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三联新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看到的是作者曹聚仁在满架图书前清癯的半身像。那是我曾经熟悉的形象，那书架所在的天台小屋，也是我曾经闲坐过的地方。在“曹聚仁”三字的签名之下，注着“1900年至1972年”，它提醒我原来他也是世纪同龄人，和为他说过公道话的夏衍同一年出生；再过大半年，到明年7月，就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1942年的新年。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的《大公报》编辑部里，那一天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军人模样的客人，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听别人说，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作家兼教授的名字。这时又知道，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就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更知道，他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既是中央社，又是蒋经国，在我那年轻而又单纯的头脑想来，不敢恭维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那时我只不过是管收发兼管资料的练习生，也不可能去接近这样一位作家、教授、大记者。虽然如此，他那一身军装和一条皮带，却给我留下了一个较深的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如在眼前，尽管那在抗战的当年并不是少见的形象。
再见到他却是在十三四年以后的香港了。军装当然已经卸下，在上海当教授时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自然更不复见，而是洋装在身，却经常有一个布袋在手，是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布袋，塞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点他自己所说的“土老儿”的味道，形成了“土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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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我在上一世纪末以迄本世纪初写的一些有关香港文坛的文章。命名为《南斗文星高》，是针对“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谬论。其所以用“南斗文旱高”名，是和已故老作家叶灵凤有关。他￡卜前有意办一份文艺杂志，给它取丁一个名字，就叫“南斗”。当年上海一份有名的文艺杂志就是以“北斗”为名的，闪耀着文艺的光芒。南斗本来和文艺无关，古代传说是主管寿命的神，现在既然北斗有文艺之名，南斗也就不妨视之为文星了。辞书上说，南斗之星，囚位于南方天空，故称南斗。这正好和香港是巾国南方的大都市相似。叶灵凤这一番心思可惜并没有完成，他虽有此心，却无此财力，他的《南斗》终于胎死腹中。这就让我有可能用上了这个顶好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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