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其全部思想中，杜威教育学说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zui为完整、准确，zui少分歧，在实践中成效也是zui大的，但误解也不是没有。比如蒋梦麟在介绍杜威的伦理学时，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蒋梦麟的讲法就有欠妥的地方。他把“知”放在前，“行”放在后，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因为在杜威的哲学中，“行”是本体的基本范畴，而“知”不过是一种工具。可见蒋梦麟对杜威的整体把握还不够，所以他的话难免片面。后来胡适在讲杜威的教育哲学时，准确地矫正了这些误解，说明“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串的活动，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动机也是活动，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动。”所以活动是根本性的。而陶行知后来“行是知之始”的提法，以至于更名为陶行知，道理也是如此。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问题，接受者主观的原因当然是有的，但杜威本人则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在强调教育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忽视了知识教育的独立作用。不镰，抽象知识zui后应该服务于生活，但传授时保持自己相对的“抽象”也属正当、必要，这是分工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与标志。杜威看不过传统教育的种种负面作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走到极端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人们理解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即便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成熟期，杜威也没有彻底克服这种偏见，所以60年代美国人看到苏联卫星上天，就把自己国家教育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杜威，倒也并非全无是处。
无论如何，杜威在中国掀起的教育改造风潮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他所推行的民主教育、实业教育，对中国的文化普及、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都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所实行的教育改革在某些基本方面，也并未离开杜威当时的思路。
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归于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就是建立在杜威教育哲学之上的。这样说并不过分，只要考虑一下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考虑一下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人熟悉的那些“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字眼，就会有一定的体会。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杜威那本《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中国各大学教育院系通用的教材；各师范学校附属学校也均纷纷效仿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做法，改称实验学校，进行教育实验；1920年杜威在清华大学讲演期间，他特意致函给负责人约翰·克鲁斯，提议把清华大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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