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搜寻了大量的伊利诺斯州南部的旧报纸之后，伊利诺斯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在1860年9月的第一周，《芝加哥时报》终于从过去找到了可以羞辱亚伯拉罕·林肯的东西。
《时报》的编辑们从1844年马科姆出版的一期遍布灰尘而且模糊不清的《鹰报》上发现了一个演说，这是林肯为亨利·克莱最后一次角逐总统助选所作的演讲，在演讲中，林肯胆敢攻击托马斯·杰斐逊这个美国独立之父。演讲声称“杰斐逊的品格令人厌恶”，而令杰斐逊颜面扫尽的主要证据是他和他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关系，以及他们所生的奴隶子女，此事在坊间流传已久。“虽然杰斐逊一直在哀鸣自由和平等、诅咒奴隶制，但是他将自己的孩子置于锤下，从他的放荡中赚取金钱。”
这不是通常用于严酷的政治羞辱的材料，但是当安森·切斯特将此文交给林肯，这个斯普林菲尔德的高个子律师的回复出离愤怒。林肯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六年之中，他把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作为反对在美利坚合众国扩张奴隶制的道德标尺。他特地将杰斐逊誉为“崇高的开国之父们————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其中的一员，并且在1859年把“杰斐逊的原则”确认为“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
在一个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压力之下，杰斐逊沉着冷静、远见卓识，提出了彻底的革命纲领，这是可应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的真理，铭刻于今日乃至未来，它将专制和压迫阻遏于襁褓之中。这些荣誉都属于杰斐逊。
林肯在1860年9月6目的《伊利诺斯州日报》以坚决的否认回应了《芝加哥时报》的攻击。“这是蓄意妄为的伪造……林肯先生从未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演讲中讲过这样的话。”
奇怪的是，林肯没有自己出面否认。“我希望不要用我的名字”，林肯在给切斯特回信时写道，“但是我的朋友们会揭发这是针对我进行的伪造”。林肯这样做事出有因，事实上，多年后威廉·H_赫恩登(林肯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传记作者)写道，“林肯先生不喜欢杰斐逊的为人”和“政见”。林肯认为，杰斐逊集伪善与特权于一身，只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中追求自由，他是农业秩序的维护者，在团结农民和劳动者的迷雾中隐藏着精英阶层的规划。然而就在当时，即19世纪50年代，杰斐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林肯将他对杰斐逊的“厌恶”公之于众不合时宜。此外，这些象征比其设计者的构想有更多的用途。林肯颠覆杰斐逊偶像的方法是通过拥护杰斐逊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言论，然后将其作为揭发杰斐逊自己的政党正在背弃这些原则的手段，因为他们在保护蓄奴的南部的政治利益。林肯在1858年和民主党的竞争对手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大辩论中，乐于在杰斐逊的声明和杰斐逊的政治继承者正在为奴隶制进行的软弱的辩护之间挖设鸿沟，似乎使民主党的创始人成为林肯反对奴隶制的共和主义的信仰者。但是《芝加哥时报》的编辑们将托马斯·杰斐逊从他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显示了战术上的机敏，而且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的志不同道不合，他们深挖过去的演说来作证的做法也很聪明。
林肯出生时正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前的三个星期。但是，林肯一生将不安地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弗吉尼亚人的阴影之下。他的文化价值模式与杰斐逊截然不同。杰斐逊精心将他的政治原则与个人生活剥离，他倡导公职人员的公共道德，私下里追求的却是享乐满足；他歌颂自由，却在一生中蓄养了150到200名的黑人奴隶。与之相反，林骨守道德规范，他之所以成为万众崇拜的偶像实乃自身的真挚和诚实所造就。林肯隐忍艰难的政治婚姻，却没有丝毫不忠的污点；他声称“天生反对奴隶制”，“我记不起我什么时候没有这样想和认为”。杰斐逊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非正统也臭名远扬。林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非正统的立场和杰斐逊差别不大，但是在一生之中，林肯逐渐将政治观点与宗教主题相结合，最终求助于神秘的上帝，上帝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既使他困惑，也给他带来安慰。当关注的焦点由作为偶像的托马斯·杰斐逊转向作为政治家的托马斯·杰斐逊时，人们就会发现，他是反联邦党人、是华盛顿的批评者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公开的敌人，是贵族共和党人和蓄奴者，是来自农村并对城市、工业以及任何与土地无关的财富的反对者。而当亚伯拉罕·林肯成长为成熟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他几乎在政治世界观的每一个方面都站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对立面。
当杰斐逊谈及自由和平等时，他代表的是一代正统的贵族共和党人，他们希望以“自然的”贵族政治以及由自给自足、而不是为别人工作来挣取工资的独立的自耕农为广泛基础，来取代君主专制这个非自然之物。林肯代表的则是下一代的属于中产阶级的北部和西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他们眼中，所谓“自然的”贵族无异于其他的类型的贵族。林肯所珍视的是自我本位的自由民主的灵活性，而不是温和的贵族共和罔的稳定性。就像詹姆士·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林肯研究过他并是他的崇拜者)、边沁、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赖特这些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林肯崇尚进步和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推崇19世纪新的资本主义网络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所带来的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林肯在1861年说道：“我认为，人生在世，不仅有改善自身状况的责任，还要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好”，他随即又用人们熟知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语汇对这种改善进行了解释：“我追求的是给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方法。”P2-4
可以说，我和林肯有缘。从2003年到2004年我曾在伊利诺斯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伊利诺斯虽不是林肯的出生之所，却是他成长的地方，因此该州被称为“林肯之地”(Land ofLincoln)。出现在伊利诺斯州几乎所有汽车牌照上的这三个英语单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正生活在林肯的地盘上。访学期间，学历史出身的项目负责人Joanne’Wheeler博士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我们这帮Freeman Fellows进行了解美国历史的文化之旅，足迹遍布伊利诺斯及周边地区，与林肯有关的历史遗迹几乎被一网打尽。遗憾的是，奔走之余，我并没有翻阅关于林肯的相关著述。这段经历只是使亚伯拉罕·林肯成了我(确切地讲，是我的双脚)最熟悉的美国总统。
2007年11月初，林肯再次走到了我的身边。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刘军研究员受人之托向我提起翻译林肯传记一事。也许正是由于那一年的缘分，我并没有多想便应允下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多么艰难的精神之旅。正如译者序中所言，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林肯传，本书的作者艾伦·c．古尔佐是美国宗教史和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所做的是把林肯作为一个思想者加以解读。其中，我并不熟悉的宗教思想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且贯穿始终，实在是不小的挑战。因此，完成译稿之后，虽已尽力所为，心中仍有几分忐忑。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书中图片绝大部分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和谷歌的Pi——casa网上相册的James’s Pubfic Gallery。感谢周成明和杨亮在搜集照片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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