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这部著作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分析，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程。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抗战阵营。
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
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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