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出生在北平
我出生在北平(北京)，我原来的家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内大街民族宫饭店南侧斜对面，在把角儿红绿灯的位置。过去这里有两条街，一条叫刑部街，另一条叫报子街。我家是报子街41号，是我祖父的官邸。小时候我和祖母一起看京戏都是在报子街靠近西单的那头儿。后来祖父去世，才搬到了柳树井胡同。那时出城捉蛐蛐、与车夫交朋友、上北平美术学院，都是在柳树井的事情。现在我常坐着汽车从我降生的地方经过，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每次和老伴儿经过这条马路，我都会指着马路中央说：“这里就是咱们的家！就是我降生的地方。”
从西单到复兴门，原来这条大马路中间都是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扩充马路，把中间的房子全拆了。当年祖父的官邸是三进门的深宅大院，大门外两旁各有一座汉白玉大理石的“上马石”，上马石很大很高，是两层的石头阶梯，祖父出门骑马或坐轿子，都要先由差人搀扶着踩在单腿下跪的差人腿上，蹬上上马石，再骑上马。我记得家里大门的门槛很高，小孩子跨不过去，要过就得爬过去或是由大人提起身子才能过去。我小时候常和一个叫裘缉武的邻居小男孩骑在门槛上，还抡着自己做的小鞭子把门槛当马骑。1991年，我的电影《狂》在成都“青年宫”拍蔡大嫂和大老表逛庙会的外景，青年宫的山门门槛也是那么高，我给扮蔡大嫂的演员许晴脚上绑上京剧里缠脚女人的小鞋，让她穿着这双红绣花鞋“踩跷”，我有意借着她过高门槛展现一下那双过去旧年代女人的小脚和踩着小红鞋的女人是如何跨过山门高门槛的。为此我设计由大老表和一个袍哥一人一边撑着演员的胳膊，在过高门槛时两边人往上一提，把女演员身子架起来，一双小脚被悬空从高门槛跨过来。我特意拍了这么一个特写镜头，可惜没拍好，没有在影片里用。
记得祖父官邸的两扇大门又高又厚，门上有两个大铜环，那时候没有门铃，叫门就要拍门环，轻轻地拍门也会发出当当的响声。大门里有一间“门房”，住着专管开门的人。若是家中来了客人，看门的就先把来客请到前院的客厅里就座，之后才去里院向主人禀报。进了大门，迎面是雕花砖的大影壁，影壁前放着一个半人高的大荷花缸，比那时的我还高，我扒着缸沿踮起脚，想看看缸里的小金鱼都办不到，都得由大人拦腰抱起来才行。前院和里院是隔离开的，前院不大，除了客堂外没有住人的房子。前院满地都是砖墁地，进了大门要下好几层台阶才能到平地，进里院的二门也要上两三层台阶，显得前院地势很洼。平时前院只是人路过，没人到前院待着，前院的房子长年都是空着的。但客厅平时也要有人打扫，而我总喜欢踮起脚扒着窗子往客厅里看，看摆着陈设的空屋子，希望看到耗子，可从没看到过。
从前院到里院的大门是一排四扇门，平时只走侧面的一个门，其他的门是不开的，只有特殊情况，如过年、过节、家中办家宴，这个时候中间的四扇门才都打开(其实是把四扇门卸下来)，外院里院才算是相通了。家中女眷平时不能到前院去，是不出“二门”的，也就是旧中国对女眷的家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意思。如果我同姐姐打架，姐姐追我，只要我跑出二门到前院去，姐姐就不追出去了，要等我回到里院才能再和我算账。家中的“二道门”很大很好看，和普通的门不同，漆着绿色油漆，绿漆上布满了一块块金色斑点，据说叫“撒金”，是用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面上，显得富丽好看，更讲究的人家也有用彩画的。
进了二门，里院很大，也是满院的砖墁地，只有两棵垂柳下的地面上才留出方方一块露土的地方，这是为了给树浇水，我总喜欢拿着给花浇水的喷壶给树浇水。院中的房子都是在很高的高台阶上，房檐前有走廊，虽然里院一股人不能随便进去，有时却把走街串巷耍玩意儿的叫到里院来表演，家中的人可以在房前的廊下看，也可以隔着大玻璃窗子不出房子往外瞧。来里院耍玩意儿的有耍猴的、演扁担戏的、耍耗子的、吹糖人儿的，驯猴人敲着锣，唱着曲，抡着鞭子，猴子一会儿戴上老者的面具担着水桶担水，一会儿推着独轮车子在院中转，一会儿它会自己打开箱子，把一张女人的面具(也叫“鬼脸”)换上，挎起小果篮子学女人走路，还会翻跟斗，骑着羊像骑马似的在院中跑。表演一段后，猴子就拿着钱簸箕到人前讨赏钱。
在报子街的时候，我和祖母住在一起，两个姐姐住在另一个房中，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凌宣、凌靖，我们都不和父母住在一个房间。我长到8岁上小学了，祖母虽不识字，但每天总是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做作业，她常鼓励我好好学，要有出息，长大给凌家门增光。她看着我做完功课后一定要我去找母亲来，不管母亲当时在做什么，母亲知道是祖母要她来检查我的作业的，她一定放下手里的活儿来看我的作业，只要母亲看了我的作业后说声“没有错”，祖母就对我说：“行了，玩去吧！”我才高高兴兴地跑走。
我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我是老三(原名凌颂强)。大姐是齐白石的学生，叫凌成竹(凌颂懿)，是李苦禅的第一个夫人，“文化大革命”(在天津美院)时，叫红卫兵打死了；二姐参加过新四军，后来是重庆市委干部处处长，叫江峥(凌颂珞，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姓)；老四叫凌宣(凌颂威)，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老五叫凌靖(凌颂凯)，北京林学院教授。
P16-18
编后记
父亲的这本自述传记《风》终于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并不容易，时间并没有冲淡记忆，反而吹拂掉附在它上面的尘埃和人为的饰物，父亲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聚合，最终梳理成册。这个沉淀的过程略显漫长，然而也使我们真正地沉静下来，对所有资料进行更仔细的推敲、分类和整理。
在《风》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父母的老战友、朋友，以及相关机构的帮助，家里的许多亲属也将自己手里的文字、书籍、照片和了解的情况告知我们，这一切都使本书的完成得到了切实的推进。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霍庄、徐晓星夫妇和我们父亲工作相处多年，参加了父亲导演的《李四光》《骆驼祥子》和《边城》的拍摄。他们夫妇两人就像父亲的至交和左膀右臂，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父亲的许多拍摄和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在我们编撰这本自述体传记的过程中，霍庄和徐晓星夫妇同样给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帮助和建议。
同样，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舒晓鸣大姐专门研究凌子风的电影和生平。她的研究成果和记述，还有她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北京电影学院的学报也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有用的资讯。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岳晓湄女士是我们家非常要好的朋友，她的公公沙蒙先生就是电影《赵一曼》的导演，赵一曼正是由我们的母亲石联星主演。在我们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晓湄热情而十分有效地帮我们联系电影资料馆的不同部门，帮助我们收集、复制了急需的父亲的影片。同时还和电影史学家朱天玮女士一起，为电视台来资料馆制作父亲的电视节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司徒兆敦老师，他的父亲、老电影人司徒慧敏是我们父母的好朋友。司徒兆敦也早已是大家公认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导师，在我们拍摄专题片时，他热情地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非常关键的技术难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陆华女士和她的同事采访撰写的我们父亲的小传，补充了本书的内容，使一些事件在此得到印证。
还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乡土小说家王鲁彦先生的女儿谭宁佑大姐，她专门抽出时间认真地帮助我们校对文稿，并提供了关键的史料参考线索，对事件的连续性给予了重大帮助。
在我们收集父亲的图片资料的过程中，革命时期在延安的著名摄影大家沙飞先生的女儿王雁，虽然住在广州，但是当她知道我们正在编辑父亲的传记时，立即将她父亲沙飞当年拍摄的，我们父亲在延安时期戏剧活动的珍贵照片寄来，并郑重地将她父亲的话转告我们：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活动的一些珍贵照片正是由凌子风拍摄的。
父亲最要好的伙伴张海默叔叔的大女儿张妍佳，我们都管她叫大默默，她在“北影”一直卓有成效地从事着导演方面的工作，许多当代著名女演员最初都由她这个伯乐发现和提携。当我们需要请她确认一些往事，并希望她提供一张我们两家父亲在一起的照片时，大默默很快给予回答，照片也立即发了过来。
还有作家、编剧葛菲女士所整理的我父亲的生平小传，电影学院的张建栋、钱学格两位教授对我们父亲的采访，他们所记述的我们父亲关于表演艺术的完整谈话，对整理编撰本书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更多地还原、了解过去我们家庭的情况，已经九十多岁高龄、我们父亲的二姐江峥(已过世)在来北京之际，专门向我们讲述了家族的过去和轶事，这让我们在校正史实文字方面有了可靠的依据；此后，八十五岁的我们的五叔凌靖，是我们父亲最小的弟弟，也是林学院的教授，他责无旁贷地和我们进行了长谈，详细讲述了我们北京的家和我们父亲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并且将他保存的家人的珍贵照片和我们爷爷凌逸民在国内编辑出版最早的法文教学课本提供给我们用于此书。在收集父亲的资料中，定居在法国的外孙女海歌和她的先生麦克也时常给我们打来电话，询问书的每一个进展，而且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和我们讨论相关的内容。
家里的堂表兄弟姐妹们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也都给予了我们极其有力的协助。我们这一辈人的领头儿、父亲的大姐凌成竹和她第一任丈夫李苦禅的大儿子李杭————我们都叫他“杭哥”————非常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父亲李苦禅新中国成立前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在北京的家里，和我们的奶奶一起生活的情景；还有我们父亲的二姐江峥姑妈的女儿、现居美国的凌也(尹晓玲)，给我们送来极其珍贵的原版爷爷奶奶的老照片，这真使我们惊喜万分；再有我们父亲的四弟，也就是我们的四叔、原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摄影师凌宣的儿子凌隆(电影演员凌潇肃的父亲)，他及时地帮助我们寻找到父亲过去的老战友，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自然，还有我们凌家的媳妇尹燕京，在我们紧张而漫长的整理资料和编辑中，她周到地料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提供了不少编辑发行方面很有用的建议；这之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协助我们工作、编辑这本书的王昕女士，在整个编书成册的始末，从大量资料的打印，文字的整理、校对，到图片图册的寻找、扫描、修整、归档等等，事无巨细，她都非常耐心和细致，有始有终，一丝不苟，为整书的完美收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此，我们姐弟两人衷心地向这些热情无私地帮助了我们，为此书付出辛劳与努力的叔叔阿姨、亲朋、师长们，以及我们可爱的家人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这里还要非常感谢的是，从1999年年底至2008年，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六频道，北京电视台二、三、九频道，河南电视台，郑州电视台等电视台的专题组，与我们多次合作，先后拍摄十几集有关我们父母的专题片，其中的许多资料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其中有的专题片还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最佳专题片奖；还要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友节目，在制作节目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几十位父母生前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这本书中《众人说老凌》的许多内容就来源于此。几年来，我们将多次收集、整理父母的那些事例向各媒体投了稿并被他们采用，像《大众电影》、《北京晚报》、《娱乐信报》、《新京报》、《人物报》、《中国艺术报》、《传记文学》、《婚姻与家庭》，在此，我衷心地向每一位热情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
在这里我们还要郑重提到的是，在我们整理、编辑本书期间，我们敬爱的陈强伯伯、郭维叔叔、海默叔叔的夫人张青予阿姨，还有饰演《骆驼祥子》中四爷的颜彼德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同我们父亲母亲的真挚友谊和他们发自肺腑对于我们父亲的赞语使我们永生铭记，在此刻父亲自述传记出版之时，我们更是由衷地怀念他们。
2013年的5月初，在整理编辑父亲传记的时候，我们姐弟与同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后代的兄弟姐妹们，回到七十年前我们父母学习、战斗、生活过的圣地————延安。当我们踏上延安的土地的那一刻，我们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呼唤着：“延安，我们来了，我们带着父母对延安深深的思念回来了！”我们激动地望着延安宝塔山，想象着当年我们的父母第一次看见宝塔山时的心情，这种情感只有我们做儿女的才能真切地体会到。
我们走进曾经决定中国前途的“七大”会议礼堂；漫步在当年中共领导人居住的一排排朴素的窑洞前；来到父母当年任教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春夏之交的延河两岸早已绿树成荫，尽管想象中的老延安和现实中的新延安使我们稍有踌躇，然而，强烈的知觉依然瞬间将我们带回父亲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种种场景：土梁土坡的广场上，父亲敲锣打鼓扭着欢快的秧歌；在“鲁艺”礼堂，父亲导演着戏剧，向学员们讲授着戏剧的承传与实施；微弱的烛光下，父亲的一双大手雕刻出解放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也还是在延安的这条土路上，父母带着大女儿梅子，到毛主席家串门做客，和毛主席同喝一杯甘冽的白酒；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紧握相机的父亲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拍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镜头；在一次“延安鲁艺”食堂热闹的晚会上，伙伴们大声宣告我们父母今日订婚……所有所有的一切，儿女对父母的回忆和怀念就如一本厚厚的书，让我们终生阅读；又似一份没有终点的思念，永久地铭刻在心里。在“鲁艺”教室的墙壁上，在一张张当年的照片前，我们驻足凝视，大家的一双双眼睛在照片中寻觅：“我的父亲在这里！”“我的妈妈在那儿！”“那个抱在怀里的小孩就是我！”……我们彼此高兴地惊呼着，又是笑声，又是感叹。当我们簇拥着挤进“鲁艺”音乐系连体窑洞时，“鲁艺”唯一的那架旧钢琴再次响起了旋律，围拢的我们忘情地高唱着父母当年的歌曲：《延安颂》《南泥湾》《军民大生产》《黄河大合唱》……虽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是爷爷奶奶，可每个人都激动得像个孩子。
离开延安的当天，我们来到汹涌澎湃的黄河壶口瀑布，滚滚翻腾的黄河水好似万马千军，在这里我们好像再次看到了我们的父母，他们就像这条奔腾不息的黄河，前仆后继。此刻，我们高举着“延安鲁艺”后代的大旗，庄严、豪迈地高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此时此刻，歌声、瀑布声和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从那时至今，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们父母这一代人载誉而去，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壁中华民族的大河巨川和一个自强不息的炎黄社稷，此刻我们深深地思念、缅怀着他们，追溯、牵挂着他们所经历的峥嵘岁月，这不仅是我们做儿女的一己之情，这份思念、这份牵挂，同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紧紧相系……因为历史是大家的，延安是大家的。
值此我们亦想以曹操《观沧海》的诗句作为此编后记的结尾，以表我们儿女对父母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凌子风、石联星的儿子麦飞、女儿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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