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姜健入选艺术名家，毋庸置疑是由于他近三十年坚守河南本土文化，用拍摄环境肖像的方式记录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成就。
他的系列影像作品《场景》、《主人》、《孤儿档案》以及近期的《筑城者》，都是河南境内和农村、农民、农业有关的题材。他的肖像摄影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摄影界认知，被观众了解，他因此荣获国际大奖和国内多个重大奖项，成为国内外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摄影家。
不少艺术家的成功或由于出身名家为名门之后，或由于从师名家为名师高徒，姜健与此毫无干系。他祖籍河北，1953年出生于河南开封，那时他的父亲姜鑫任开封市市长，母亲刘克任开封烟厂党委书记。他父母共有六个子女，他排行老五。他1岁时，父亲调至北京中央财贸部，他随之到北京。1961年父亲又调至东北局财委，他又随之到沈阳读小学、中学。
姜健毫无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就是他周围的同事同道也不太知道他的父母曾任高官要职。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他们才在追悼会上了解到他的父亲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后任顾委会秘书长；他的母亲在省妇联任副主任。
姜健的兄弟姐妹们，退休前都有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河南的二姐是开封毛纺厂的工人，小弟是河南省艺术专科学校的舞蹈老师。
1961年到1969年，姜健在辽宁沈阳读小学、中学。儿童时代他有个愿望，长大当体育明星，那时候他踢足球、打乒乓球都有些天分，不是那场“文革”，他也许会做职业运动员。后来他又喜欢上了音乐，拉二胡、手风琴，还和他们东北局大院的孩子们组织了小乐队。
1969年到1973年，姜健随父母走“五七”道路来到辽宁省朝阳地区北票县章吉营公社松树营大队小双庙小队，当时父母是带工资、带家属、带户口、带党的关系、带职务（自然是虚的）的“五带”下放干部。
还是少年的姜健对身份的转变和生存方式的转变没有意识，兴高采烈地打点行李登上了开往辽西的火车。至今，姜健还清楚地记得初到农村那一天乡亲们头顶大雪等在村口欢迎他们全家的情景。房东熬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小米粥，贴了一大筐的玉米面饼子和地瓜，还不住手地给每个人添饭夹菜。那顿饭吃得很香很香。晚上，姜健和一家人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听到父亲说：“真是到家了呀！”姜健意识到这儿就是自己的新家。
姜健在当地读完高中，一年后回家当了还乡知青。农村的生活总是艰辛的，他天不亮就和乡亲们一起去耪地、锄草、间苗、打权，后来还学会收玉米、摘棉花、砍高粱、割谷子。面对和他同岁的农村小伙伴，他常常自惭形秽，人家挑百十斤的水桶，双手插在袖筒里悠悠荡荡的，跟杂技表演一样。自己挑半桶水还龇牙咧嘴摇摇晃晃，像只大虾直不起腰。他咽不下这口气，就不停地学不断地练。肩上的红肿消了，手上的老茧长起来了，他才知道了劳动的艰辛，同时也领略到交织在一起的幸福。每当夏日炎炎汗流浃背耪地的时候，树荫下饮一瓢清凉的井水他就感觉是最幸福的事儿了。那时姜健真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他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
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的时候，他常常拉起二胡，和着松涛伴着流水，尽情尽兴。老乡们听着他的琴声说：“娃呀，你那二胡怎么拉的像说话一样啊！”姜健还在村里教会了和他同岁的小伙伴拉二胡、吹笛子，徒弟又教会了徒弟，从此山村里除了山风鸟鸣，还有了管弦声声。姜健组织了小乐队为村民们演出，还被抽调到公社宣传队，演出样板戏时他曾经拉过京胡主弦。那时他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干上专业乐队。
1972年春，父母接到一纸调令，姜健随之结束了他在农村的生活。那时他刚刚适应无忧无虑的山村生活，真有点不舍。三十年后，姜健回忆起他离开那个小山村的情景还满含深情：“父亲从外地引进的品种羊还没开始剪毛，他自己垫钱给队里买的几千棵苹果树还没有挂果，准备贷款把电引进来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父‘亲利用老关系为公社买的全县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还没有下地，我们却又要搬家了。
“临走那一天，村头山坡上站满了为我们送行的乡亲，还是那辆大马车，驾辕的枣红马似乎也不愿我们离去，用蹄子刨着地咴儿咴儿地叫着就是不肯走，车老板红着眼睛狠狠地抽了一道响鞭，我的眼泪从心底流了出来。”
姜健这一段农村生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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