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批作家的回忆录。他们是谁？他们只是一群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血献给理想，献给文学事业的人。胡风是他们中间的先行者，对于他们走过的道路，那一步步都可听到他们至诚的心的跳动。这本回忆录只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篇篇凝重的文字，一幕幕酸痛的往事，字字句句都是那样热烈地呼唤光明，呼唤人性的坦诚。
片断：
胡风和我/绿原
也不要以为我与胡风的初交果真那么平淡。其中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并非“不言而喻”的事实还不止这一桩。在那段为逃避通缉而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我曾多次到赖家桥乡下去找胡风。有一次，从阿垅在山洞的住处动身，他托我捎过一包袱材料给胡风。到胡风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堆刊载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之类的小册子，是阿垅平日有心搜集，托胡风转交延安的。解放以后，我问过胡风，记不记得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说当时把材料交给了廖梦醒先生，廖先生解放后还向他打听过“那位不知姓名的朋友”，即从1955年到1980年一直被称为“反动军官”、“反革命集团骨干”而实际上不止一次为共产党送过情报的诗人阿垅，又名陈亦门或陈守梅。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
发亮当时客观上巴不得无中生有地利用它，这段风波和这封私信在我与胡风的全部交往中，毕竟只是一个偶然的不在话下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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