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霍尔》是部差点难产的电影。这是艾伦所有电影中最受影迷喜爱的一部，也是最终成片和最初想法相差最大的一部。1975年下半年，当艾伦和马歇尔·布瑞克曼沿着莱克星顿大街和麦迪逊大街来回散步时，他们第一次有了这部电影的构思。“伍迪想冒风险拍点不一样的东西，”布瑞克曼说道，“初稿讲的是一个40岁的纽约人检视自己生活的故事。他的生活包含了几个不同的片段。第一段是他和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故事，第二段是我们都在经历的一些世俗生活，第三段是他痴迷于检测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性格。”
在这部原名叫《快感缺乏》的意识流电影中，有大量与男主角艾尔维的生活无关的旁白，他就好像是一个住在泡泡里的人。电影以一段长篇独白开场，然后才出现画面，紧接着是艾尔维关于科尼岛’的童年记忆，他的表妹桃乐丝，一个被纳粹审问的梦，一个包含有宗教领袖、谢莉·杜瓦尔、伊甸同的奇幻片段，还有一个纽约尼克斯对阵伟大哲学家组合的片段。
“这是一部关于我的电影，”艾伦说，“这些片段都曾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些事会让我突然回想起童年，有时候我还会产生一些超越现实的幻想……但是这些都不能拍进电影里。”
真正能拍的只有爱情。很多人会从自传的角度阐释《安妮·霍尔》中艾伦和基顿的表演，对此艾伦经常会假装表现出有些厌烦：“我们不是那样认识的，我们也不是那样分手的。”但他同意他们在片中的表演非常贴近实际生活，比如他和基顿的爱情，基顿说话、穿衣服的方式，她在餐厅点熏牛肉和蛋黄酱配白面包的习惯，以及只有最终确定恋爱关系后才发生进一步的身体接触(那是他们一起拍摄《傻瓜大闹科学城》之前的某个时间)。艾伦曾和基顿的家人共度感恩节，共享感恩节大餐，那时的艾伦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或是他们从没听说的一个东西，一个紧张、焦虑、多疑、喜欢冷嘲热讽的怪人”。而在片中，当格莱美·霍尔见到留着希伯来式胡子的艾尔维时，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科琳·杜赫斯特和我一样并不是片中的重要角色。”基顿的母亲曾写道，“安妮手持照相机、吃口香糖、不够自信等都是黛安最真实的表现。”
艾伦在剧院工作多年，还执导过多部电影，所以他经常能看到服装师对于女主角的限制：“她们来上班时就像个亿万富翁，但在穿上为她们准备好的服装之后却变成了‘我母亲的朋友’。”因此，在拍摄本片时，当服装师对基顿本来定好要穿的服装表达不满时(“不要让她穿那件衣服”)————比如裤子、同巾、纽扣扣到领口的衬衫等————艾伦会维护基顿：“我觉得她这么穿很好，真的很好。”
在和基顿演对手戏时，艾伦首先抓住了他们在语言上的巧妙互动。他们时不时地取笑对方，拆对方的台，还有好几段时而冷淡时而热情的枕边对话，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对典型的当代情侣。“我们都很喜欢取笑对方的失败。他会嘲笑我，我也会嘲笑他。我们以贬低对方为乐。”基顿这样描述他们在片中的表演，“在拍摄《安妮·霍尔》时我最大的担心是我能否按照最真实的方式去表演。我怕自己会不自觉地拒绝展现出真实的一面。我想要全身心地去拍摄《安妮·霍尔》，而不是担心把自己平常的缺点和问题暴露给观众。”
P92-94汤姆·肖恩（Tom Shone），电影评论家，供职于《卫报美国》网络版及《经济学人》旗下《智生活》杂志。此外，肖恩的稿子还常常见诸于美国市政漫画杂志《Slate》、《纽约客》及《星期日泰晤士报》，其代表作有《大片》、《在房间里》以及《马丁·斯科塞斯传记》（2014）。肖恩现居纽约市，在纽约大学教授《电影史与电影评论》。赵朝永，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翻译系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兴趣：翻译学、对比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向：英汉语对比与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红楼梦》英译评论。编著《英语习语“源”来如此》等作品，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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