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
本书简介：
章太炎与梁启超是民国两大思想高峰，是民国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他们不但交往频繁，而且共同的地方实在太多：同样来自文化深厚的土地，同样出洋留学，一个师从革命家孙中山，一个跟随改良派康有为，共同成为晚清与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引领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大变革，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空。将这两位民国大家放在一起解读，充满趣味，别有深意。
作者简介：
陶方宣、男，安徽芜湖市三山区人，现居上海，编剧、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多年，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出版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盛妆*张爱玲》等著作30多种。其中《霓裳*张爱玲》、《鲁迅的朋友圈》分别在香港三联、中和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创作有多部影视剧，均已拍摄播出。
目录：
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1
第一章双子星座
投身万木草堂/2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8
《时务报》的恩恩怨怨/13
章太炎绰号章疯子/19
反清与革命/24
同是天涯沦落人/30
周旋在两大阵营之间/36
徘徊在十字路口/42
第二章分道扬镳
东方文明正在华丽转身/48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54序没有人是一个孤岛/1 第一章 双子星座投身万木草堂/2康梁会引出梁章会/8《时务报》的恩恩怨怨/13章太炎绰号章疯子/19反清与革命/24同是天涯沦落人/30周旋在两大阵营之间/36徘徊在十字路口/42 第二章分道扬镳东方文明正在华丽转身/48三千年未有之变局/54岔道从这里开始/60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66自称是“洪秀全第二”/71革命！革命！革命！/77革命与改良就是针尖对麦芒/82以武犯禁与以文犯法/87 第三章 儿女情少梁启超的“雨伞”/94风云气多，儿女情少/100很不寻常的王姑娘/106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112水乡美女在水一方/118春蚕不肯无情死/124 第四章书生本色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132历经沧桑后的自甘寂寞/138章太炎的“五大天王”/143最著名的弟子/148千年一遇的狂傲弟子/154天王之外的“八大金刚”/160康有为的私塾弟子/166史无前例的证婚人/172“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178两股道上跑的车/184 附录附录1章太炎年谱/190附录2梁启超年谱/196第一章 双子星座『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梁启超 投身万木草堂在民国熠熠生辉的文化星空，章太炎与梁启超如同一对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散发出异样的光芒，让我们看到民国文化的幽幽景深和中国文化的星汉灿烂。追循着双星的人生轨迹，必得先从梁启超说起。这个小章太炎五岁的男人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异秉，天才与异秉从来就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双胞胎，梁启超打小就是这样的天才与异秉。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倒也不避讳，后来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从《三十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六岁即随父开始遍读史书，八岁开笔作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在当地引为奇人奇事。当地就是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这在他的《三十自述》中亦有记录：“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作为一个闭塞的小岛民，梁启超能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博览群书的天才少年，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家祖上居住在福建福州，北宋末年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至南雄。明末以同样的缘故由南雄迁往新会。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半耕半读，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到了梁启超祖父梁维清这一辈，境况才稍稍有所好转，这得益于梁维清经过长年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成为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秀才，秀才很快又晋升为本县教谕，它改变了梁家世代农耕的格局。文化人的毛病就是清高，这个县教谕旅职时间并不长，因为书生意气又看不惯官场腐败，便辞官回乡间创办私塾，渐渐成为茶坑村一带深得乡民信任与敬仰的乡绅。虽然偏居山乡一隅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他却以严厉的长者作风、深厚的文化修养影响了初懂人事的孩童梁启超。虽说家境清贫，但是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梁家始终当成一件大事。据说梁启超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其开阔眼界、见多识广，祖父便带他到新会县城会城镇，晚上入住在一位同为秀才的李兆镜家中。对于初次走出乡村的小孩来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李家有个后花园，当时正值春天，桃花杏花开得像火一样，十分好看。梁启超忍不住随手摘下一枝桃花，突然看到祖父与李秀才沿园中小道走来，他害怕祖父训斥，便慌忙将摘下的桃花藏进衣袖之中。这一切没能逃过祖父与李秀才的眼睛，梁维清正要训斥梁启超，李秀才却阻止了他，说：“且慢，都说你们家启超是神童，你以此来考考他，然后再指出错误不迟。”梁维清点头称是，快步上前截住梁启超：“新会人都知道梁家有小儿才情过人，先生要我出题考考你，你看如何？”梁启超点点头，梁维清看了看他然后说：“那我出对子吧？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请对出下联。”梁启超想了想，然后答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梁维清看到园丁推着小车走出园中小道，马上又出一联：“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答：“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在一旁面露惊喜，梁维清却沉下脸来：“对子对得倒不错，但是你如果不去掉一些做人的恶习，即使‘策马入长安’，于国于民有何益?”说着，他拉过梁启超的手，从衣袖中抽出了那枝桃花。梁启超中秀才之后就被祖父送到广州，先后求学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先生。三位先生虽非一流学者，旧学功底却很深厚，梁启超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十五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当时广州有五个大书院，分别是：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五大书院梁启超一下子就进了四个，可见其求知欲之强烈。其实没有去的广雅书院也曾打算过去，因其制度规定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这一条让梁启超无法忍受。由此可见，叛逆精神早就在这位超常规的少年心中生根、萌芽。学海堂的三年苦读，使梁启超从一个“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问”的秀才，变为一名饱读经史子集，精通训诂辞章的学者。在那个“科举取士”的年代，为前途和衣食计，他还不能脱离祖辈辛苦走过来的那条老路。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当时的主考官是贵州人李端棻，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学。李端棻想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王仁堪有女待嫁，也想招他做女婿。但是李端棻先开口请王仁堪做媒，王仁堪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里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并不顺利，关键是梁家。李家是贵州望族，李端棻时为礼部侍郎，官高位显。梁启超的父亲认为自己是贫寒之家，不敢接受。这位李侍郎却托人传话：“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大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问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这样一说，梁家才放下心来。不久，梁启超与李蕙仙喜结良缘。中举第二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但这次却没有考中进士，不过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上海是东方第一大都会，市容繁华摩登、文化风起云涌，民间各种党派像雨后春笋，世界各地学说如狂风暴雨冲刷着这片土地，所见所闻把偏居一隅的梁启超看得目瞪口呆。对于一介学子来说，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在《三十自述》中他后来这样写道：“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辞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辞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被上海和《瀛环志略》开了天眼的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大弟子陈通甫：“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英年早逝，曾被戏称为康门的“颜回”。他一走，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就落到梁启超的身上，“耻于旧学”的他进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是他思想的开始、事业的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开始。康有为一生能翻云覆雨、成就大业，与梁启超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有极大的关系。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康有为，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虽然不会一事无成，但是他也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不可知不可测，冥冥中的神灵常常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为有志者安排一位高人出现。三岔路口不会早就形成，是高人的出现才导致你的人生之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一个三岔路口。康有为如此，梁启超也如此，甚至随后登场的章太炎也如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真的说不清是你帮了我还是我帮了你，应该是你我他一起联手共同协力，才唱成了人生这出大戏。康梁会引出梁章会一个聪明过人的学生，投身到一代文化骁将门下，又恰逢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大际遇面前，他们不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公车上书”就是他们事业大幕的开启。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这样回忆：“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绝不会空穴来风，所有的事件皆有前因后果，追溯当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对晚清来说都是顺理成章、应运而生。历史与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历史常识，“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这个深谙中国政制、对世界历史如数家珍的老学究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先驱，“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这是弟子梁启超对万木草堂时代康有为的回忆，适逢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康有为这样的人必定要粉墨登场，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在紫禁城被有史以来第一盏电灯照得一片雪亮的1888年，中国确实应该要发生一些什么，也肯定要发生一些什么：1888年，颐和园正在加紧施工，光绪帝即将大婚，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李泽厚说得好，“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康有为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肯定是晚清历史必然要出现的一个人。既然点了几千年的油灯可以被电灯取代，为什么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不可以取代专制的极权制度？历史的嬗变向来从物质、体制、文化三个层面开始，“上清帝第一书”就是标志着这样的递进，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不断被欧洲文明影响、融合、改变的结果。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影响、改变到最后完全被取代，这是古今中外司空见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清朝即便入侵中原并占领中原最终建立了清朝，但它照样被强大的汉民族文化所同化。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晚清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梁启超的启蒙导师：康有为，这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男人注定要成为李泽厚笔下那个“偶然出现的”人，他最早言传身教的老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康有为最初的理想就是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并不赞同，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痛定思痛之后，他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历了一次香港，从前那个荒凉的海边不毛之地尖沙咀一带，如今在欧风美雨浸淫下成为华丽又摩登的开放大都会，康有为为之倾倒眼界大开。随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是他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文明。欧洲的强大与繁荣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崩溃中的中国。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这里有几个必须要记住的关键词：香港、上海、大量西方书籍——这一点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上海经历如出一辙。这时候上海开埠已有二三十年，和香港一样繁华摩登，中西文化并存，大量西方书籍的出版发行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人格与精神桎梏。正是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康有为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六年后的1888年9月，也就是李鸿章在紫禁城点亮第一盏电灯的这一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一腔豪情如同烈火熊熊燃烧。这时候同治皇上病逝，慈禧的侄子兼外甥、四岁小男孩光绪即位。康有为来到清廷递呈了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他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这是康有为作为一代大家迈出的人生第一步。后来他回到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然都不太完整，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对顽固守旧分子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无论古今中外，全新的学说一开始都被人视为“异端邪说”，康有为置之不理，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马上开始了他的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到清廷递呈万言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则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举人梁启超就这样被连举人都不是的康有为率领着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这时候梁启超的表现极其活跃，积极协调康有为在京沪两地筹办“学校兼政党”于一体的“强学会”，先在北京设立，列名会籍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李鸿藻﹑翁同龢等，成为改革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不久，康有为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组织学会，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倡导维新变法，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这一系列的行为梁启超均成为其中主将，同人称为“康梁”。当时偏居杭州的章太炎也收到一份强学会宣传广告，捐了银元十六枚，得到一个会友资格，“梁章”之说从此开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时务报》的创办。《时务报》的恩恩怨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时务报》，因为它是梁启超与章太炎联手打造的第一块平台，也是章太炎出山的第一块台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报纸，《时务报》是清末变法维新运动时期改良派的重要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翰、吴德潇等发起创办。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每旬出版1册，3万字左右。重视政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赵而霦的《开议院论》、麦孟华的《尊侠篇》、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全由《时务报》刊载。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开议院、废科举、办学校等全新的政治主张也均由此发出。光绪帝后来下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并在同年8月17日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在出满六十九期后宣告停刊，当然这是后话。最高峰时它的发行量为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由于影响太大，《时务报》的政论文体风行一时，被认为是“时务文体”的代表。《时务报》的创办与“公车上书”的失败紧密相关，随着“公车上书”的失败，力主变革的北京强学会遭到查禁，上海的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会的主要人士并未就此罢手，把原来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改为《时务报》，继续推行其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此时远在广东的康有为与在上海的黄遵宪积极筹划改报事宜。黄遵宪请来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反复磋商，决定用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二百元和黄遵宪的捐款作为《时务报》的开办经费，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聘请张少塘为英文翻译。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时务报》终于与读者见面，正应上当时力主变革的时代大潮，一时好评如潮。随着《时务报》的声名日隆，内里矛盾开始激化。或许是由于报馆初创、处境艰难、前景未定，此时双方尚能同舟共济，偶尔互有不满，也只是在报纸管理方面小有摩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就起了变化。作为主笔的梁启超看不惯汪康年吃花酒的作风，对他大权独揽的管理方式也非常生气。例如，报馆收到捐款后要函谢捐款人，起初梁启超建议由五名创办人共同署名，但汪康年决定只由汪梁两人署名便可，这事实上就夺了报馆的大权。发展到后来梁启超的名字也遭删除，只署汪康年一人之名。除此之外，报馆的其他杂务也一向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诒年定夺，甚至新雇人员也从来不和梁启超商量。更大的问题是随着自己的时务文章越来越出名，梁启超已非初入馆时的“吴下阿蒙”，对报馆的运作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至少已不是开初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心态，他时时流露出介入报馆运营的态势。受到汪康年打压之后，他对报馆事务开始三心二意。1896年下半年，梁启超回粤探亲，与汪康年约定四十日后返沪，并答应自粤寄稿过来。但梁启超回粤后，却参与筹办《广时务报》，“无暇晷”作文，以致不好意思给汪康年写信，直到“勉强凑得两首”，其中一篇，还是拿了麦孟华的文章来“塞责”。在广东期间，他一会儿随黄遵宪出使德国，一会儿又要随伍廷芳赴美，此举导致两人积怨加深。第二年春天，黄遵宪致函汪康年，提议汪康年改任董事，“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而要聘龙泽厚（康门弟子）或吴樵“总司一切”。同时建议让当时实际管理报馆庶务的汪诒年（汪康年之弟）专司校对，而对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等则予以赞扬，并建议给梁启超加薪。此信一出，一时馆中大乱，吴德潇等人皆替汪康年抱屈，汪诒年则大声嚷嚷要辞职。黄遵宪力主设董事，本意是在报馆引入现代的管理模式，其动机不可谓不善；“总理”和“主笔”的权力，也的确需要一个有力的机制来加以制衡。但汪康年对此无法理解：《时务报》是我费尽周折苦心创办的，现在你却要来“挠我权利”，再加上黄信中对汪梁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在汪康年看来，这是黄遵宪和梁启超联合起来排挤自己。实际上，梁启超与此事并非没有关联。他从广东回沪后有人对他数落汪康年的不是，使本来恼火的他对汪康年更加不满，在给黄遵宪写信时，忍不住“多说几句”。同时，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打算让龙泽厚取代汪康年，使《时务报》馆完全置于康门控制之下。这样的背后动作让汪康年怒火中烧，当初让梁启超参与办报，便意味着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合作，汪康年对此心知肚明，同时也是心存疑虑。他的朋友叶瀚曾说过，将来“局势一成，又将交排”。就在汪康年忧心如焚时，康门已势力渐厚，麦孟华、欧榘甲、韩昙首、龙泽厚以及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学生梁作霖等先后经梁之后鱼贯而入。汪康年不甘示弱，让胞弟汪诒年管理报馆庶务，并牢牢掌握行政大权，同时也频频引进同乡。双方心照不宣地维持力量平衡，又在暗中强化对抗。就在双方暗中较劲之时，章太炎应邀抵沪出任《时务报》馆主笔。作为汪康年同乡，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号太炎，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弟子。俞曲园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时为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作为俞曲园的得意门生，章太炎在此“出入八年”，博大精深的国学造诣得益于此，这是梁启超难以企及的渊源。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这样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就是余杭的章太炎。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当时偏居杭州的他“闻有粤人康祖诒（康有为）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有了文名，又是《时务报》股东，而《时务报》当时急需人手，这样的机缘促使汪康年、梁启超向他发出了邀请。更何况章太炎与汪康年有旧谊，在此之前曾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他没有丝毫迟疑便答应了。《章太炎自定年谱》也提到此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这是1897年新年的开始，对章太炎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些年蛰伏在杭州诂经精舍，肚子里本来就憋闷着无数个想法，现在有了这么个大展身手的平台，他着实有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一接到梁启超的召唤，便马不停蹄地从杭州赶到上海。时逢《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就华丽登场，接下来又为第十九册撰写了《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宏大格局、全球视野，一经发表就备受瞩目。章太炎的学问与才情令人折服，一时文名显赫。谭嗣同在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章太炎）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黄遵宪在来信中也提到了章太炎：“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揽下如此大才，梁启超自然喜不自禁，而章太炎正值而立，踌躇满志。两位文化大将携手并肩粉墨登场。晚清与民国的文化大幕，就是被他们这帮仁人志士徐徐拉开。 章太炎绰号章疯子《时务报》对章太炎来说是出山的第一步，却是浅尝即止的第一步。事实上他在《时务报》就发表了上述两篇文字就中止写作。其实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一言不合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章太炎于是愤而辞职，他们这一次合作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他在写给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谭献的信中说：“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谭献是浙江仁和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章太炎称他为“好称阳湖庄氏”，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谭献当时在汉口，他在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早在章太炎来上海之前谭献就曾试图阻止他。两天后谭献在日记中又记载此事：“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做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清朝的末日就到了。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很反感。在他看来，一个人狂妄到竟然目无孔圣人，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偏偏梁启超对康有为极度顶礼膜拜，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极度反感。“公车上书”虽然让章太炎对康有为充满尊敬，但是等到他面见不可一世的康有为，马上就极度鄙视，这在章太炎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行为。其实在早诂经精舍的时候他就写文章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现在亲眼目睹康有为身边一帮弟子肉麻地吹捧康有为，唯生是尊，一时怒不可遏。这里面还有一个起因：康有为搞“托古改制”，打出孔子的旗号，把孔子称为“素王”，自己称“长素”，宣称自己是划时代的改革家。章太炎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读书人，最信奉的就是实事求是。即便为了变法也不能篡改历史，把自己凌驾于孔子之上。他当众痛斥“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此话一出，无异于在《时务报》馆内扔下一枚炸弹。1897年4月的一天，章太炎在忙乱嘈杂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梁启超、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又开始当面吹嘘康圣人如何如何，其实是故意引起章太炎的愤怒。章太炎果然上当，拍桌子大声说：“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孟华立马转过身来：“怎么就不能比？康师早超过孔子，只是你有眼无珠。”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走上前来说：“就你还不服气？告诉你，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想找打呢？当时章太炎的朋友金仲华也在场，他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只听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们算什么君子？再怎么争论也不能打人哪？”梁作霖不容分说突然冲上来照着金仲华举拳便打。章太炎上前拉架，康门子弟包括梁启超纷纷冲上来照着章太炎和金仲华一顿围殴。章太炎也奋力还击，但是在拳脚交加中，他们势单力孤，不免饱尝了老拳，据说章太炎混乱中只打了梁启超一耳光。发生了这样的事章太炎自然在《时务报》待不下去，他致信给汪康年：“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汪康年出面挽留他，但是章太炎去意已决不肯迁就。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汪康年与章太炎还有姻亲关系。章太炎虽然被人称为“章疯子”，但是他在诂经精舍时却是另一种形象，是个孤独的书生形象。清代文字狱的血雨腥风让文人噤若寒蝉，对杀身之祸、满门抄斩的恐惧让所有知道章太炎性格的人们远离这个天生反骨的男人。孤独的好处就是可以安静地思考与追问，他在一篇《独居记》中写道：“今之人，则有一塘汪翁。其性廉制，与流俗不合。自湖北罢知县归，人呼曰‘独头’，自命曰‘独翁’，署所居曰‘独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其独，仰其群也。’其为令，斡榷税，虽一锱不自私，帑藏益充，而同官以课不得比，怨之，其群于国也。罢归，遇乡里有不平，必争之，穷其氏，豪右衔忿，而寡弱者得其职性，其群于无告者也。悖礼必抨弹，由礼必善，其群于知方之士也。”章太炎经过三个月《时务报》的经历，决定取积极态度入世为生，他虽然在诂经精舍埋头苦读，但并非不问世事的呆鸟。汪康年对《时务报》的方向一直举棋不定，章太炎说：“刍荛之见，谓谊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章太炎的理想在这里一目了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积极参与世事。“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时忌”不用说是当时清统治下的思想控制，说明白一点，就是要用学术曲折隐晦地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一条从古至今中国的文人走过千百回的老路，也是中国读书人的功课之一：策论。他们在饱读诗书之后，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为策士，为大大小小的权力出谋划策。划策在这里就是策划，为他们坐稳江山出点子。从一个在西湖畔诂经精舍死啃古籍的书呆子到《时务报》与时俱进的章疯子，这是一个对他一生来说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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