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器产于江苏宜兴，故称“宜兴紫砂”。制作紫砂陶器的原料、工艺以及宜兴紫砂陶器的造型和功能，都有不同于其他陶器的独特之处。因此，宜兴紫砂陶器已成为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工艺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也是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这种延续了五百多年，经过长期工艺实践并深受人们喜爱的制陶工艺，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一种独特的紫砂文化，而且仍在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普及。
天赐富贵土
位于太湖西岸的宜兴，自古为陶器产地，故有“陶都”之称。唐宋时期，开始并延续青瓷生产，但由于当地缺乏优质高岭土，所以质量不高；因而只能转向生产些缸、坛、罐、瓮等粗糙的日用陶器。据说，一日，忽有一形貌怪异的云游僧人来到太湖之滨，且边走边喊：“卖富贵土，卖富贵土喽。”村民以为僧人在说疯话，无人理睬。僧人又高呼：“贵不欲买，买富如何?”有几位颇有阅历的老者欲知究竟，便随他登上宜兴的黄龙山。僧人透露玄机，说这山中蕴藏的便是“富贵土”，足以世代享用不尽，言毕，扬长而去。几位老人从山中采集回红、黄、青、紫等五色之土，经过加工后竟然烧制成别具特色的陶器。于是众人效仿，世间遂有了紫砂陶器，以及世代相传、日渐精湛的制作技艺。
这个流传于宜兴当地的传说，虽然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紫砂陶器的起源，但称紫砂矿为“富贵土”，却是名副其实的。多少年来，宜兴的陶工艺人们，正是依赖这种当地特有的“天赐之物”维持生计，并创造出众多价值连城、闻名遐迩的紫砂艺术作品。其原因就在于宜兴的紫砂泥，是一种构造特殊的矿体，经加工成“熟泥”后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较小的干燥收缩率、较高的生坯强度，为各种造型提供了良好的工艺条件。以素胎无釉、质地坚硬细腻、色紫红或赤褐为特征的“紫砂壶”，便是用这种当地特有陶土烧制而成的“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极造型之美”的茶具。
然而在西方，却通常不会像中国人这样称其为“宜兴紫砂”或“紫砂壶”，而是称其为“’Yixing Stonewares”(宜兴瓷器)、“Yixing Wares”(宜兴陶器)或“Yixing’Feapots”(宜兴茶壶)。在这样的表述方式中，宜兴即可代表“紫砂”，具有特指“紫砂”的意思。学者以为，这或许是17、18世纪宜兴紫砂陶器盛销海外所致。联想当时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诗句，相信这一推论并非无稽。总之，紫砂确实可以说是上苍赋予宜兴的“富贵土”；但致富，还要有擅用此土的能工巧匠。
从“粗陶大壶”到“茗具精品”
据学者研究，以茶具为代表的紫砂陶器向精细化、艺术化发展，与古代饮茶方式的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明代中期以后，饮茶方式逐渐从“煮茶”向“泡茶”、“沏茶”转变，作为煮茶用具的紫砂大壶，当然要随之逐渐向小型化转变。加之文人雅士将其作为把玩之物，造作之人自然也会注重其造型艺术。同时，人们在饮茶过程中认识到“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明·文震亨《长物志》)；明清之际的李渔亦在《杂说))中谈道：“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即汉代宜兴之地名)。”有这三条原因，紫砂茶具在质与量两方面势必都会空前发展。正如明代学者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所说：“近百年来，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
而从制作技艺的角度讲，紫砂茶具得以实现从“粗陶大壶”向品茗、赏玩之艺术精品转变的关键在于能工巧匠频出，且传承有绪。
有实物遗存并见记载的紫砂陶艺鼻祖为明代正德(1506——1521)年间的陶匠供春(或写作“龚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刻有“供春”铭款，但专家多认为属后人仿制的“树瘿壶”。其后，见于记载的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和李茂林等五位名家。至明代万历(1573——1619)年问出现了前面曾经提到的“宫中艳说大彬壶”的主人公时大彬，他的早期作品虽多模仿供春，但后来风格却为之一变，改制小壶；且徒手制坯，不再用模，故样式多变；门下名匠辈出，成为一代宗师。此后各个时期的制壶名家不能一一列述，总之，他们或秉承传统，法度严谨；或张扬个性，于样式、配色、镂刻等方面妙出心裁；或崇尚古朴，嗜用粗砂，绝少装饰；或与文人联袂合作，另开文丽华彩之风；或恪守师作，仿造足以乱真；或兼收并蓄，融汇出新。汇集成佳作琳琅、巧夺天工的紫砂陶艺。
近代以来的兴衰
民国初年，宜兴陶业界开始成立各种称为“公所”的行会组织，“紫砂业公所”便是其中之一。经营方式多种多样，或自产自销，或雇人作壶，或专营烧制。许多人农忙种田，闲时制壶。随着需求增长，产量也不断增大，陶商纷纷在苏、皖、浙等省及天津、青岛和烟台等地开设兼营紫砂壶的陶瓷商店。1917年，江苏省政府在宜兴蜀山创办“国营江苏省陶业工厂”，聘著名紫砂艺人为技师，生产、研究并教授生徒。至1921年，宜兴有紫砂从业人员600余名；10座专烧紫砂的窑，每年开烧140余次；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42万元。紫砂生产约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并接受日本、东南亚各国的订货。这一年，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范福奎等紫砂艺人各自创作的“云龙鼎”、“掇球壶”、“仿古壶”、“传炉壶”等，均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获奖。
1931年长江水灾和1932年日军攻占上海后，宜兴陶业一落千丈；1937年日军入侵鼎蜀镇[宜兴有丁山(亦称“鼎山”)、蜀山，是紫砂器主产地，合称“丁蜀”或“鼎蜀”]后，窑场大部分停业。至1949年，衰落萎靡的宜兴紫砂业，几乎陷于后继无人的境地。P9-15
2008年7月22日，为落实“中华百工”编写计划，我们一行三人到宜兴拜访闻名已久的李昌鸿大师。在车站前翘首等待来接我们的车，没过多久，一直负责与李大师联系的李小娟便指着远处说：“来了。”而参与此项工作的罗兴波博士也应声说道：“和照片上长得一样。”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年龄不大、肩上斜挎书包的人正从车上下来，并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不由得问他们：“谁来了?”“和谁长得一样?”“你们见过谁的照片?”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李大师会亲自来接我们，再说那朴素的衣着与因精神矍铄而显得年轻的面貌与轻快的脚步，也令我看不出是“大师”呀————其实我也说不出“大师”该是什么样，穿什么衣，有什么派头。
原来大师就是这个样!在随后几天的接触中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们海阔天空随便交谈，无拘无束；与大师及其家人一起吃饭，既不敬酒也不劝菜。办公室、工作室，随意观看；访客来临，一起品茶谈壶。不懂之处，不仅有大师详加解说，而且还有两位公子襄助。使得此前连“掇球”、“仿古”为何意都不知的我，迅速地学着“看门道”了————因为我需要将“大师何以为大师”的门道写进有关他的书里去，而不是将千姿百态的紫砂壶“热闹”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李昌鸿大师的安排下，我们见到了《紫田耕陶————李昌鸿、沈蘧华的紫砂艺术人生》书稿的撰写者时顺华先生。他是李昌鸿、沈蘧华所著《紫田耕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的策划人，也是李昌鸿大师的好友，因而对他一家非常熟悉。我从他的文稿中，获得了对李昌鸿大师生平、作品等等的基本了解，并在编写新的文本时有不少引用。如此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撰写任务。另外，临别时李昌鸿大师慷慨赠送给我他们夫妇共同编写的《紫田耕陶》与《紫苑笔谈》(同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使我得以图文对照地了解他们众多作品的创作始末、灵感来源，通览他们多年来在“紫砂苑”中的笔耕之迹。此外，李昌鸿先生在杨永善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陶瓷卷》(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对于紫砂历史的系统论说，韩其楼先生的《紫砂壶全书》(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昌华陶艺公司网站“茗陶苑”(http：Hwww．18958．com)、“中国陶都网”(http：／／www．chinataodu．com)中的资料，也是我迅速获取紫砂知识的路径。
我的立身之本在“医学史”，越界进入传统工艺领域，并不是因为兴趣广泛、喜欢动手，而是因为深感即便是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每个人都充分享受着现代高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时，“手艺”也仍然是永恒、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科技又哪有独揽“真、善、美”三谛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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