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考两天，考上了高中（百分之三十的录取率），家里穷，加上母亲有病，实在拿不起学费，父亲一度不想让我上高中。可我很坚定，坚持要上学，后来父亲看我那么爱读书，能考上高中也不容易，就卖掉了家里的一些粮食，换来几元钱，才使我交上了学费，圆了高中梦。上高中要住校，那时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大包生地瓜。要吃饭时，我就在食堂里把地瓜蒸煮熟了，蘸点盐，冲一杯开水，这几乎就是我每天的饭。
高中有个同班同学叫于桂英，辈分小，叫我爷爷，因为和我很要好，一些男同学常常拿她取笑，让她喊我爷爷。她家生活要好得多，有时她就把自己的饭拿给我吃，我当然是人穷志不短，表现得很像个男子汉，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由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我和我姐成了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县里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有名册登记。当时县里经常发放书籍杂志，有关于知青的故事，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有一些新资料，每一本我都认真地读。因为书籍是邮寄到我们学校的，我就有别于其他的同学，同学们很是羡慕，“县里还给他寄资料和书”，为此，让我也有了自豪感。
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批林批孔”，学校常常组织下乡干活。后来又出了一个张铁生交白卷，造翻有理，学校的学习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非常喜爱学习，特别感兴趣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按说回乡知识青年就应当在农村干活，但我是一个另类，我在此期间一直在东平四中学习，这也算是知青史上的一个特例吧。有一年知青们都到县里开会，我也参加了，县长接待我们，县里的广播站通过广播向全县播报了这一新闻，在那个年代，这也让我引以自豪。
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当年被简称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积极要求进步。在高中时我入了团，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说起来，这事还差一点就黄了。记得宣誓前，老师发现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他没有声张，高抬贵手让我过了这一关，那时的“可教子女”很少有入团的，这要经过党委的批准呀，可见，我在老师眼里，是一名优秀学生。
学校里很多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届和下一届的都有，包括当时公社书记的儿子郑民、社长的儿子司建刚、尹成海等等，他们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家庭的穷富，就认为于保法是好同学、好朋友，于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学都愿意围着我转。
高中刚毕业，父亲生病了，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在公社医院住院，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苍蝇蚊子满病房飞。虽然我年纪不大，却非常懂事，家里除了父亲，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亲病了，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来。陪父亲在医院住院，和医生护士关系处得很好。有一位刚毕业分来的年轻贾医生人很好，和我很能谈得来，他说父亲最好用白霉素，这种药医院没有，我几乎跑遍泰安，但没买到，就到济南找大姐，大姐为父亲买来了白霉素。这期间父亲患有尿潴留，外科医生为父亲手术引流，那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差，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父亲一声声的“哎呀”，我的心也随着阵阵发紧，隐隐作痛。那时外科大夫水平也有限，麻醉水平也很低。
家里摊上两个病人，原本家境就不富裕，更是雪上加霜了，还好那时有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一天，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来公社医院办事，不知他跟医院的人说了什么，医院就改变了态度：“‘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医疗的待遇。”
P18-19
去洋气、脱傻气、增才气、长志气。
————朱丽兰
于保法在医疗工作当中，肯于动脑筋进行研究来提高肿瘤治疗的疗效。除了药物的缓释外，他还考虑到利用免疫学的原理。他的思路很活跃，我也很赞同他。
————顾方舟
去年秋天，一位朋友的母亲患癌症去世了。带着深深的遗憾，他不停地问我：“你曾经是记者，平时了解的信息比较多，难道除了手术、放疗、化疗等方法，就没有更好的治疗癌症的手段了吗？”我开始在网络里搜寻。
在虚拟世界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保法教授和他的“缓释库疗法”。
我收集了一切有关他的资讯，包括各种文字、专利、视频、图片。最后，我判断他应是当今世界治疗癌症的“第一人”。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和太太驱车1500公里，来到山东，对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和泰美宝法肿瘤医院进行暗访，结果让我欣喜若狂。这里的患者，虽然大多数都是在其他医院不治的晚期癌症病人，但他们的脸上没有表现出悲戚和哀伤。在夕阳的余晖下，这些病人在大门口、在院落中，晒着太阳，打着牌，聊着天，怡然自得。这里不像个肿瘤医院，而像个“夕阳红”敬老院。
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这就是我需要投身一辈子的事业。
回家后，我编辑制作了《于保法新闻专辑》精装本，作为特殊的新年礼物，寄给于保法教授。同时附上一封信，表达了我的主要观点：只要“缓释库”技术是能够复制的，就应当让全国基层医院的医生们都掌握，以惠泽全国数百万的癌症患者。
很幸运，于保法教授约见了我，并欣然同意我加盟了他的“抗癌中国梦”这一伟大的事业。
我加盟于保法教授团队的决定得到了我的伙伴黄小维的全力支持，一年来，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构建新的商业模型；也得到了我年轻的伙伴唐文奇的大力支持，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构建口碑引擎系统。在这里，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邱克教授，感谢威尔玛营销总监陈黄河先生，感谢蚂蚁搬家李浪董事长，感谢包头市居家养老服务院袁喜锁院长、感谢美国新泽西州癌症患者秦鹏……感谢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于保法“抗癌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我非常乐意借助本书的平台，向广大读者做一个说明。
于保法教授的“抗癌中国梦”，主要包含两个具体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将他的专利技术授权给全国基层医院。通过技术培训，让全国更多的年轻医生加盟到治疗肿瘤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肿瘤患者能够在当地就近得到新技术治疗。
我国每年癌症患者新增320万人，死去270万人。于保法教授花了15年时间，治疗的癌症患者还不到3万人。于保法教授多次讲到，他愧对广大癌症患者。“缓释库疗法”虽然是他的专利，但他决定放弃独享，而愿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授权给更多医院的医生们使用。例如：现在已经有肿瘤科的区县级医院，通过洽谈即可引进“缓释库”技术；没有肿瘤科的区县级医院，投入少量的资金，就可成立肿瘤专科。通过合作，建立广泛的“抗癌”统一战线，力争让“缓释库疗法”惠及十万、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每一个癌症患者。
第二个目标，就是在三家肿瘤医院的基础上，再建一家“中美合作胰腺癌研究诊疗专科医院”。
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增胰腺癌患者约30万，中国为7万左右，并呈上升趋势。作为“癌中之王”的胰腺癌，是现代医学界最具挑战性的病种，无论国际或国内一流医院的医生们，几乎都束手无策。而且，至今全世界都还没有一家胰腺癌专科医院。
建立中国首家胰腺癌专科医院，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胰腺癌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另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提高治愈率研究中来。医患互动，为我们最终攻克胰腺癌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奠定更好的基础。打造胰腺癌专科医院的愿景就是持续提高治愈率，攻克胰腺癌，造福全人类！
这，就是于保法教授的“抗癌中国梦”。
赵昌伦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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