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那时的我是沙皇军队波兰军团的一员，当时我们正在向南方撤退。我们到达黑海后，便匆匆登上了船。我们的船在保加利亚短暂停留之后，驶向了君士坦丁堡，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年半。
能够离开残酷的内战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说实话，卷入战争是有悖于我的意愿的，在这样的混乱中，人很难保持中立。当然，我非常想摆脱这种局面，而在君士坦丁堡靠岸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体面地逃离这非人的冲突。
在君士坦丁堡，战争似乎很遥远。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抹去我对前一段经历的记忆。充满野蛮和暴力的画面像梦魇一般充满我的头脑。对于战争和暴行我找不出任何正确的理由。在战争期间，我会有短暂的睡眠或是极度疲劳后的小憩，那时，一种奇怪的直觉会升起，我会觉得世间应该有另外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在我小时候，相似的感觉会让我产生很多疑问，这些经验无疑让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我定期会去一个叫作Russi Mavak的俄国社区中心。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一张海报，宣传一个叫邬斯宾斯基的人举办的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很神秘，叫作“以当代西方人的思维呈现的古老东方智慧”。我被吸引住了，当即决定去参加。(讲座的内容在邬斯宾斯基的《寻找奇迹》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呈现。)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讲座的内容了，但有一个场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邬斯宾斯基先生给了我们一些练习的指引，通过这些练习我们可以自己验证他给出的论断。我对这种方式感到惊奇，于是决定要参加后几场的讲座。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加这个讲座。我很震惊地看到，那些对我来说很清晰，而且闪耀着真理之光的理念，却为新近参加讲座的人所抵触。他们经常打断邬斯宾斯基先生，不让他全面地阐述他的理念。这让我们这些“老听众”很愤怒。幸好邬斯宾斯基先生在讲座结束后会安排与我们的会面，有时我们会在老城区的咖啡馆里待一个晚上。在这样充满生气的场所里，一轮接一轮的杜希克酒。佐以各种东方的美食让我们无穷无尽的哲学讨论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参加讲座的次数越多，兴趣就越浓。讲座后的聚会也非常吸引我，我决定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按时参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真正地向我打开了，它是如此引人入胜。我觉得我需要让自己更加平衡，让我的内在空间更加有秩序，以便能够聆听已经升起的内在召唤。
我的家人和朋友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拜倒在一个古鲁或骗子的脚下，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我的感觉跟他们完全相反，因为我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觉察到我的不足，尤其是我对知识的缺乏。我知道“时间不等人”，我应该继续我由于战争而中断的学习。虽然在战争爆发时我已经是一名军官，但我在波兰只具有相当于法国高中文凭的学历。
在君士坦丁堡的俄国流亡者很担心下一代的未来。于是，一些知名人士和各类组织提出了一些巧妙的解决办法，让年轻人能够继续学习、获得文凭。捷克斯洛伐克向俄国学生开放了大学教育，甚至提供奖学金。当然，他们这样做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标榜他们斯拉夫人的身份。美国也为俄国学生提供了一些帮助。很明显，君士坦丁堡只是一个临时居住地。
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俄国流亡者却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他们的祖国了。其他流亡者却仍旧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活。在等待期间，他们都过着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富有一些的人会卖掉包括珠宝在内的家当。大部分的年轻人都非常急切地接受了奖学金。
每个人都关切着同样的问题：要做些什么？如何安排生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自己对这些都非常不确定。我们经常跟邬斯宾斯基提起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圣经”式的时代，预言都会发生。他还说：“现今的时代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理解人生真意的新人。”
邬斯宾斯基向我们保证，他认识能够为我们开启这样道路的人。这个人会很快到君士坦丁堡来，这些提前举办的讲座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的人做好准备，以便能够理解这个人的语言和实际的教学，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类可能的进化。我不太能明白邬斯宾斯基的意思，因为我对于神秘主义、哲学或心理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即便如此，这些讲座都让我尝到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滋味。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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