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各剧院、剧团展开了一个“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的运动，这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而发动的，内容是“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进行演出和对业余剧团辅导工作”。北方昆曲剧院下放劳动的地区是“周口店区”，即房山良乡一带。据介绍，当时来“周口店区”的文化工作队包括北方昆曲剧院、首都图书馆、中国评剧院二团、北京曲艺团等十个单位500余人，其中就有李淑君、白云生、侯永奎、丛兆桓、陆放等。
文化工作队的任务一个是演出，一个是做农村文化的普及工作。先后在房山大礼堂演出了话剧《兵临城下》、《党的女儿》，评剧《秦香莲》，昆曲《红霞》，使房山群众有机会看到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文化工作队在区委的统一部署下分为六个工作分队，分赴六个人民公社。具体的工作任务是辅导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诗画满墙”活动，并培训农村文艺骨干。工作队实行“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两年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李淑君述及了“下乡”的生活和演出状况：
有一次我和大爷、大娘们在一起干活。我们干的活并不重，但我由于缺少劳动习惯，觉得很累……因为自己感到累，出自一种“关切”的心情，我就劝大爷大娘们，说“岁数不饶人”，该歇会就歇会。他们却回答说：“岁数不饶没出息的人。”一句话说得我脸红了。
我和农民一起劳动，休息的时候，大家围拢在一起说笑着，这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向老乡们唱起来。地头演唱，这是我从来没经过的事。我本来是歌剧演员，过去养成了不少的习惯，如要唱，就得参加正式演出，有剧场、有乐队、有观众、有鼓掌、有谢幕，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演员”，才有“演出情绪”。即使如此，稍有一些感冒不适，就不敢唱了，怕累坏嗓子。至于在山坡上顶着风唱，这在过去更是不可想象的。
下乡时，正赶上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和农民一道连夜开会，筹备建立人民公社。举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那天，我们心里和农民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虽然庆祝大会是在蒲洼举行，我们还是照样赶了去。一早出发，走了四十里崎岖的山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才到蒲洼。那天晚上，我们和老乡们一起拼命敲锣打鼓，喊口号。后来草草化了装，就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演出了。
在房山农村演出《红霞》时，场面也是颇为热烈的，“农民痛恨剧中杀害红霞的白军，竟往台上饰反面人物的演员身上扔土圪垃，小孩子爬上台去拖‘匪兵’的脚……”李淑君也回忆说：“当地农民看了《红霞》之后，也深受感动，都表示要把红霞当成学习的榜样。有些观众并和我交了朋友。”
因为北方昆曲剧院需要演员，周万江从戏校提前毕业，分配到北昆工作。他正好赶上了这次运动，在农村的土台子上第一次看到了《红霞》，“进了北昆，到农村去劳动，同时也开始在各公社劳动，演李淑君的现代戏《红霞》，印象最深。先让我们看戏，农村的土台子，‘诶，昆曲不难听啊’”。
从保存在李淑君档案中的一份鉴定表及小组讨论记录上看，李淑君下放劳动的地点在“北京市周口店区十渡乡马安人民公社”，担任组长之职，经过小组讨论，所填写的优点是“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在劳动上表现突出，能踏实地干，同时还带病劳动，受到很大的锻炼”，“群众关系好，能和农民打成一片，互助交流，在对待组员也显得热情、关心”。缺点是“工作上缺乏计划”，“有依赖思想”，“工作有时显得简单化，比较主观”等。P95-96
三年前的今日，恰好是完成初稿的日子。同样的电扇疯转的夏夜，我再次回到我所叙述的李淑君往事。
在本书的“引子”中，我写到初次见到李淑君老师时的情景，其时让我震惊的不仅是她与想象的巨大反差，还有其中所呈现出的时代变迁之中人的命运。
那些日子里，正好每周只有两节课，剩余的四个工作日，我便两天去做采访————访问李淑君，以及她的中学、大学同学，剧院同事；两天去首都图书馆查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刊。休息日便整理录音和旧刊资料。内子正处孕期，亦是从旁协助，默默且温婉，有时还一起去拜访各位先生(如今小女已是言笑晏晏)。如是，整整三个月飞快地流去了。
之后，我决定采取读者诸君所见到的此种方式来写作这本评传。一是因为有感于时下传记尤其是戏曲演员传记中的“虚构”，希望用确凿的材料、实证的态度来展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尽管历史据言都是重新建构之叙述，但我仍寄冀于趋近历史之真实；另一原因是也确实只能如此，当我整理完六次采访李淑君老师的录音，发现言辞断续破碎，且多有重复，着实难以构成篇章。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致使李淑君多次发病的原因、李淑君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各方说法又大相径庭，且多牵涉在世者，真是让人头疼得难以处理。
当我看到台湾洪惟助教授于1992年采访李淑君的记录，不禁羡慕于这次比我早了15年的采访，因为洪教授必定亲耳倾听过李淑君如黄莺般婉转的嗓音(我仅在一盘磁带中听到)，还因为很多属于记忆的细节已然流逝，不复再回……
感谢李淑君的中学时代的“闺蜜”王群兰老师，感谢李淑君当年的搭档丛兆桓、周万江两位先生，他们热烈且细致的回忆被我投射入由旧刊材料营造的氛围，而得以编织出彼一时代的“李淑君”，因而重现出李淑君老师丰富、曲折又艰难的艺术生涯，这亦是昆曲在彼一时代的命运之侧面。但又正如苏轼诗云：“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
感谢时任北昆剧院院长的刘宇宸先生，当初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才有了写作这本评传的契机。感谢李淑君的老友、老戏迷杨仕老师，她一直推动李淑君传记的写作，参加了对李淑君的部分采访，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感谢李淑君的中学同学刘桂芬，中戏崔承喜舞研班同学张善荣，曾任北京政协秘书长的郑炳然，剧院同事顾凤莉、侯长治、白士林、李倩影、侯广有、张毓雯等，江苏省昆剧院的胡锦芳，李淑君的学生董萍，他们的回忆不仅化为这本传记中弥足珍贵的细节，而且给了我一种对于围绕着李淑君的“人和事”的多层面的观照。
感谢李淑君的女儿唐小君，她富于理解地支持了这些采访和传记写作，尽管带着忧虑。在我最后一次采访李淑君时，她忧心忡忡地问我采访何时能结束，并担心采访的刺激会导致李淑君的病情复发。此时我能感觉到女儿之于母亲的一片好意。
自前岁起，李淑君不再居于崇文门的那座有着高高楼梯的楼房，而是住到了郊区的养老院。据说，新的生活使她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前些时候，丛兆桓先生参加了北昆剧院杨凤一院长为李淑君组织的祝寿会，回来便说李淑君的身体比两年前更好。有一次在网络上，我还看到一位医院的护士说，李淑君到她们那儿补牙，笑着自称是“李淑君”……祝福她能享受平静且幸福的晚年，而且当闲暇时拿起这本书，能够回想起年轻美妙的时刻，那些演唱昆曲的美好日子。
最后，感谢王若皓先生推荐此书，更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谢柏梁教授将本书纳入《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因而使其有机会“行之更远”。
陈均
于庚寅盛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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