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非常尊重顾颉刚先生，把顾先生对自己的教导和提携时刻记在心中。1936年夏，父亲刚从辅仁毕业，顾先生就邀父亲到他主持的禹贡学会作编辑工作，后来顾先生应约编写((中国疆域沿革史》，向我父亲提出协助编书的意向。虽然父亲过去在((禹贡》半月刊投稿，顾先生很是欣赏，但是一个年轻人和大师合作还是让父亲诚惶诚恐。既不能谢绝还要踏踏实实地在大师指导下完成任务。后来听母亲讲，编书的时候，由于太辛苦、营养又缺乏，书稿编出以后，父亲还大口大口地吐过血。书出之后，顾先生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让父亲一直感到不安。他几次对我们说：大师把自己的名字与初出茅庐的我的名字写在一起，这是我终生感恩不尽的。父亲对顾先生一直恭恭敬敬，还让我们晚辈称呼为顾爷爷。
顾爷爷过世那年的12月，一天，父亲接到顾爷爷的亲笔信，高兴地对我们说，你顾爷爷的病好了，他信上的毛笔字能看出手一点也不抖了，和早年一样的隽秀。谁知这竟是回光返照，不几日，就接到顾爷爷的噩耗。父亲马上自费飞到北京吊唁后，又受顾家委托与历史所领导交涉如何安排顾夫人的生活。历史所原拟安排顾夫人在所里工作，每月便有一些收入。父亲考虑到顾先生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顾先生的藏书的保存，就提议说：顾夫人解放后没工作过，工资定高了，必定有人不服，定低了不够用。建议所里将顾爷爷的10万册书收藏，给家属几万元折款，以解决顾夫人以后的生活。当时所领导有点犹豫，毕竟在1980年时几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父亲时任陕西师大的副校长，于是说如果历史所有困难，陕西师大可出面收藏，不过折款不会过高。最后还是社科院方面决定收藏了顾爷爷的10万册书，顾家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由此，顾爷爷的丰富藏书也得以完整保护起来，真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遭受磨难的情谊
白寿彝先生与父亲的关系，按父亲的说法是亦师亦友。父亲对白伯伯的指导是无不听从和身体力行。1950年代，白伯伯让父亲把发表过的文章合起来出一本集子，并介绍父亲与三联书店的编辑吕一芳先生认识。经过几年的准备，1963年出版了由白伯伯起名的《河山集》，出版社的美编特别选择岳飞的书法中“河山”二字做封面设计。谁知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由于父亲的政治经历简单明了，为了打倒父亲，造翻派就在《河山集》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上做文章。他们牵强附会地说此书是配合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替蒋高叫还我河山。给父亲安的罪名是“蒋介石的黑谋士”，为此遭受斥责殴打。“文革”结束时，有好心人对父亲说，要接受教训，以后出书千万避开“河山”二字。父亲听后对我说：《河山集》是白伯伯起的，有价值有意义，以后出版的书全叫《河山集》，二集、三集等等。
“文革”结束后，我和哥哥去看望白伯伯，白伯伯问我：你父亲在“文革”中定什么罪名，我说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觉得我父亲只是教授，哪里是权威，只是为了打倒他才提升为权威。白伯伯说：权威没错，南谭北史谁不知道。只不过不反动。
父亲做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的机会较多，每次去必见白伯伯，而且总是先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再听取白伯伯指导。有一次父亲回来对我学说白伯伯的话，白伯伯对父亲说：现代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学科理论。谭先生作历史地图集，侯先生搞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建立学科理论的重担你可以来承担。父亲听完后，顿感压力之大超出承受力。但对白伯伯的话只有听取、实践，于是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研究包括了黄土高原、黄河、历史农业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地图学、中国古都学等许多领域，采用借助文献并通过实地考察去伪存真等科学方法，为建立起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理论基础作了不懈的努力。
父亲与白伯伯的学术友谊，白伯伯的同事、深深了解他们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曾写过一篇《史学家的河山之恋》的长文，将他们的高贵品格展现世人。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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