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通鉴载道


作者:江永红     整理日期:2018-11-14 01:27:53

  历史上的司马光不仅是一位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本书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客观的视角,用生动幽默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再现了一个立体的司马光的形象。
  前言我的司马光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学如孔、孟,楚辞如屈、宋,唐诗如李、杜,宋词如苏、辛……星列河汉,看得见,数不清。他们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贡献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给其作传,为其扬名者,史家也。史笔恰似运载火箭,把卫星发射升空。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离骚》;没有《三国志》,我们就只知道戏台上的曹操……史学家在为他人定位时,也把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度内。史学界历来有“两司马”之说,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他们是中国史海之旗舰,史林之巨擘。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正史编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无不遵之;司马光登编年体史书之**(发端于《左传》),引发了编年体的写作热,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尘之憾。对“两司马”,许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史记》,至少也知道司马迁;而对后者,大多数人只知道“司马光砸缸”,至于他的《资治通鉴》,大抵没有走出学者的书斋,一些大官大款的书架上也摆着,附庸风雅而已。司马光先生,对不住了!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快餐文化时代,没时间读您的大书了。况且,您的书能帮我赚钱吗?听到这些,老先生一定会一脸茫然。你对他有多么茫然,他对你就有多么茫然。不错。司马光时代已远去九个多世纪,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认识他,需要有人介绍。写作本书,就是想为介绍司马光尽绵薄之力。在本书动笔前,我曾到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园凭吊。与一些热门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嘈杂喧嚣的情形不同,这里安静得让人仿佛一下变成了聋子。园外的停车场上,只有送我来的一辆车,园中的访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个人。我问工作人员,一直这样吗?答曰:放长假时人不少。国家投资重修了司马光墓园,意在传承历史文化,发展人文旅游,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咋啦?转念一想,倘使一个人连司马光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到此一游”吗?他也许宁愿去寻访所谓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幽会处,津津有味地听导游带咸味的瞎掰,兴奋地发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我顿时感到,介绍司马光的责任好沉好沉……《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进入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场券。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之入迷,一生通读达十七遍之多,乃至书页残破,且在书中留下不少批语。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荐这部书,对书中的史实更是能随手拈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泽东却说它写得好,理由是“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一语中的,内行。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优长在于写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须将多人的纪、传以及表、志反复对照,且因纪、传中往往时间概念模糊,屡有相互矛盾之处,要捋清一件事谈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纪传体之短正是编年体史书之长,它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其短处是人物不如纪传体完整。从三家分晋至北宋开国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纪传体的正史约有三千余万字,而《资治通鉴》用三百余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此精炼,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难怪毛泽东要赞扬了。浓缩不易,在浓缩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难能可贵。在《资治通鉴》中,南北朝部分新资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资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绝非正史的改写版,而是再创作。据通鉴学者统计,除正史以外,司马光所参阅的野史、碑帖、家谱之类超过三百种以上,达三千余万字。而被他引用的书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绍远求,细大不遗,却考证精当,前所未有。司马光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而在修史上背弃了孔子“为尊者隐”的《春秋》笔法,对暴君、昏君秉笔直书,对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精炼、史料*丰富、考证*准确、叙事*生动的编年体通史。虽然以帝王为读者对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读。为啥?它能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领悟上自国家兴替,下至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没有大智慧的人终难摆脱浮躁与浅薄。写司马光,自然要写他编撰《资治通鉴》的故事,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就读不懂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读不懂他的《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的史论——“臣光曰”。史书固然是写历史,但即使*严谨、*客观的史书,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处时代的或隐或显的印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变法与反变法生死较量的时期,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旗手。他俩从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调侃的老朋友变成了无事不对立的老冤家,分别主导了王安石变法和清算变法的元祐更化这两大历史事件。司马光的后半生就是与王安石斗争的后半生,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与王安石做斗争。他俩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过是非,争论至今。他俩都是北宋知识分子的精英。司马光考进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礼部试**(准状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们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名声显赫,而生活简朴,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洁。仅举一例,他们的夫人都曾给他们买过妾,但都被果断拒绝,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他们的性格一样的倔强,一个人称“司马牛”,一个被指“拗相公”。按现在的说法,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司马光是“官三代”,因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荫当官,但恩荫的官因无功名(进士),被人鄙视,所以司马光与许多有志气的干部子弟一样,在恩荫得官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王安石是“官二代”,父亲王益官衔只是从六品(都官员外郎),不够五品以上恩荫子弟的杠,他没法“拼爹”,要当官只能靠科举。在宋代,官员五品和六品虽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级官员,着绿袍,五品是中级官员,着绯袍。这是关键的一级,升为五品标志着进入了特权阶层的行列。因此,司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样的。入仕后,他们的基层任职履历也差别较大。司马光只代理了几天县令,追随庞籍做过州通判,而王安石当知县政绩突出,不仅做过州通判,而且做过提点刑狱,对下情的了解更多。司马光是北方人,任职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职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因赵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视中原政权为正统、而视南方割据政权为僭伪的传统观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团中北方人占优势,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科举考试中,南北方的录取标准区别很大。太宗时,开始是认分不认人,但中第者大多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东等五路(太宗时全国分十八路)几乎推了光头,举子因而敲登闻鼓请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词令为由,令北五路单独再考,后来虽不另设考场,但把录取指标划拨到北五路。如此优待的结果是北五路的录取标准越来越低。熙宁三年(1070),也就是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以明经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殿试中看到第四甲党镈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说,这样的人是怎么通过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数取末名通过。五路有专用指标,管你合格不合格,录够指标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标,只好将其降到第五甲。这个对北方的优惠政策一直实行到北宋灭亡。南北方的赋税标准也不一样,宋初为稳固窃取来的政权,大幅度减免后周规定的赋税,三亩按一亩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按原割据政权的标准收税,实际上是南北两制,南方推后甚至没有享受到减赋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这些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观点不可能没有影响。宋朝可以说是精英治国的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赵宋的皇冠强取于后周的孤儿寡母之手,为防止他人仿效,同时鉴于五代实行武人政治,致使兵连祸结的惨痛教训,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等举措,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公开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规定了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祖训。宋朝大兴科举,不问门第贫富,考取即授官。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录取率是唐代的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语),历任宰相都是进士甲科出身。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性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优养,使历数千载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涌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唐宋八大家,六个在北宋,且与司马光同时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被称为道学“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学家毕升、沈括,诗词名家更是难以数计,总之是人文荟萃,济济焉,浩瀚焉。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历任皇帝几乎都是书法家,有的还是诗人、音乐家、画家,文臣与皇帝唱和诗词,交流艺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然而,重文抑武在带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却让宋朝患了软骨病。自赵光义收复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后,宋便一蹶不振,再无国威军威可言。真宗赵恒畏敌如虎,在军事占主动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盟誓”,每年对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九月,又增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认了由节度使独立的西夏的国家地位,丢失大片土地,“岁赐”银、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斤、匹)。开始,士大夫除少数佞臣外,普遍都有耻辱感,但随着真宗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兴宫观的闹剧开演后,士大夫从中得到了苟安的“红利”,许多人就反过来为花钱买平安制造理论根据了。时间一长,身在耻中不知耻,形成了一种苟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挥麈清谈,尽情享受。但辽国哼一声,宋就发抖;西夏一挑衅,宋就慌神。可惜危机一过,又复苟安。苟安文化的基础是苟安的物质利益。真宗写《劝学诗》,公开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诱人读书。读书——当官——发财,是皇上指引的阳关大道。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赏赐优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员余钱主要投资田产,所以大地主几乎可以与大官画等号,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辈、祖辈必有大官。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复失地?到仁宗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积重难返,*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费、冗兵。“三冗”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家穷,平民穷,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对危机,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改革首先从冗官开刀,仅此一举,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仁宗妥协了,新政如昙花一现,刚刚起步便无疾而终。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这期间高中进士,走上政治舞台的。脱离了这幅北宋风俗画,就读不懂士大夫阶层,也就读不懂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俩都以天下为己任,面对宋廷这个“病人”,都坚信自己是**的“医生”,坚信只有按自己开的“药方”才能挽救朝廷。但两人开出的“药方”正好相反。王安石要变法。南宋朱熹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程颢)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所变更者,东坡(苏轼)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当时改革是大势所趋,王安石是一颗*耀眼的政治、学术新星,不只是程颢、苏轼,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中坚的吕公著、韩维等人开始也是支持变法的,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这一点王安石早有牺牲的思想准备,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准备。而王安石的新法确实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贷扶持贫穷农户,市易法用金融借贷扶持中小商户,这些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黄仁宇语),把俗儒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来拥护变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变法的行列。他们联合宗室、后党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压力,神宗让步了,变法派分裂了,王安石*后被外放金陵赋闲,但新法大多坚持下来。按王安石的说法,“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不可否认,司马光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他不是那种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强地主,而是一个学者。正因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个礼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变法前,他对社会弊端的抨击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礼治理想;而变法开始后,他反对变法又比谁都积极,因为变法与他的礼治理想背道而驰。礼治的核心是等级制。与许多所谓纯儒一样,他企图在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贬小人,达到等级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着礼治的大旗,不经意间却为兼并辩护。所以王安石写《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在王安石变法时,他拒绝了神宗任以执政大臣的“收买”,辞掉了枢密副使这个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职务,*后到洛阳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神宗逝世,高太后垂帘。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举着反变法的旗帜,一手紧握着礼治之剑,杀气腾腾地回朝执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时间就闪电似的废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礼治之剑已锈迹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废新法废成了一锅“夹生饭”。“文革”中“评法批儒”,司马光被作为儒家,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硬是把他们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其实,他们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读,在如何发展儒学才能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马光《疑孟》崇扬(雄);司马光注古本《孝经》,王安石处处质疑。王安石吸收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之宋学中**的学派,而司马光则成为“道学六先生”之一。他们的学术论战不仅与变法反变法的实践相始终,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王安石和司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晚走四个多月。从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败的挽歌声中,司马光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其实他们都是在忧愁中带着遗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马光何忧?“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们没有一个是赢家,给我们留下两个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场没有演完的时代悲剧。他俩逝世后仅四十年,北宋灭亡了。对中晚期的北宋来说,不敢说改革就一定能复兴,而不改革则注定要灭亡,对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灭亡。本书不是**本写司马光的书,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的司马光,而避免重复他人的司马光。我的司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司马光。比如,常有人说,宋代士大夫*有气节。不错,但可别忘了,那是因为有“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马光以气节名世,屡与皇帝当面斗气、顶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会风俗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幅画中他才是“真”的“活”的。我的司马光是一个以帝师为己任的司马光。“国之治乱,尽在人君”,是他政治观的核心,本着“责君严”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极的为臣之道,他几乎总是在“责君”。他官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责”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亲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与王安石的搏杀中,也重在劝谏神宗。至于《资治通鉴》则事事着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书立说时,也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冲突之中。我的司马光是俯视下的司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视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有人仰视后自己也当开了化妆师和整容师,于是一个“高、大、全”的司马光出现在神坛上,而真实的司马光远去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历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贤臣也始终是俯视,而且手里拿着一把解剖刀。我写他,当然首先要向他学习。因此,我的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私德高尚、献身礼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尽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及格的宰相)。这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观点可以争论,事实没法改变。司马光逝世后,有人对其高足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帷,用则前无古人矣。’”事实上,当宰相是司马光人生悲剧的高潮,不仅是因为“廉于才智”吧?宋代营造了知识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们却亲手毁掉了这座“天堂”。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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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载道的作者是江永红,全书语言优美,行文流畅,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为表示对作者的支持,建议在阅读电子书的同时,购买纸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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