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上‘一片霞光的天空’的出现，比起扬．帕兰多夫斯基书中的主人公，要晚了许多年。到了40年代后期我才摆脱了宗教信仰。1947——1948年在中央陆军学院学习时，我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才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我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的概念和灌输。但我并不是庸俗的咄咄逼人的无神论的信徒。我极其尊重教会，尊重宗教赋予我们民族生活的历史价值。教会的道德影响，虽然不常常是有效的，这令人感到遗憾，但它却是无比寻常的珍贵。信仰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我尊重那些真正的信教者。我甚至羡慕他们有了宗教和道德的归宿，精神和感情的寄托。反之，我过去和现在都厌恶这样一些人的行动，他们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跪在圣像脚下，貌似祷告忏悔，实则心怀鬼胎。”
雅鲁泽尔斯基不再相信上帝了，那么又是谁一而再地把幸运恩赐给他了呢?在雅鲁泽尔斯基前进的道路上，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他被陆军司令波普瓦夫斯基将军发现了，二是他被选派进人马列主义夜大学。
用中国的典故来说，陆军司令波普瓦夫斯基将军就是发现雅鲁泽尔斯基这匹千里马的伯乐了。有一次，波普瓦夫斯基将军到陆军学院视察工作，观看了由雅鲁泽尔斯基少校指导的战术训练，很满意，给予好评。雅鲁泽尔斯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波普瓦夫斯基将军的视野。过后不久，波普瓦夫斯基将军派员赴格但斯克视察驻军工作，特地将雅鲁泽尔斯基列入视察小组委员会成员名单中。194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晋升为中校，2月，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陆军总军训部任职，把更重的担子压在雅鲁泽尔斯基的肩上。
从1949年2月至1957年10月，在总军训部的八年多的时间内，雅鲁泽尔斯基历任预备役军官培训处处长、在职军官培训处处长、总军训部副部长、部长等领导职务。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1952年被选派进入马列主义夜大学学习了。当时，马列主义夜大学是“冶炼”波兰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熔炉。每周上课两次，学期两年。由波兰最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如哲学家沙夫、经济学家布鲁斯、历史学家图尔莱伊斯卡等教授授课。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讲授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学说，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波兰工人运动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等。在夜大学，勤奋好学的雅鲁泽尔斯基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用理论和知识武装了头脑。雅鲁泽尔斯基回忆说，夜大学的学习，是高水平的讲课同生动有趣的讨论相结合，如果说从前他只是直观地感觉到战前波兰不好，可现今他却从理论上认识到人民波兰走的道路一一对内坚持社会公正，对外与苏联结成同盟一一是正确的。他相信，这种建立在理论和知识基础上的认识是十分牢固的。当时沙夫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初探》一书，名噪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曾反复阅读，爱不释手。他评价说，这本书通俗易懂，有逻辑性和说服力。但，多年过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昔日向雅鲁泽尔斯基灌输马列主义的多位老师，却变成了科学和知识界反对派的急先锋．雅鲁泽尔斯感慨万分，这真是“时代的荒谬”!
夜大学的学习，使雅鲁泽尔斯基受益匪浅。1953年12月他晋升为上校。1955年出任总军训部学院管理局局长，在波普瓦夫斯基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56年7月，雅鲁泽尔斯基走进将军的行列，擢升为少将，时年33岁，成为波兰人民军最年轻的将军之一。1957年3月，任总军训部副部长。10月，他调离总军训部，出任沿海军区第12机械化步兵师师长，驻守在波兰西北部边陲重镇什切青。时至今日，雅鲁泽尔斯基在回忆他在总军训部的岁月时，仍然表示他对波普瓦夫斯基将军心怀谢意，感谢这位波军陆军司令的知遇之恩。
P16-17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一一雅鲁泽尔斯基》即将同读者见面了。借此机会上，我想还说几句话。
20世纪50年代，惠娣和我先后赴波兰留学，尔后，我们俩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时间里，无论在外交部还是在驻波使馆，我们俩始终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携手并肩，共度时艰；互相砥砺，尽职尽责；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共同书写了人生和事业的华章。
离退休后，我们在书海和墨海中畅游。她支持我参与《中国外交辞典》和《世界外交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并鼓励我撰写一些文章。有时她出题目我动笔，而我写好的文章和书稿她都要认真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帮我把关。
她审读认真，几近于苛刻，但她的意见是中肯的。有一次我在文章中引用了波兰解密档案中的“密电”，而未说明这份“密电”的来源，她认为这是严重的疏忽和遗漏，她指出必须写明“根据波兰解密档案”，否则容易引起外人的无端揣测。可见她做事的认真和仔细，思考问题的深入和周密。
《山河湖海话波兰》那本书，渗透了她的心血，她是未署名的作者。《波兰历史的弄潮儿一一雅鲁泽尔斯基》这本书，也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她要我“踏实耕耘，向心中目标逐步迈进!”经她审读和修改的部分章节，曾分两篇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一场未遂“事变”的台前幕后》她看到了，可第二篇《招架不了的外来压力》发表时她已离开了人世。
我的心碎了，茫然不知其所以。我把书稿放在电脑的文件夹中，无心过问。而当我在悲痛中意识到，修改好这部书稿，也是完成她鼓励我要做而未做完的事的时候，我躲到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处所，坐在灯下案前做起这件事来。因为，这本书同样渗透了她的心血，其出版发行是对她的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我还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我的朋友们。 外交笔会的许多朋友一直关心和鼓励我写作，并向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我衷心地向外交笔会会长蔡方柏大使，向刘新生、朱祥忠、黄桂芳、黄舍骄大使，向各位朋友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还要深深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朋友们。前总编辑陈平陵，我们是老同事老邻居老朋友，他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了序言；章少红总编辑、罗养毅副总编辑和侯新鹏女士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这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阅和引用了有关书籍、文章和资料，谨向这些书籍、文章和资料的作者、译者和编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期望《波兰历史的弄潮儿一一雅鲁泽尔斯基》这本书，能通过一个人物的功过是非和盛衰荣辱，为读者了解波兰现代历史的发展变化，了解波兰人民此时和彼时的追求，提供某些史实和观点。
毋庸讳言，书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遗漏，敬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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