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海关赔付了400元保险金一一这在当时是笔非常可观的数字，相当于一位警察三年的工资，或可以在市场上买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算，大概相当于十余万元人民币。
饶是如此，用这笔钱抚养一家六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大儿子顾方乔、二儿子顾方舟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教育支出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钱窟窿。周瑶琴虽是小学教师，但那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一个女人拖家带口地独自在社会闯荡，实在是难之又难，少之又少。要知道，那时虽然女性开始觉醒，但女权运动尚未兴起。张爱玲在她的成名小说《倾城之恋》中，勾勒出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白流苏不堪前夫的家庭暴力而分居，七年后丈夫去世，亲友们冷嘲热讽，迫其再婚。白流苏面对的困境，也是中国女性的生存梦魇。美国汉学家李欧梵说：“在《倾城之恋》中，再婚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必需”，“传统的环境逼迫她去寻觅新的婚姻前途”。大上海尚且如此，宁波风气能开放到哪去?因此，对周瑶琴来说，再婚是她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改嫁吗?
深夜的一声犬吠拉回了周瑶琴的思绪，也把小儿子吓得哇哇直哭。她赶紧抱起孩子，轻柔地摇动着臂弯，哄他人睡。看着孩子渐渐入睡，她疲惫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意。小家伙够苦的，这么小就没了父亲，如果改嫁，继父会接受他们吗?会卖了他们吗?纵使愿意勉强养活他们，又会对他们好吗?
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贫困，昭示着周瑶琴改嫁后的坎坷命运。
“我……我要是改嫁，孩子们就完了!”想到这里，周瑶琴摇了摇头，坚定了盘绕心头已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
那时，助产技术的革新刚刚开始。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的接生婆接生。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记者对一个从业14年的接生婆进行了采访，她“穿着洋缎的袄裤，扎着腿，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髻上插着一双银挖耳”，这是当时接生婆的典型打扮。记者询问她遇到难产怎么办，她回答：“我们有一定的秘密的药方”，“我自己不识字，但哪种药方治哪种病记得很清楚”。若“产妇晕血，只须用铁秤锤放在醋里烧热以后，送到产妇的鼻子旁边，熏一忽儿”；若婴儿一双手先下来，就拿一点盐放在婴儿左手上，婴儿自然会把手缩回去；遇到坐落生(臀部先下)，则“不用什么手法，佛祖爷自然会保佑着生下来”。可以看出，接生婆的做法对于产妇，特别是难产的产妇来说，很难有保障生命安全可言。实际上，当时全国每年约有21．76万产妇因生产死亡，死亡率高达5礼。
而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成熟的西医产科，以其科学性和安全性，渐渐得到了中国百姓们的认可。一些开明的人家，已经开始摒弃接生婆，寻求助产士的帮助。就连妇女到庙中求子时，有的僧侣甚至也会说，“如果不行，就去看看洋医生”。因此，民国政府将妇幼保健列为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西方新式接生法得到了大力推广，这成为民国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方面最有成效的工作。一时间，助产士“供不应求”。
因此，34岁的周瑶琴，很快就拿定主意：去学助产技术，回来开助产医院。她略加打听，便选定了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那是一家由英国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在省内颇有名气。周瑶琴曾是小学教师，颇有些知识，在当时的妇女中已是难得，因此，她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了。
1932年9月，将顾国光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隆隆的车声中，宁波渐渐地被抛在后面。不知她凝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时，内心是不是充满了不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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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的采编、撰写、修改过程中，诸多老师和同学给予了我很多帮助。顾方舟老师及他的爱人李以莞老师不顾年高，数次接受采访、逐字修改稿件，付出良多；刘静老师对本书的方方面面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和耐心的帮助，并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王影等老师对相关人士进行多次采访，丰富了写作素材；王紫倩参与了多次采访，并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戴宁宁、金书羽关心书稿进展，并对书稿质量严格把关。在此向这些在本书背后默默付出的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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