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北京大学任教
(1917.9～1922.8)
蔡元培于1916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既提倡西学也提倡中学。为了提高学生素质，活跃学术空气，他又倡导成立许多课余研究组织，音乐研究会便是诸多研究组织中的一个。该会成立于1917年秋，开始的时候下分提琴、钢琴、古琴、琵琶、昆曲、丝竹等组，由学校聘请名家担任指导教师。蔡元培与吴梅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聘请吴梅担任昆曲组的指导教师呢？原来蔡元培也很喜爱昆曲，赴北大之前，他曾在上海一个小书摊上看到《顾曲麈谈》，认为写得不错，所以昆曲组一成立便首先想到了该书的作者吴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届一指的最高学府。在这里任教，名望高，薪俸厚，对一个入不敷出、事事不如意的中学教师来说自然是理想的职务。当接到北大聘书时，吴梅感到非常高兴。他想像不到，自己擅长的制曲、谱曲、唱曲成了一门绝艺，竟受到全国最高学府的青睐！《仲秋入都别海上同人》诗第二首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情：
州里多通异域文，五花爨弄耍参军。寰中久已无新室，日下何劳补旧闻。不第卢生成绝艺，登场鲍老忽空群。世人誉毁原无定，谁是观棋黑白分。
于是吴梅收拾行装，负笈应聘，在中秋节前夕辞别妻子与四个稚子，由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后，吴梅住板桥街北大教师宿舍，1918年又把家属接到北京东斜街。由于吴梅的到来，北大国文系又开设戏曲课请他任教。不久，北京高等师范也慕名聘请吴梅兼任中国文学课教师。
北大开设戏曲课并延请吴梅任教，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北京戏曲界尤为高兴，他们认为吴梅的到来为戏曲在最高学府争得了一席之地，并提高了戏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些艺人还拜吴梅为师，敬请指导。吴梅一概热情接待，尽自己的力量给予艺术上的帮助。曲学大师的头衔在社会上便盛传起来了。其间，他先后结识了易顺鼎、罗瘿公、齐如山等酷爱戏曲的学者名流和梅兰芳、韩世昌、鲜灵芝等表演艺术家。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传授曲学，指导艺人研习昆剧艺术的时候，上海某日报发表专论，认为元曲为亡国之音，攻击北京大学不研求精深有用之学，竟设科延师，教授戏曲。有人还嘲笑吴梅研究戏曲是不识时务，教授学生是误人子弟。面对这些非难，北大有远见的教师和爱好戏曲的同学被激怒了，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加以反击。陈独秀率先有力地驳斥说：“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之价值矣。至若印度、希腊、拉丁文学更为亡国之音无疑矣。”Ⅲ对于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并没有结论。但是，北大的戏曲课照设不误，吴梅照样持笛教曲，我行我素。随着时间的流逝，戏曲课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成了各大学的必设课程。反对研究戏曲、认为元曲为亡国之音的人，其中有的也随着时代潮流改变了往昔的看法。这场论争谁是谁非不是很清楚了吗？
吴梅在北大五年除教授戏曲培养研究人才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也很多。戏曲理论方面，他为教学而编写了《词余讲义》(后改名为《曲学通论》)和《古今名剧选》。创作方面，写出了杂剧《湖州守甘作风月司》和一大批诗、词、散曲，像《过景山神武门》、《碧云寺见魏阉墓》、《游香山宿雨香馆》、《陶然亭》诗，《洞仙歌．出居庸关，登八达岭》、《瑞龙吟·过颐和园》、《水龙吟·昌平州谒明陵》词和散曲《南吕绣驾别家园·拟西施辞越歌》、《正宫锦缠道·示北雍诸生》、《南吕香遍满．题五伶六扇》等都是这时期较为优秀的篇章。另外，薪金丰厚，手头有了余钱，他还经常到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街等书店，每次必满载而归，先后购置图书达两万卷左右。而每买一种书，他总是先睹为快，读后必以序跋形式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因此这期间所写序跋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吴梅一生爱国热情很高，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但始终对从政不感兴趣。前面提到，民国成立之初他有从政的极好机会，他却避而远之。在北大期间，他又拒绝了一次做官的机会。当时，自恃风雅而又喜爱昆曲的皖系军阀徐树铮经常向他请教唱曲方法，每写一支曲词也必躬逢问益。1919年段祺瑞任命徐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军总司令，徐氏打算礼聘吴梅为秘书长。如果接受这一职务，不仅薪俸优厚身价百倍，也可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但是，他视如危途，又一次婉转地予以回绝。为什么呢？《鹧鸪天·答徐又铮(树铮)》词为我们回答了这一问题。全词写道：
辛苦蜗牛占一庐，倚檐妨帽足轩渠。依然浊酒供狂逸，那有名花奉起居？
三尺剑，万言书，近来弹铗出无车。西园雅集南皮会，懒向王门再曳裾。
大意是：我从事教学虽然像辛苦的蜗牛一样，总算尚有一席之地。薪俸虽不丰厚却够我这个狂士喝酒之需。哪能让一个颇有名气的人去奉侍他人呢？目前我如同孟尝君门下客冯谖一样不被重视，而谱曲唱曲也颇为愉快。我决不愿拉着达官贵人的衣襟向上爬！如果说这支词的意思尚有些曲折婉转的话，那么《思归引·序》讲得就更清楚了。
余主讲上庠，非隐非仕。彭城徐公，经略西陲，广罗彦俊，谬采虚誉，征及下走。余非终、贾奉使之才，安有潘、石河阳之望？……陋巷茅茨，西风菰米，下士所乐，或非金谷所有也。
意思是：我主讲大学，既不是隐士，也不是官员。彭城徐树铮做了西北筹边使，多方收罗有才干的人。他知道我的虚名，希望招为他的幕僚。我没有终军、陆贾那样出使抚远的才干，又岂能像潘岳、石崇那样不择手段地奢求富贵？……居于破巷茅屋，吃些粗茶淡饭，正是我的乐趣，并不愿作潘岳、石崇那样富有而淫乐的官僚！如果说民国初年不愿做官尚有些遗少因素的话，那么这次拒绝徐树铮则完全出于清高自洁，安贫乐道和对腐败官场的厌恶。
总而言之，这五年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向上的五年。在学术界和戏曲界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表演艺术家，还收集到大批的书籍、资料。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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