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四大火炉之一。
迎接顾秀莲的，不只是自然的炉火，还有社会的炉火。此等炉火的温度和烈度，不下于神话传说中的三昧真火，不时让她感到闷热。这大多缘于那个“第一”!第一个女省长，在妇女解放的历史上，是何等的荣耀啊!这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在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担当治国安邦的大任。对此，没人公开地表示怀疑和反对。但公开与私下，常常是两码事。因此，顶着中国第一个女省长的光环，她时时感到的，不仅仅是荣耀，更多的倒是压力。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第一”，大多道路坎坷，满途荆棘，甚至成为“祭品”。自然科学领域，有些“第一”，曾被扼杀于腐朽与愚昧之中，像布鲁诺和哥白尼，烧的烧，绞的绞；中国历史上政治领域里开拓与改革者的“第一”当中，也遭遇过类似的命运，像秦的商鞅，楚的吴起，或乱箭穿心，或五马分尸。因此，一个人处于公众之中“第一”位置，常常成为众矢之的，有着烈火灸烤的感觉。有人建议曹操取汉献帝而代之，曹操就说过，是要把他放到炉火上烤。顾秀莲登上了第一个女省长的舞台，自然也难免一烤。那么，烤她的火，是从哪儿燃烧起来的呢?
第一，发燃于传统的意识。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了将近四年，中央已经明确各项工作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大多数地方，经济体制和管理机制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框架内。可以说，当时正是新旧体制机制、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任何一个新的尝试，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既能引起欢呼，也能导致责难，甚至会引起与尝试本身毫不相关的是是非非，成为这个“主义”与那个“主义”争论的话题，成为“社”和“资”两个政治姓氏论战的焦点。这种新旧的碰撞与磨擦生成的热量与热度，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烽火连三月的战争硝烟。在看不见的硝烟中，作为省政府的第一责任人，她必然站在新思想、新观念、新体制、新机制一边，站在漩涡的中心和硝烟的燃烧点上，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毫不含糊地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方针，在省委的领导下，带领省政府一班人，在江苏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所突破，有所建树，有所作为。这也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她行前提出的四条要求中的第一条。对此，她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发燃于旧体制、旧观念的一波波热浪的炙烤。
第二，发燃于南京的历史。
南京这个地方，曾经虎踞龙盘，曾经翻天覆地，曾经慷慨悲歌，曾经壮怀激烈；有过成功，有过失败，有过荣耀，有过屈辱，有过帝王，有过霸主，有过乱世枭雄，有过盛世能臣，有过大师泰斗，有过粉黛名伶。“曾经”和“有过”的，数不胜数，太多太多。46岁的顾秀莲，与过往那些南京的风云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背景和政治理念，不可比一日之短长，论一时之成败。但是，作为主政江苏的一任封疆大吏，不管愿不愿意，都会与他们一样，接受历史的考问与检验，都必须考虑给这座城市和人民带来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成功还是失败?发展还是停滞?贫穷还是繁荣?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责任，也是南京对她的期待。这种不可回避的责任，也有着炉火一样燃烧的热度，催促与煎熬着她的灵魂!
第三，发燃于江苏的现实。
江苏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相当雄厚。生活条件，相比其他省来说，优越很多；工作条件，比老少边穷省份也便利很多。因为条件好，做事的成功率高，所有外任的京官都愿意到江苏。谁去了，是谁的福气。但中国有句近乎真理的古话，叫作创业容易守业难。守住祖业，尚且如此艰难，在已有的祖业之上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到锦上添花，那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创业与守业之间的辩证法，也是生活的辩证法。因此，到江苏任职的京官，虽然占据了自然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先机，却也都面临着如何锦上添花这样一个共同的难题。顾秀莲也不例外。况且她离京前，党中央对她来江苏“寄予厚望”。她心里清楚，中央对她的“厚望”，不是让她到鱼米之乡养尊处优，而是让她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地处沿海的江苏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对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央的期待，也是江苏老百姓的期待。这上下一致的期待之中，有多少热切的目光和多少心灵的瞩望，凝聚成火一样的热情，在那一片土地上升腾与燃烧着，她时时刻刻都感觉得到。
第四，发燃于世俗的观念。
世俗观念之火，有三个燃烧点：一是燃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在男权社会的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男女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对女性的政治歧视基本消除了。但对女性在社会上政治上的作用，仍然潜存着疑问，女不如男的旧观念有着顽固的市场，同工不同酬等现象非常普遍。性别上的这种陈腐观念，在江苏虽说不上根深蒂固，却也随处可见。因此，顾秀莲当省长的消息一出，始则不信，继则诧异，接着就是一系列……
P17-19
这是我写的第11本书。这篇后记，却是我的第一篇后记。也就是说，以前出版的书，从未写过后记。这大概成了我的习惯：出书不写后记。这一次，原本也是这么想的。但在付印前，突然觉得说几句题外的话，或许会对读者了解此书有益。于是，就写了下面这些话：
为什么写?
为什么写这本书，是一念之间的事儿。而这一念之生，源于与顾秀莲同志相识10年之后。我与她的认识，始于1997年。那一年的8月，我到南通市政府做副市长，她是国家化工部部长。因为她是南通人，我为苏通大桥立项申请，几次到北京去请她帮忙，而无论什么时候去，她都有求必应；无论什么时候，她都对我们面带笑容，很有亲和力。久而久之，就熟悉了。她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地平易近人，这让我产生了敬意。因为我见过的官员中，没什么本事却盛气凌人的太多了。越是盛气凌人的越没本事，越没本事越装腔作势，盛气凌人。有本事的，大多是谦谦君子，平易近人。因而，心里对她格外敬重。2006年我们与上海《文汇报》、江苏省作家协会共同策划并举办了“中国旅游文学论坛”和“徐霞客旅游文学奖”。我请她来南通做我们的颁奖嘉宾。那时，她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了。能不能请来?我没有把握。抱着一试的念头跟她一说，她当场就答应了，并且在百忙中专门来南通颁奖；随她一起为我们颁奖的，还有我的老朋友、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主任陈冀平同志，以及陪同陈冀平同志的江苏省委副书记冯敏刚同志和国家旅游局有关领导。她(他)们出面颁奖，大大提高了“中国旅游文学论坛”和“徐霞客旅游文学奖”的规格和场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作为倡导者的我，自然为之兴奋，为之感动，从心底里感谢她和陈冀平同志。正是因为她和他的光临，“中国旅游文学论坛”和“徐霞客旅游文学奖”，才有了更多媒体的关注和比较绚烂的光环。此后不久，我到政协工作，有了空闲时间，在整理书籍时，翻出了她的文集《改革开放发展》。文集收录了她在江苏8年的文章、讲话、工作研究等文稿，记录了她的思考和工作轨迹。读这一类文集，我是有选择性的：一是事涉重大事件的；一是熟人的。熟人的文集，读起来有亲近感。基于此，她的文集，自然而然地成了我阅读的对象。读过之后，掩卷沉思，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30年前，她有那样的魄力和思路，特别是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很不简单。那些闪光之处，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价值。写一写这些，不是比写之乎者也一类的诗辞歌赋更有意思吗?这就是写这本书的由来。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人们，30年前，曾经有一个省长，是这么当的!
为什么这么写?
有朋友说，书名和标题，像理论或学术文字；正文内容，却多是叙述性文字，有许多细节的描述。行文的风格上，标题与正文并不一致。我说，这恰恰是我费了心思想出来的办法。为什么这么写呢?原因是我想重点写她主持政务工作的方法。而写方法，可用理论性的阐述文字，也可用学术性的逻辑文字。但理论与学术文字，会写成理论或学术读物，语言与结构比较枯燥乏味，可读性差。把学术性的标题和叙述性的细节结合起来写，可能会有两相兼顾的作用。叙述性的内容与细节，可以增加可读性；学术性标题，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于是，才这么写的。这样写，会不会产生预想的效果，我也没有把握，只有靠读者去评判了。
此外，还有两点，尚需向读者说明：第一，书中所写，全是30年前江苏省的陈年往事。那一段历史，我既未亲历，又不熟悉。当时，我还在长城以北，对于千里之外的长江之畔的省长之人之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现在来写30年前我一无所知的省长，所依据的，只是文字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因年代较远，我所能参阅的资料不足，且当事者又大多年事已高，回忆未必十分准确。第二，我虽于闲暇之时，有弄弄文字的喜好，且出过几本书，但大体上只有3类：一是政治学类的学术著作，二是随笔，三是赋，却从未写过此类纪实类文字。这次，是我平生第一次写纪实类文字。能否如愿并恰到好处地写出应写与想写的东西，我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基于此两点而形成的文字难免言语不周，甚至有挂一漏万与失之偏颇之处，因此还望当事者见谅。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薛金鳌、陆素洁、管长江、蔡可如和顾秀莲同志秘书朱萍同志的大力帮助，以及南通市有关领导和市政府办公室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袁瑞良
2013年8月15日于南通盛和会馆1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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