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中国高端访问11
作者：余玮,吴志菲 整理日期：2021-12-17 03:49:36
痛陈卫生行业不正之风两大成因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各种虚假医药广告随处可见，误导群众、坑人骗财。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高强在医：卫界听取委员联组讨论时说：关于医药广告存在的问题，委员们已经提出多年，我们也研究了好几次，我今天可以坦率地说，要取消！高强说，这个决定，我们将报送国务院。当然，取消医药广告，可能一些新闻媒体会因此而减少收入，本来医药信息就应该是无偿告诉大众的，靠商业广告不仅有损医药界的形象，也有损媒体的形象。高强表示，今后所有的医药部门都不能再为医药广告做鉴定和证明，
一起前来听取委员联组讨论的工商管理总局负责人介绍说。药品广告收入在所有广告收入中占第一位，2003年达到127亿元。在加强医药广告的管理、整治虚假医药广告方面，工商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屡禁不止。2001年至2004年，查处的违法违规药品广告40000多件。违法违规的医疗广告近30000件，排在查处的所有广告案件的第一名。大多政协委员们表示，这个决心下得好，虚假医药广告充斥版面、屏幕的时代有望结束。
违法医药广告猖獗，利益驱动、监管难、处罚轻是重要原因。不过，对取消医药广告有些人士有异声。的确，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会有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的事件发生，对于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药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违法广告泛滥问题，应该采用“堵”还是“疏”的方法，怎样进行有效的治理，值得认真研究。有人说：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市场秩序，限制和打击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因此，依法监管、加强监管应该是一个解决医药广告问题的基本思路。因为存在问题就全面取缔，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它可能涉及到更深的宪政问题，这样做可能侵犯那些“遵纪守法者”的权利。此外，医药保健的信息具有经济学上“公共产品”的性质，广告是解决这种产品收费问题的有效制度安排，如果要取缔，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替代性安排。对此，高强提出由政府定期发布权威准确、能被普通百姓接受的信息。可是时至今日，国人还是发现所谓的医药广告充斥大众的眼球……
当前存在的卫生行业不正之风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为此要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强认为，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收受红包、提成、回扣、乱收费等不正之风的原因有二：一是卫生事业发展滞后，不适应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医疗服务市场供需失衡，供不应求，特别是优良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而现有的优良资源又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大医院，广大农村和基层的医疗资源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群众有了疑难病症，在当地难以有效救治。只好往大城市、大医院跑，造成供需失衡。二是目前对医疗机构的经济补偿政策容易诱发不正之风。长期以来，国家对医疗机构实行以药补医的政策，将医疗服务价格定得很低，而药品价格定得很高，并允许医院通过药品加价增加收入，补充经费不足。
高强认为，这带来危害有四：直接加重群众的经济负担；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滥用贵重药、大处方药，损害群众健康；一些医务人员忽视医学研究，不注意提高技术水平，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一些药厂不注意新药物的研究开发，只在改换包装、改变剂型上下功夫，影响了国家医药工业的发展。
高强指出：医院的基本功能是为群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医务人员应该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改善医疗质量，扩大服务数量来增加收入，而不应该通过多卖药、卖贵药来谋取利益。最体现医疗机构价值的是医疗服务质量，应该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保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理收入。而允许医疗机构通过药品加价增加收入，就可能诱导医务人员开大处方，卖贵重药。药品加价政策使医院、医生与药厂、药商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药厂愿意把价格抬高，药商愿意把价格抬高，医院和医生也愿意把价格抬高，最后结果是群众受损失，政府不满意。高强说，这个利益链条必须打破。公立医院应该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应该积极主动地抑制药品购销环节的不正之风，建立纠正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就是要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起纠风工作长效机制：否则，纠风成果不可能巩固。
2005年，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肖启伟，因实名举报医药回扣，引起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掀起一场席卷全省的医药“反腐风暴”，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2006年3月，这位新闻人物远走他乡。受邀担任山东众和医院的“医务总监”，享受院领导待遇，至于年薪多少，肖启伟拒绝透露，只说是“与过去不可同曰而语”。
3月25日，卫生部部长高强特意将肖启伟请到了北京。面谈了3个多小时。这件事让肖启伟“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成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柱。
高强希望与肖启伟见面的消息，是由新华社记者打电话告诉他的，3月23曰，肖启伟接到这个电话，当晚激动得睡不着觉，连夜整理了一份三四千字的汇报提纲。他说：“对我来讲，人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过去处于低谷，现在一下子要见部长了，你想这心情多激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见面之后，高强将两人引到“一张较大的办公桌”边，“大概能坐十来个人，平时应该是开会的，我们坐在侧面。我以为高部长会坐在上面。没想到他就在我身边坐下，跟我紧挨着，这就是你们说的‘零距离’！”
高强抽的是“春城”烟，“大概十元钱一包，一般的医生都不愿意抽的”。肖启伟“没想到高部长抽的烟这么便宜”，那天是星期六，高强的一句话让肖启伟印象很深：自从当部长以来，几乎从未休过星期天，“今天周末，老伴还在住院，我到医院送饭，这才算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
肖启伟回忆：在高强面前，同去的山东众和医院院长王传台有些紧张，高强便用山东话跟他谈，还风趣地说：“我也是山东人。”
更让肖吃惊的是：跟他谈话时高强又用了四川话。“我很吃惊：部长的四川话怎么讲得这么好，像邓小平讲话一样。他三次讲了四川话，每次讲三四句，一会又讲山东话，一会又讲普通话。”高强还特意嘱咐王传台。“交给你一个任务：保护肖医生的安全，关心他。”
谈话从下午3点持续到6时10分，肖启伟说：“还是我主动提出来告一段落的。我说，部长你辛苦了，就休息一下吧。”
他在一份私人记录中，记载了高强的这样几句话：“你坚持了8年反对药品回扣，做得好。今天找你来，想了解一下药品回扣究竟有多严重，为什么制止不下来？药品回扣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把你们请来，向你们请教。我们很爱护医生这支队伍，整治药品回扣，医生首先要自律，但是光靠自律也不行。”
在谈话中，高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药品回扣？肖启伟的回答是：那个时候人们思想觉悟高，当时医生即使想得回扣，也没有人给他。回扣是一个畸形市场经济的产物。
肖启伟在他的日记本上整理出这样的想法：“在对利益的共同追逐中，医药生产厂家、药贩子、各级经销商、医疗机构、市场管理部门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势利益群体。这是一个脆弱法制环境甚至是非法制环境下的市场，在这个畸形的市场中，任何怪胎都可能滋生出来。药品回扣就是怪胎之一。”
回顾这次见面，肖启伟感触很深：“过去看到一些党内不正之风，有时灰心丧气，见了高部长这样的高官，看到他们在勤勤恳恳工作，我现在觉得，千万别认为下面一些官员工作作风不好，而对整个政府丧失信任。”P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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