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价格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建设期货市场、让其更好地发挥功能可谓重要一翼。期货市场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从国内外经验看，其在挂钩国际市场价格的同时还能帮助本国市场规避风险。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内外资金参与定价博弈，这有利于发现价格，更好地发挥各种功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价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张卓元：做任何事情都会涉及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成本就体现在用钱来“买”机制。比如说，价格机制改革后，副食品价格的补贴需要花钱，这是改革的成本；实施阶梯水价、电价、气价，政府要为此增加补贴，这也是成本。另外，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部分群众的生活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这同样是成本。着眼长远，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些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我们目标中的价格机制得以建立，将来的收益更大。
培植地方税体系加快政府改革
中国证券报：市场经济讲究法治和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然而在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却是个难题。在这种真正的谈判主体缺失情况下，简政放权能否收到效果。市场秩序会不会反而受损？
张卓元：我们要有三十多年前推进改革开放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决不能怕市场乱就不放权，只要方向对，就要去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切向钱看”有其原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监管。简政放权的真正含义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体归位尽责。这种归位尽责，当然也包含着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扰。不减少审批，官僚体制对经济活力的危害压抑太厉害了，而且还反过来强化官僚体制。
中国证券报：那你觉得政府改革应怎么改？
张卓元：深化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为此，首先中央政府要做好、做实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尽量减少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过多的审批环节。从目前看，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有多种，一是低价向农民征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二是审批项目中，通过包括越权化整为零违反环境保护等规定促成大项目上马；三是通过行政垄断来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四是通过信贷干预，迫使当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五是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失真；六是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干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其次是地方政府亟须改变公司化的现状，这也是当前的难点，甚至还没破题。
地方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一天到晚为招商引资和GDP忙活。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发展的动力，这并不全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掉地方政府头上的“紧箍咒”，真正做到不以GDP论英雄。与此同时，建立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具体而言，一是形成包括个税、消费税和房产税等在内的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创造条件使消费税成为价外税，也要尽量不增加负担。二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覆盖面，减少专项转移的规模和金额，这有助于减少“跑部钱进”的现象。转移支付可以按照规范的基数来计算，由地方支配，大大减少专项戴帽的机会。通过这些改革，地方收入提高之后，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把地方发展的更加宜居，吸引更多人过来生活定居，进而增加消费，增加收人。
中国证券报：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立于潮头，但如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还可以称其为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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