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是个曲迷，在上海时就打听到以前替我们拍曲子的沈传芷也在青岛替人拍曲，且抄得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别墅里也有电话，我们马上打了个电话找他，他果然马上就赶来了，于是我们就谈到青岛曲界的情形，他告诉我们路秘书是唱冠生的，孙主任是唱老旦的，某科长唱得最不好，路小姐孙小姐是初学，但全唱得好，又说他们听到曲友来了，自然马上会来接你们的。说着说着他有拍期就走了。
果然，到晚上，有路秘书的汽车来接我们了，同学刁君虽然不会唱昆曲，也跟了我们去凑热闹。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坐在汽车上都好笑，一个人也不认得，糊糊涂涂地就去赶人家的曲会，假如这辆汽车不是路家派来的，我们不是都要被绑去了吗？车子在一所小洋房前停了下来，传芷先出来接我们，也只有他和我们熟。一间大客厅坐满了人，全都穿得很考究。路家是主人，自然他家的人最多，而会唱曲子的人也多，路秘书自己不用说是老曲家，老太太也不反对+且喜听曲子，少爷路仲宽夫妇也会唱，小孙女凤兮才七八岁也会唱《小春香》，路家三，四，五，六四位小姐都会唱，此外孙家父女连我们一房也有十几个人了。
因为全都陌生，而且女客多，使我有些窘，我只好和老秘书谈话，原来老秘书是贵州人，老住在四川，知道我们祖父，祖父曾经在前清时做过一任川东道，老秘书说他德政很好，使我感到光荣，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祖父，但常听人说起，父亲八岁时，祖父就逝世了。
我们觉得他们的曲会还不够正式，因为大家都还唱清曲，也不嵌白，有的还要带铺盖。因为我们在苏州所参加的大曲会都不看本子的。但我们总留心昕别人唱。我们唱完了，他们也都拍手。他们招待得很好，大客厅也叫人非常舒适。四姐和那些小姐们不久也就熟了。夜已很深了，他们才又用车子送我们回静寄庐。
睡觉之前，我和四姐自然在批评他们，四姐说孙小姐不错，唱也唱得好，人虽不十分漂亮，却很charming，我也同意她这句话。我们还谈到她牙齿太稀，缝太大，年纪仿佛在许多人中也最小，不打扮，短头发，是个中学生的样子。
此后我们在青岛反是到海水浴场的时间少，而唱曲子的时候多了。同学刁君因为职业关系，叉到济南去了，只剩我们姐弟二人。我们游过崂山，青岛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湛山汇泉我们都常去，我记得下水一共不过五六次，孙小姐游得很好，她教我们，我们也都勉强会了。我的姿势最不好，他们说我是狗划水。孙老伯最好玩，穿了游泳衣，套了救命圈，在海水浴场两头走，也算是游水。沙滩上的确很好玩，可以做种种游戏，我常常把身体埋在沙里，在海边的人，都晒得很黑，就是我一个人白，身体又肥，一点也不好看。孙小姐有一次说，她的同学问她，你那位朋友怎么那么自？在海水浴场，白是一件丢人的事。她的身体倒是不错，黑黑的，圆圆的，丰润而不肥壮，很玲珑。可惜她那件游泳衣太大了点，一沾上水更松。常常背心会掉下来，露出小部分丰满的胸部来，我常叫四姐替她挂好，但有时她游得正上劲，却讨厌人去惹她。而海水浴场就很少有这种伤风化的思想，我们太顽固了。
每次曲会总有人请客，我们吃了人家不少顿，很不好意思，于是我们也请人一顿，一切请孙老伯办理，因为他是曲会里的总务主任，常常贴钱，而事总办得十分令人满意。所以我们这次请客，也请他主办。地点就在他家客厅里。他家的客厅很大，长长的玻璃门，很透气。那晚上的酒席也非常丰盛，我不能吃酒，孙小姐在我玻璃杯中倒上很多汽水，一小点啤洒，别人都暗笑她帮我忙。在青岛短短的一个月中，我和孙小姐见面晟多不过十次，她也到我们住处来过几次，但总是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多。我们一同看过电影，吃过小馆子，在海边散过步。虽然是暑假，但她们(圣功女学里)还有什么劳动服务，日里总不很有空。四姐已和她很熟，而且很要好，她告诉我们，第一次见我们印象很不好，尤其是四，她还擦了口红，而事先传芷义说我们刚从上海唱了戏来，她们还以为我们足戏子，及至四姐唱完了，大家拍手，她又站起来拱拱手，这一点她们的印象最坏了。心想到底是戏子，怎么女人还拱手。其实苏州唱曲子的老规矩，大家都拱手，也不以为怪了。她告诉我们，我们都很好笑。一个月中我对她已很注意，觉得她活泼，大方，聪明，有趣，会说话。、我还曾经很冒昧地问她几岁，她也答我才十七岁。真还是小孩子呢。以为我对她还好，四姐便常常开我的玩笑，她也很赞成她，但我知道她那时对我的印象，只是还不坏而已，却一点没想到要嫁我的话。
父亲从家里发来一份电报，要我赶快回到苏州去，在自己家里办的学校里(乐益女中)教书。我于是不得不走了，我没有让这一般新曲友知道，因为怕他们又要饯行。但仅仅只有孙小姐一个人知道。我第一天就买了船票，第二天一早开船，头一天晚上虽说好请她不必来送，但我心里却很想她会来送我。果然，天刚亮，她一个人便来了，我们一同坐汽车到船码头。送我上船的还有四姐(她不回去，还要在青岛住住，我真羡慕她。)和一位宋汉篪君。我们一同先上了船，是个日本船，好像叫青岛丸，很干净。快开船的时候，他们都下去了，买了三卷纸带，我站在船沿上，他们站在岸上，我和孙小姐拉的是一根紫色的，船开了，我眼睛老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远了，纸带断了，人也看不见了，我收了三根纸带的断头，怀着十分喜悦、三分惆怅的心情进了舱。P9-11
先父宗和公遗著《秋灯忆语》，于抗战后的一九四五年，在安徽立煌印过一版。草粉纸，字迹模糊，装帧简陋，典型的“抗战版”书籍。这本书是孙风竹(大姐以靖的生母)病逝后，父亲对这段爱情、婚姻生活的回忆录。父亲在后记中说，原想等打完仗，条件好了，再好好印出来，但看来一时无望，只好先因陋就简印一批，赠送亲友，纪念死者。这以后，就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过。父亲和孙，结合在战乱中，诀别在战乱中，这本书从它的内容、写作、出版到保存，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同时，它也承载着半个多世纪深厚的亲情和爱情。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四姑充和，终于回国来探亲了。四姑是我父亲的小姐姐，只大他一岁，小时候一起游戏读书，长大一起到北平上清华，在众多的兄弟姊妹中，感情最深。但四姑回国时，我父亲已去世近十年了。她为了要看看她挚爱的大弟生活和离去的城市，特地到贵阳来，与我母亲相聚了一个月。记得我们去飞机场接她，她一下飞机，就抱着我妈失声痛哭，那种疼爱伤心无以言表。在筑小住期间，她每天夜不成寐，翻看我父亲的日记信件。这时候，家里那本《秋灯忆语》早已被抄家抄没了，大姐以靖好不容易从云南一位亲友处访得一个孤本，四姑看后，准备把它重新印刷出版。她带了此书回到美国，手抄了一遍。并让三姑兆和(沈从文夫人)转求巴金先生为书作序，可是巴金先生当时已患帕金森症，不能执笔了。但他写了两封情深意切的信给三姑，信中说：“宗和的《秋灯忆语》寄来了，读着它我好像又在广州开始逃难了，我又在挖掘自己前半生的坟墓。我还想到从文想到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许多事情是忘不掉的。”“翻开稿子我便想起三八年我和宗和同船逃出广州的情景。”巴金先生和三姑二姑夫妇都是好朋友，曾经一起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三姑把巴金先生的信和四姑抄件的复印件寄还以靖，我母亲(刘文思)就以四姑手抄《秋灯忆语》复印件为底本，动手用毛笔抄在稿纸上，说是要抄三份，留给我们姐妹三人作纪念。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到深圳参加全国藏书票大会，开会期间结识了《香港笔荟》的编辑胡志伟先生。他听到有关《秋灯忆语》的故事后，非常愿意为此书出版提供帮助。我回贵阳后，把母亲的抄稿复印件寄给他，经过他的努力，《秋灯忆语》得以在《香港笔会》复刊号(1999年12月)，千禧(2000年3月)、第十五(2000年6月)、十六(2000年9月)、十七(2000年12月)期上全文连载。胡先生逐期寄给我，我又寄往北京、苏州等地，亲友们收到后都非常高兴。衷心感谢胡志伟先生！后来此书又在我们的家庭杂志《水》上连载过。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十几年。四位姑母中，硕果仅存的四姑快奔百岁了。我母亲也日渐衰迈。我退休后，把全部精力用来整理父亲的文稿、书信、日记。在仔细辨识手迹模糊的陈年手泽时，父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无比亲切。四姑给我大姐的信说：“你爸爸原意是要好好印一本，加上照片同日记以及你妈妈的亲笔字迹，《秋灯忆语》写得真情实意，你爸爸做人真率坦白，文章也是，从不天花乱坠，花言巧语。你爸爸一辈子做教书匠，抗战中颠沛流离，解放后又没有好日子过，文革中更是受尽苦难，他的著作并无一本留世，我想把这本东西好好印出，第一是他的希望，第二也给你们子孙看看爸爸这个时代的辛苦。”四姑的这几句话，说过又是多年。逝者已矣，生者还在盼望。我父亲的同辈亲人们，现在除了四姑和我母亲，就只有北京的周有光(二姑爹)、苏州的张寰和(五爷)夫妇、南京的四妈(周孝棣)、比利时的七妈(吉兰)，尽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而今，此书终于得到了正式出版的机会。我和母亲、姐姐感到无比的欣慰，解开了一个多年的心结，也了了四姑她们老一辈的宿愿。这是所有亲人对父亲的最好的怀念方式。
由于年龄和时代的原因，作为父亲的女儿，我虽受他特别的宠惯，却全然没有真正了解他。近几年在整理他的数量浩大的遗稿过程中，才真切地、深刻地体会到四姑对父亲的评价：坦诚、真率、善良。我也才知道了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是多么艰辛痛苦，从他留下的这些文字里，我领悟了爱情的真谛、生命的意义、家庭的担当，以及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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