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路看山”
三面波光拥一城，江潮时共海潮生；
人家住在潮声里，半是风声半雨声。
————[清]胡·《蛟川竹枝词》
北仑，地处甬江口南侧，区内有中国“港口皇冠”之称的北仑港。这里三面靠海，境内平原广阔，河网交叉，山海延绵，有“四山一地一分水”之称。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原属宁波镇海县治，1987年定名为北仑区。
距北仑港不远的地方有个霞浦镇，东连柴桥镇，西接新碶镇，北倚金塘港，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距穿山半岛3千米。霞浦，在很久以前是绵延的海涂，随着岁月的流逝，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里开始成为涨涂，又从涨涂变为陆地，霞浦的“浦”就是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作为地名在清朝初年就已出现。相传原有上浦(今称上傅)、下浦之称。此地的居民有很多人都姓张，因此这里俗称“下浦张”。
霞浦南面有个戴家村。据老辈人说，清朝初年，鄞县天童有几位姓戴的农民迁居至此，在这里辛勤劳作，生息繁衍，遂集聚成村。因此早些年时，每逢清明，还经常有戴家村人去天童扫墓祭祖。
戴家村又称戴家岙，亦名穿山戴家。戴家村依山傍水，背倚康家山、老鼠山，面临洪溪庙后山，侧傍扶驾岭，三面有丘陵环护。这里是海濡之地，土瘠民贫，是个四方有名的穷山坳，只有30多家住户，有些人家甚至没有大门和围墙，真是“升门见山”。有词曰：
高河塘外秋风吹，长山桥头秋日迟；
一路看山到霞浦，恰逢九月望潮时。
镇海地区环海而邑，这里的民俗勤朴，居山者，以耕凿为生，濒海者，以渔盐为业。嘉靖《宁波府志》载日：镇海“滨海斥卤，其土瘠。其俗甘勤苦，务织作，温柔敬爱，有古遗风。”另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这也是戴家村的写照。在戴家村生活的数十家农户，其主要的谋生之业，就是为富户人家开垦土田和山林。到了岁寒农闲时节，乡民们还要播草籽，捻河泥。村里的小河流直通柴桥的一条大河————芦江河。乡民们两三人一组，摇着农船，从村河到芦江河，再到柴桥、穿山的河浜中挖河泥，因为那里的河泥黑糊黏稠，肥力十足，可以作为第二年早稻、晚青稻的基肥。
戴家村人还有一个主要的活计，就是卖菜秧。到了春夏的芒种、夏至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落夜，培育菜秧。待到秧苗长成的时候，乡民们头一天夜里就要把菜秧拔出来，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一般50株一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大竹篮中。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就提着灯笼，成群结队地将菜秧挑到高塘、柴桥，甚至远至梅墟等地，摆摊出售。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困苦，但勤劳质朴，民风淳厚。
戴家村分为东舍、西舍、中舍三片地区。东舍弄边有一位木匠，名叫戴大榜，从小学就了一些雕刻的手艺，替祠堂庙宇和有钱人家做工出力。戴大榜辛苦劳累了一辈子，也没攒下值钱的家当，能够留给儿子的家产只有两问将要倾塌的破旧房子。（P1-3）
《“培罗蒙先生”————戴祖贻》一书终于完稿了。从此书酝酿到最终完成，经历了10年时间，实可谓“十年磨一书”，如今终于圆满完成了，我如释重负。
我与戴祖贻先生的相识，最早要追溯到2007年，当时是宁波服装博物馆的陈万丰馆长邀请我去上海东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正巧碰到戴先生，他也与陈馆长认识，也来参加会议。戴先生在会上发言，提及他在东京培罗蒙的情况，让我感到有点惊奇，因为大家都知道培罗蒙是老上海最有名的西服店之一，以后公私合营，如今南京路上还有培罗蒙的店铺，谁也没有想到在日本还有一个培罗蒙。因此，会议期间，我主动过去询问有关东京培罗蒙的情况，戴先生非常随和，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应允可以详细为我介绍一些情况。几天以后，我前往戴先生在上海的寓所，开始为老先生做“口述记录”。这就是这本书最早的雏形。
那次戴先生在上海住了较长的时间，因此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他家。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戴先生的家乡北仑戴家村与我外婆家的亚南村是毗邻的两个村，如此相近的乡亲，让我们之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切感。
几经磨合整理，文章终于写好了，我即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档案馆编的《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以后这篇文章被收入上海档案馆编的《当年那些人》一书。后来此文又被宁波的《宁波帮博物馆馆刊》、台北宁波同乡会的会刊《宁波同乡》、香港《宁波帮》等杂志全文刊登。
口述文章完成后，我觉得戴先生的经历非同一般，他是中国服装大师在海外奋斗创业、铸就辉煌的真实写照和典型代表，因此十分希望能将其经历写书出版。从那以后的5年里，戴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回上海两次，然后到宁波家乡扫墓省亲。每次回沪，我都要与他约定碰面，继续补充口述，不断修改书稿，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许多其他资料。2010年3月，我与戴先生一同回到宁波北仑的家乡，实地考察了他从小生活成长的地方，我与他们一同上山扫墓，一同会见他的父老乡亲。2010年初，我又将戴先生的业绩分别介绍给宁波的宁波帮博物馆，及正在筹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些机构都非常重视，多次来到上海戴家，老先生热情地给他们捐献了许多实物藏品。
承蒙戴先生的盛情邀请，2010年6月，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戴先生九十寿辰的生日宴会，也使我更多地了解了戴先生的家人和相关情况。在寿宴上，老先生以“十年一次的生日”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讲话，说出了“做人真的很好”的肺腑之言。老先生精神矍铄，面容慈和，虽然经历了岁月沧桑，但依然从容淡定，祥和地接受着儿孙们的祝福。看到老先生身体康健，子孙满堂，真的很为他感到高兴。
2013年以后，因为戴先生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几年都没能回国省亲。为使书稿早日付梓，尽早完成戴先生的夙愿，2016年1月，我又特意专程去日本东京看望戴先生，实地了解了老先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况。
老先生非常谦和，他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对写书出书不是很有信心。而我始终觉得，戴先生是“培罗蒙”的代表，其个人的经历也是培罗蒙的历史，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将其自身的经历融入上海商业史、上海文化史、红帮裁缝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来阐述。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关涉个人的活动，但这个行为应该具有“社会意义”，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课题。戴老先生是中国“红帮裁缝”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服饰文化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他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事迹能够问世，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其间，我与多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未成，最后才确定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谨此向上海大学忻平教授，NORTH CAROLIN A A&T STATEUNIVERSITY DR．GUO CHEN YANG，宁波服装博物馆原馆长陈万丰先生，及所有为此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努力辛劳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掩卷之际，席慕蓉的“乡愁”又回荡在耳际：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地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别离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李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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