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哲学的嬗变期，经学式微，道释渐起。王肃注《孔子家语》起已经大量援道人儒，时至正始，玄风大倡，历元嘉而不衰殆。后世治中国思想史者，也大抵视玄学为魏晋宗风。《晋书·儒林传》谓之：“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究此论述，我们可以引出两点：其一，慕玄学清谈之风对魏晋经学、子学均影响甚大（至佛教初传，佛经翻译也多有附庄托老）。其二，名教与自然之辨确是这一时期哲学的重大问题。而阮籍，无疑是这场思想嬗变中的重要一环……”这是来自张海晏、米纪文主编的《竹林七贤与魏晋精神（云台山第四届竹林七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节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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