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童年(1931～1945年)
西京二年
儿时的记事是从西安开始的。
1936年我五岁就随父亲来到西安，当时父亲任中华民国《西京日报》社社长。我和父亲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我睡里面，当时有一个长工老何照顾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的生活起居。记得每天凌晨老何就会把当天报纸的清样送给父亲审阅，大约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到四点左右通阅一遍交付印刷，父亲再略睡一会儿，十分辛苦。有时我醒了又睡着了，有时为了不吵醒父亲就早早地起床，随老何到印报车间看热闹。当年的印刷可谓十分落后，车间里声音杂乱，讲话都要到耳朵边才能听得见。
白天由于我没有上学就在房里的小桌子上练大字，再就是在报社院子里玩，很少上街。偶尔跟着老何去市场买点菜，没有玩伴，没有同学，了无乐趣。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西安也开始紧张起来，直到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这才彻底断了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从此天各一方。父亲出道虽然很早，但属于元老派，早已失势，此时父亲奉命前往陪都重庆，开始了入川之旅。
首先，父亲安排长工老何请长假回湖南老家，起先我不懂什么叫请长假，多长才算长假，后来才知道，请长假跟辞退差不多，主人不找他就断了关系了。老何与我们相处两年多，他工作尽心尽责，对我也很照顾，同时也是我实际上的玩伴，对他的离去，我是很难过的，却又无可奈何。
然后是准备行李，我记得父子俩的行李一共是四件：一只小皮箱是放父亲的重要物件的，一个大行李卷，两只柳条箱。一个报社的社长，行囊如此简陋，这也可以看出父亲的确是个清官。
人川的路径是越秦岭、过剑阁，父子俩买了长途客车票。1938年4月中旬上路。我们的座位在第四排，汽车也是老道奇，座位很窄，比起现在的大巴可差远了。
翻过秦岭进入四川后碰上土匪，这次遇匪是有惊无险，还带有戏剧性。我们的长途客车是四辆一组，我们坐在第一辆车上，司机是这一组的组长，组长开第一辆车是惯例，便于对后面几辆车的管理。翻过秦岭，我们这辆车就出现了麻烦。原来车顶行李架上有几筐橘子，山路颠簸，橘子就从筐里滚出来，落在地上了，隔几分钟就滚掉一个，橘筐的主人是位老太太，她发现橘子掉了就喊停车。司机一开始没理她，因为在山区停车很不安全，可是老太太不依不饶，司机只好停下来。滚下来的橘子真是没法捡啦，因为沿公路几里就滚下来一个。只能上车顶把框子重新捆扎一下，只要以后不再掉就可以了。首车这一停后面三辆车就都开到前面去了，首车成了尾车了，同车的人也没抱怨，毕竟是同舟共济嘛！
又开了一段路，我们追上前面的三辆车了，原来他们都停在路边，乘客们都凑在一起议论第二辆车成了首车后碰上了土匪，这小股土匪还算“仁慈”，只勒索点钱财就散了，没有大肆劫掠。可乘客们依然是惊魂未定，生怕再次碰上土匪，他们见到组长来了就催着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时捡橘子的老太太说话了：“你们看是老天爷让橘子滚下来的，要不是大家齐心协力停车捡橘子，抢的可就是我们这辆首车了。”大家都会心地大笑，当晚就到了剑阁，算是人川的第一站吧。
重庆七年重点回顾
重庆的七年对我十分重要，应该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只是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可是对我后来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起跑作用。
这里首推德精小学，这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整整六年，在这里除了基本的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外，最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懂礼貌、守规矩、讲卫生、敬师长、爱同学、知感恩、爱祖国等这些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可是许多其他学校不一定能学得到的，所以我至今仍然感激德精小学和那里的老师们。扶轮中学三年是我离开父亲开始独立生活的三年，十二岁就只身住校，多亏了德精小学给我打下的底子，使我能在新环境中适应，没有碰上多少钉子。父亲当时的工资不低，给我的零花钱也不少，可我还是为了节省路费买两双草鞋回家，这些良好的习惯令我受益终身。
日本大轰炸教育了我，我知道日本的野心和残暴，懂得了落后就要倒霉，甚至会亡国。我树立了努力学习、献身科学救国的志向，陈纳德的飞虎队夺回了大后方的制空权，打的日本再也不敢来轰炸了。我为此欢呼雀跃，建设强大的祖国太重要了，每个国民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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