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是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终结者王通是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王通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先行者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开创者1.《王通评传》一书是全方位解读有争议的王通的佳作；2.王通是隋代大儒，效仿孔子续六经，在河汾讲学，被称为王孔子，得到程朱盛赞；3.集笔者28年研究成果，加入了笔者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时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王通研究的*成果，使《王通评传》成为当今国内外学水平*的著作；4.增加王通在文、诗、史、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和贡献，王通与贞观之治的关系，王通在后世进入孔庙的情况，使王通本人的资料更加翔实。
本书简介：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生于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去世后，门人弟子私谥“文中子”。全书分上下两编，十个章节。本书叙述了王通所处的生活时代，王通的家学渊源，以及其思想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得出王通是天人感应论的终结者、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理学的开创者、文以载道的先行者、入祀孔庙的大儒的结论。本书旨在参考、吸收前人考证成就的基础上，纳入笔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试图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伪、王通的家乡、王通的生年、王通两次去长安的事实、王通是否做过官、王通的学生等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张、天人观、修养论、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及其与理学的关系，证明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先驱者。
作者简介：
尹协理，男，1944年生，江苏江都人。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员；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山西省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宋明理学》（新华出版社，1992）；《新编傅山年谱》，收入《傅山书法全集》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主编《傅山全书》二十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未来的哲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等。刘海兰，女，1970年生，山西省兴县人。山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中子王通》《温氏三雄》等著作。
目录：
前言
上编王通其人其书的考证
第一章王通是真实存在的
一、王通的真实存在本来没有问题
二、《隋书》未载王通原因剖析
三、王通去世后“被”坐了一次“过山车”
第二章《中说》不是伪书
一、《中说》非阮逸所伪造
二、《中说》门人多卿相非阮逸之过
三、参假者王福畤的功与过
第三章《元经》不是从《晋书》抄来的
一、《元经》是王通的主要著作之一
二、怀疑《元经》为伪作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元经》抄《晋书》伪造说不能成立
四、今本《元经薛氏传》有残缺前言上编 王通其人其书的考证第一章王通是真实存在的一、王通的真实存在本来没有问题二、《隋书》未载王通原因剖析三、王通去世后“被”坐了一次“过山车”第二章《中说》不是伪书一、《中说》非阮逸所伪造二、《中说》门人多卿相非阮逸之过三、参假者王福畤的功与过第三章《元经》不是从《晋书》抄来的一、《元经》是王通的主要著作之一二、怀疑《元经》为伪作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元经》抄《晋书》伪造说不能成立四、今本《元经薛氏传》有残缺下编 王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四章王通的家世与生平一、王通的家乡在今万荣县通化镇二、王通生于公元580年三、王通做过几个月的小官四、著书立说与河汾讲学五、王通的兄弟与后人第五章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一、隋代前后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二、隋代前后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三、隋代前后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化四、王通思想产生的环境因素第六章“明王道”的政治主张一、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二、以“明王道”为己任三、仁政与德治四、三教可一第七章以人为本的天人观一、天地之中只有人二、以人为本通其变三、天命归有道四、“正主”才能“庇民”第八章“穷理尽性”的修养论一、重新解释“三纲五常”二、重建“礼制”三、“穷理尽性”的理学修养途径四、“敬静”的理学修养方法第九章明理励志的文化教育思想一、教化为先二、史以明道三、诗以见志四、文以明理第十章简短的结论后记主要参考文献前言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家。隋代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由农奴制阶段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阶段转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王通适应新时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家。隋代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由农奴制阶段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阶段转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王通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抛弃了原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提出了以“道”和“理”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为创建新儒学即后来的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自北宋初至今，却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甚至有人完全否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对此，一个世纪以来，前人出版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力图厘清事情的真相，如汪吟龙先生的《文中子考信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王立中先生的《文中子真伪汇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卷十《子部一》（中华书局，1980年），尹协理、魏明先生的《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骆建人先生的《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杨永安先生的《王通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92年），邓小军先生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李小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常裕先生的《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除了这些专著外，还有许多论文对王通其人其书进行了考证。其中重要的有：王冀民、王素先生的《文中子辨》（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3年），段熙仲先生的《王通王凝资料正讹》（载《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6年），张新民先生的《文中子事迹考辨》（载《文献》1995年第2期），陈启智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考》（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徐朔方先生的《王通门人辨析》（载《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黄清发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新证》（载《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这些著作取得了王通研究的丰硕成果。本书旨在参考、吸收前人考证成就的基础上，纳入笔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试图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伪、王通的家乡、王通的生年、王通两次去长安的事实、王通是否做过官、王通的学生等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张、天人观、修养论、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及其与理学的关系，证明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先驱者。本书对王通生活的隋代前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王通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着墨颇多，因为笔者认为，王通思想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根源正深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当中。而对隋代前后经济、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及其意义，中国思想史学界不大关注，中国古代史学界也关注不够。由此，王通及其思想的价值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看清了隋代前后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农奴制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并且把王通的思想与时代的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其思想的真谛及其巨大贡献就会豁然开朗。这应该说是本书不同于同类著作的根本所在。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能否达到目的，使读者有所收获，或受到启发，尚不敢断言。因此，本书的看法和观点，还要请方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尹协理刘海兰2013年7月于太原王通的九世祖王寓，“遭愍、怀之难”，说的是西晋惠帝司马衷（259年－307年）即位后的第二年（291年）开始，西晋王朝经历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此后的晋怀帝司马炽（284年－313年）和晋愍帝司马邺（300年－318年）期间，又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局面，这两个皇帝先后于永嘉七年（313年）和建武二年（318年）被匈奴首领刘聪所俘并被杀害，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7年，时为西晋丞相的司马睿（276年－323年），在建康（今南京）称王，改元建武，是为东晋。就在西晋灭亡之时，王寓与当时许多北方贵族一起，率全家搬迁到了江南。王绩在《游北山赋并序》中说：“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卷一）“江左”即江南。但《文中子世家》和王绩都没有说搬迁到了江南什么地方。王通的八世祖王罕和七世祖王秀，在江南文学氛围的熏陶下，诗文甚佳，所以《文中子世家》说他们“皆以文学显”。王通的六世祖王玄则，被称为“先生”。他“以儒学进”，先后在刘宋王朝当过太仆和国子博士。由于王玄则的哥哥王玄谟当了武官，玄则不大高兴，“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鸿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以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中说·附录·文中子世家》）王通的五世祖王焕，应该当过江州刺史，所以被称为“江州府君”。江州所辖为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州治在今九江市。王通的高祖王虬（428年—500年），被称为“晋阳穆公”。他之所以被称为晋阳穆公，是因为他看到南朝的乱政和北方王朝北魏的汉化和开明政治，在南齐萧道成代宋的那一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王虬五十二岁时，毅然率全家离开汉族统治的南朝，去了鲜卑族拓跋氏掌权的北魏，受到北魏朝廷的重用。太和八年（484年）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中说·附录·录关子明事》），官至并州刺史。并州的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所以称“晋阳穆公”。于是他把家安到了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与汾河之间富饶而又尚文的地方。《录关子明事》说：“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北魏孝文帝卒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王虬“逾年而薨”，当卒于太和二十四年（500年）。王通的曾祖王彦，被称为“同州府君”，应该是当过同州刺史。王绩在《游北山赋并序》中说：“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卷一）“永安之事”是指北魏后期的政权已经被尔朱荣一家实际控制了，尔朱荣在北魏孝明帝元诩武泰元年（528年）卒后的四月，残忍地将胡太后和幼主沉于黄河中溺死。孝庄帝元子攸（507年—530年）即位后，于当年四月改元建义，九月又改元为永安。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孝庄帝设计杀了尔朱荣父子。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尔朱世隆、侄儿尔朱兆等人立即起兵谋反，于同年十二月便杀了孝庄帝和皇子，北魏朝廷从此名存实亡。对此，王彦感到十分悲伤，于是辞去了官职，回到了家乡。但对于王彦最后的官职“同州刺史”，南宋的王应麟说，阮逸本《中说》中载王彦为“同州府君”，而龚鼎臣本却作“司州府君”（《困学纪闻》卷十《地理》）。有意思的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林云凤手抄《东皋子集》三卷本王绩《游北山赋并序》也作“司州”（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司州”与“同州”不是一个地方。关于“司州”，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载：“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可见“司州”最初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年间（398年—403年）所置，治所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据《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载：“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治所在洛阳。即从太和十七年（493年）起，司州的名称就不再指平城而是指洛阳周围了。但按《魏书》卷七十《高祖纪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因此将洛州改为司州的时间应该是太和十八年，而不是太和十七年。洛阳作为司州的治所，一直延续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534年）。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载：“司州，治邺城，魏武帝国于此。太祖天兴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迁都改。”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13公里的漳河北岸。东魏孝静帝将都城由洛阳迁至邺，同时把邺县所在的相州改为司州。可知“司州”在北魏和西魏一直是京城周围的地区，并且随着京城的迁移而改变。如果王彦是司州刺史的话，那他就在天子脚下的洛阳做官。关于“同州”，《魏书·地形志》中没有记载，而在《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中说：“（西魏废帝）三年春正月……改置州郡及县，改……华州为同州。”西魏废帝三年为公元554年，此前未见“同州”这一地名。又据《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载：“华州郡，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可见，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至西魏废帝三年（554年）不称同州，而叫华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按说，无论是王绩还是王福畤，或者是其他人，称某人为“某某府君”的话，应该依据此人当时所在地的职务，而不会用若干年以后更改的地名来称呼他。由于王彦是在北魏做的官，还没有到西魏就辞官还乡了，而那时还没有“同州”这个地名，只有“司州”，因此，王彦应该是“司州刺史”才对。但北魏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开始，就把司州刺史的职务名称改成了“司州牧”，官阶很高，为从二品（《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但据杨鹏先生说：“自司州刺史改为司州牧以后，司州牧一职便开始由元氏亲王所垄断。”（《北魏司州长官沿革考略》，载《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3期）。对此，笔者未作考证。王彦于528年至530年间辞官，那么他辞官前如果是司州长官的话，就应该叫司州牧，而此时司州牧一职早已“由元氏亲王所垄断”，王彦又是凭什么当上司州牧的呢？看来王彦为“司州牧”也是有问题的。“同”与“司”的笔画只差一竖，也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差错，但究竟是传抄中多加了一笔成了“同州”，还是传抄中丢了一笔成了“司州”，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但无论是“同州”还是“司州”，都存在着疑点。因此，王彦最后的官职究竟是“同州刺史”还是“司州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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