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向中国华北发动进攻，国民政府令第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国家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由于战争失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和不愿沦为亡国奴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民被迫向西、向南迁移，善炯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完成大学学业，并走向科研之路的。
流离徽鄂
1937年8月，善炯去南京到金陵大学参加入学考试。金陵大学以农科出名，但他投考的不是本科而是专修科，因专修科的学费低廉，且两年即可毕业————他家只能勉强支付两年的学费。刚刚考完，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再次在上海登陆，南京也开始遭日本飞机轰炸，回家的火车票变得很难买到。他在街头幸遇同乡刘素娟，她留他在自己工作的汉口路小学暂住了下来。几天后，他总算回到家里。
善炯家门前的白蚬江是村镇通往都市的水上干道，大家每天都站在家门口看那驶来载满难民的船只，并向他们打听：“上海情况怎样？我们能抗战到几时？”大敌当前，人民同仇敌忾的场景随处可见。不久，善炯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国难深重、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是留在家乡与亲人共患难，还是孤身去风险莫测的首都上大学？这是一个很难取舍的问题。善炯的祖母极力要求孙子留在她身边，但几经考虑，善炯还是决定去南京入学。他父亲在临行前对他说：“千万要注意敌机的轰炸，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必要时可以从军抗日。”
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善炯终于离家。他母亲把通过卖地和挪借而东拼西凑来的90多元钱放在他的内衣里，给他做好两床被套，要他到学校后买棉絮装上。因此他只带了一个手提的藤箱就上路了。祖母、父母和善炯的两个妹妹都到家门前的那座小桥边为他送行。他含着眼泪和亲人告别。
南京连日遭日机轰炸，金陵大学主体已迁往武汉，农业专修科则迁到安徽和县的乌江镇————金陵大学于1930年起即在此建立了农业推广实验区。可善炯当时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仍往南京赶。他从小镇搭轮船到苏州，当时阊门一带的街头都是从上海撤回的前线伤兵，从苏州去南京的火车因要遭敌机的轰炸，已经无法搭乘，所以他一到苏州就改乘长途汽车至无锡。在无锡的一家小客栈中住宿一宵后，继续乘车抵达南京，这时获知农业专修科已迁和县。此时南京刚遭敌机轰炸，善炯就匆匆赶往下关，再搭轮渡至北岸浦镇，找到一家小客店住宿。翌日晨在大雨中他折回下关，然后搭轮船至安徽和县。一上岸就是和县的乌江镇，这样善炯就找到迁在一家祠堂内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注册上学了。乌江镇上，外界消息全无。善炯一直担心在战火中家人的安全，尤其特别想念他的祖母。他几次走到乌江镇边的霸王庙前，凭高远眺，俯瞰长江，默默地祝愿故乡无恙、家中无恙。
11月末，学校忽然通知，农业专修科要西迁至武昌，要大家整理行李离开乌江。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家住青浦朱家角，距离沈家不太远。他劝善炯和他一起留在乌江，然后设法绕过战区回家。善炯曾为之心动，但想起父亲临别时对他的嘱咐，没有同意。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知道日寇侵占和县时曾进行大扫荡、大屠杀。如他留在该地势难幸免，而那位同学后来也就再无消息。
善炯和同学们登上了两艘雇来的大帆船，直驶安庆。到安庆后，他们在轮船码头排队等候那艘还停在江中的客轮大上海号。上船之时已是深夜。他们排在许多旅客的后面，而善炯又是排在同学们的最后。所以等他上船时，甲板上所有的空位已经客满，但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放在甲板旁的救生艇，便钻到里头睡觉了。轮船抵达汉口后，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教堂里。此时他们才知道，大场失守，淞沪沦陷，南京已岌岌可危。金陵大学原先迁到武汉华中大学的部分已准备西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而他们去向未定。此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投身于救亡运动，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去陕北，有的回到家乡推动救亡工作，也有继续在学校念书的。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来说，最初各有一千余名学生；1937年11月撤到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时，学生总数减为两千多；1938年春天撤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后，学生数降为了区区六百有余。善炯该何去何从呢？
彷徨之中，善炯想起同乡钱其相在武汉大学法律系念书，就写信给他告诉他自己在武昌的地址。不久其相就赶过来看善炯。他告诉善炯武大在准备西迁，要善炯搬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住，不要等金大内迁的消息了。在这个时候遇见幼年时的同学，善炯非常高兴，他管不得那么多了，立刻把想去武大居住的意见告诉了老师。老师表示同意。于是，他当时就随同其相渡江去位于武昌珞珈山边的武大，晚上即共住在列字斋75号宿舍内。
其相还告诉善炯，中央政治学校拟收容流亡在长沙、武汉及安庆的各大学的学生，在武汉大学附近建立特别训练班第二大队。他打算报名参加。为逃难所苦的善炯想起了父亲临别时“必要时可以从军抗日”的交待，决定也报考这个学校，参加抗战。
1938年1月下旬，善炯和其相都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为蒋介石，特别训练班的主任为康泽。除一般性的军事训练外，他们这些学员还接受政治训练，其中包括听一些军政大员演讲。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善炯还和同学们一起见到了蒋介石。但令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陈立夫和周恩来关于抗战的报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善于辞令，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干预上。而中共代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则寄望于本国军民，强调持久抗战，坚信抗战必胜。周恩来是由长沙临时大学的几位同学陪同来的，他的报告使同学们对国家前途增强了信心。当时，武汉到处贴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之类的大幅标语。抗日气氛的高涨使善炯暂时忘却离家之苦。
初到武汉，在汉口彷徨时，善炯还在街头看见了他的另一个同乡马应朋。他很同情善炯，把自己在广西的工作地址告诉他，要善炯在必要时去找他。有了一个去处，善炯当时心中踏实多了。后来，善炯又在汉口街头看见了一张贴在墙上的报纸，登载有教育部关于战区学生登记去后方学校借读的通告。于是他就找到那个登记处。鉴于马应朋在广西，善炯就登记去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但他对此并未抱什么希望。
身体瘦弱的善炯不太适应训练班的生活，而受训后的去向————据说他们将被用作收复区的行政人员，而不是上战争前线————他也不太喜欢。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决定开小差，离开训练班去广西找马应朋。其相也对这里的生活不满。于是，受训不到一个月，他俩就偷偷地逃跑了。就这样，善炯以这种不太光彩的方式，结束了他短暂的军旅生涯。
P24-27
从《我的科学生涯》到《沈善炯自述》，再到本书，12年内，沈善炯院士已先后有了三本传记。而我所处的位置，则从热心的读者，到访谈、整理者，再到独立的研究和撰写者。之所以长年关注，并热心地向人们推介沈先生，主要是因为他们这批为国计民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值得被人们记住，而像他这种肯噙着热泪反思历史的，更是难能可贵。
作为当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我特别重视1950年前后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这批科学家。他们的老师辈，虽然有科学造诣的人不少，其中一些还学贯中西，但由于战乱频纷、科研硬件太差，大多只能把精力投在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上，即使能因陋就简开展一些实验室工作，它们也只能是基础性的和地域性的。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重视科学技术，对此增加了很多投入之后，他们的年岁已高，很难再亲自动手做实验了。而1950年前后归国的这批科学家则是中国自清末新政、全面引进科学以来各种积极因素培育出来的高峰：他们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就科学素养而言，他们的老师比他们的老师的老师要强得多）；在海外求学期间，由于正逢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他们学到的是最新、最先进的东西。如果说他们的老师以及他们的老师的老师从西方引来了科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培育出一些科学的幼苗，甚至还使少量科学的植株开出了艳丽的花朵，那么，真正使科学在中国长大成林，并结出较多果实来的还是1950年前后归国的这批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多种疾病的控制、众多良种的培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的落成……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技术、工程问题，主要是在他们的主持或参与下得到解决的。
虽然这批科学家才干突出，被赋予重任，但他们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并未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连独立性也没能保持。作为团结或改造的对象，他们基本只被当工具使用，仅有建议之权利，论证之义务，并不参与决策。国家制度、政策的制订，即便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他们也通常无权主动置喙。他们必须接受过去立过功劳、学历很低的老干部，以及后者提拔的、学历通常也不高的青年党团员的领导。在这样体制之下，政治压倒科学，科研的国家目标压倒学术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瞎指挥，耗费了科学家大量的精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耽误了绝大多数科学英才10年以上的宝贵时间。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未能尽展才华，甚至完全不能开展工作，使得他们尽管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却难以如他们留在西方的同学、同行一样，在登上科学高峰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运动，既为科学发展又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和目标发生变化，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沈善炯及同辈的许多海归学者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有的还当上了学部委员，甚至成为了科学界的领导。可科学创新基本上是中青年的事业，而此时他们已经垂垂老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到培养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上。他们还和留在海外的同学李政道、吴瑞等人一道，推动国家建立更为开放的留学政策，大量派遣留学生，以重新追赶世界科学潮流。
自1979年开启留学大潮以来，中国向西方派出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最近十多年，在国家先后出台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政策的吸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希望这些新一代的海归能继承前辈的愿望，大力促进科学、教育、经济和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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