘉勉。
我们兄弟三人成家有了孩子后，母亲又把全部的爱施惠到了孙辈身上，辅导和督促他们学习，严格要求他们品行端正，关心着他们每一步的成长。孩子小时不懂事儿，吃饭哭闹，母亲就学着动物园里几乎所有温顺的动物的动作，哄着他们吃饭；每年过年，母亲都在压岁的红包上针对他们各自的特点与性格，认真写下对他们的寄语与期望；当他们考上大学，她笑得比我们还开心……
母亲贤慧如兰，视每一个儿媳如己出，和她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轻声慢语，没有和儿媳红过一次脸，像对待女儿一样关爱着她们，尽力帮助她们减轻家务负担，让她们静心工作与生活。
母亲给予我们的爱太博大了，每当我们来到她的身旁，一碗汤、一碟菜、一句亲切的话语、一个亲切的眼神，都让我们感受到伟大的母爱和家的温暖。不论哪个儿子和孙辈，只要他正在遭遇困难或病痛，他一定是母亲那时最牵挂的。想起母亲，我们深感内疚，我们给母亲的回报太少、太少，而母亲始终恬退隐忍，以巨大的包容和宽容爱着子孙，直到临终还给我们留下了深情难忘的目光……
而今，六十载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母亲终于累了，慢慢地垂下她辛勤的双臂走了……
母亲，您给予儿子以生命，您给予儿子以今天的一切。在本书付梓出版前夕，我以上述这些话表达我对母亲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马骏
2012年4月5日于京郊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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