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极聪明的，以她小学没毕业的功底，竟然没几天就学会了打算盘、记工分。她打算盘村里没人能比得上，又快又准，记的工分从来都是清楚明白，丝毫不差，生产队里从满脸麻子的老队长到普通的老百姓都服她了。母亲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现在回到了农村，恰似鱼儿回到了小溪，鸟儿回到了山林，家里家外，挥洒自如，没过几天，人们都喜欢上了她。街坊邻居，生产队里，上上下下，都离不开她了。每到分粮的时候，母亲就是会计兼出纳，管称粮，管记账。4岁的我总是跟着母亲去玩，母亲一边和乡亲们有说有笑的，一边还不误手头的工作。村里人都喜欢我，我的头发、鼻子、耳朵，总是被数不清的粗糙的大手揪来拧去的。
母亲在生产队里能挣到一个男劳力的工分。
大人们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和小伙伴们也有着忙不完的乐事。到石桥集没几天，我就认识了好多的小伙伴。那时候农村没电，一到晚上，家家都是煤油灯，有时也点棉油灯。吃了晚饭，姐姐总喜欢带着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在星光下，在月光下，玩到深夜，直到大人们的呼喊声、喝骂声响起来时，才恋恋不舍地各回各家。
最常玩的游戏是“老鹰抓小鸡”。找一块平整的地方，“老鹰”被一块布蒙上眼睛，跌跌撞撞，东抓西摸。“小鸡”们躲在大树上、麦垛里、草丛中，有时也会嚣张地大呼小叫，逗弄“老鹰”。我还小，和姐姐总被算成一个人，我人小鬼大，总想学着大孩子们去显摆，却总是被“老鹰”一把抓住！姐姐代我受过，也总是笑嘻嘻地甘当“老鹰”，从没埋怨过我。
父亲不在，母亲要上工，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姐姐的陪伴下长大的。
村里有四口井，东南西北各一口，为了减轻母亲的辛劳，我和姐姐经常帮母亲去打水。因为年幼，两个人只能抬水。井上的辘轳我是转不动的，只能让姐姐汲水，我在一旁帮忙。抬水回家的路上，姐姐总是把水桶放在靠她的一端。一个早晨，我和姐姐能把缸抬满，因此我没少得到母亲的夸赞，夸我小小年纪就能干家务，是个小男子汉。姐姐总是在一旁笑嘻嘻的，什么也不说。
姐姐干的活比我多，却很少得到母亲的夸奖。
那时候，照相是极为稀罕的事情，一年中照相的师傅顶多就来一两次。三脚架支着一个大木箱子一样的东西，黑布蒙得严严实实，充满了神秘感，喊一声“一、二、三”，照相师不知怎么摆弄一下，“砰”的一声，就算是完成了一次拍照。姐姐看过别人的照片，很想自己拍一张，她向来很少跟母亲要什么，仅有的一次要求，还是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那一次，姐姐哭了，哭得是那样的伤心。
姐姐小时患过脑膜炎，因那时医疗条件差，被误诊为感冒，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俗称“羊角风”。父母很内疚，为了给姐姐看好病，父亲带着姐姐去过郑州的大医院。姐姐的医疗费让父亲欠下了巨额债务，亲戚朋友家借来的钱不算，光是单位的公款就欠了700多元。这一笔债务，父亲十几年都没还完，直到改革开放后，父亲的问题落实了政策，工资待遇有了提高，才算是还清。
但姐姐的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治。
我对姐姐的印象，永远是她6岁前的样子：梳了两个小辫，大大的眼睛，漂漂亮亮的。相关记忆到此定格，戛然而止。
和无数个早晨一样，那天我和姐姐起了床，天已经亮了，太阳还没有升起，空气清冷清冷的，街上有了人声，家家户户升起了炊烟。姥姥和妈妈在厨房里准备早饭戒和姐姐在院里洗脸。缸里的水，被早起的母亲挑得满满的，姐姐从缸里舀了水帮我先洗了脸，才轮到她自己。母亲从不让我去缸里舀水，怕小孩子有危险，都是姐姐帮我洗。洗罢脸，我就坐在厨房的门槛上听着肚子里“咕咕”的饥饿声，闻着米粥将熟时散发的清香，等着吃早饭。忽然听到院里“咣当”一声，那是搪瓷脸盆掉地上的声音，母亲喊了一声，没人应，就从厨房里出来了。我跟了过去，就看见脸盆“哐哐啷啷”地在院子里滚动着，水洒了一地，姐姐已经倒在了院子里，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母亲跑过去，喊叫着姐姐的名字，但姐姐一直昏迷不醒。母亲和外婆不停地喊叫着，院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慌乱中出了各种主意，有人跑去找医生，有人推了小车来，有人抬了门板来，商量着要送公社的卫生站，也有人去了县城找父亲回家。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姐姐再也没有醒来，在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就断了气。匆匆赶来的医生诊了脉，确诊了姐姐的死亡，示意母亲可以为姐姐准备后事了。
匆匆赶回的父亲如雷轰顶，茫然无措，母亲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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