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冯玉祥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煊赫、权势重大、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迹，与晚年团结戮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但也因其间及晚年与国民党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
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第一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
作者简介：
简又文（1896—1978），字永真，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斋名猛进书屋。中国当代史学家、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广东新会人。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立法委员、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委员、香港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引言/001
第一章家世及童年
（一岁至十四岁，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第二章在行伍间的奋斗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第三章新军的下级军官
（廿一岁至廿七岁，一九○二—一九○八）目录
引言/001
第一章家世及童年
（一岁至十四岁，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第二章在行伍间的奋斗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第三章新军的下级军官
（廿一岁至廿七岁，一九○二—一九○八）
第四章革命势力之生长
（廿八岁至卅三岁，一九○九—一九一四）
第五章第十六混成旅
（卅三岁至卅六岁，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第六章蝉联旅长八年长
（卅六岁至四十岁，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七章入关出关
（四十岁至四一岁，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第八章陆军检阅使
（四一岁至四三岁，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第九章首都革命
（四三岁，一九二四）
第十章“首都革命”——成功欤？失败欤？
（四三岁至四四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第十一章西北边防督办
（四四岁至四五岁，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第十二章去国与归国
（四五岁至四六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十三章国民革命
（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四章北伐成功
（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五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四七岁至四九岁，一九二八—一九三○）
第十六章最后十八年
（四九岁至六七岁，一九三○—一九四八）
前言引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余在北京因秘密参与革命工作，受奉鲁军阀之压迫，名列被通缉的黑名单。于是辞去燕京大学教席，微服出亡，南归广州，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蒙孙科、徐谦两先生荐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为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余即经沪赴汉，转车北上。翌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抵达西安，向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总司令部报到，以后担任各种政治工作。余本与冯氏有旧，至是重聚，在其麾下正式受职。因有公谊私交双重关系，故于任务进行，甚为顺利。
公务之余，余仍不脱书生本色，怀着学术研究的兴味，分向各方搜集冯氏本人生平事迹，及其所创建的西北军（别称“国民军”，详后）史料，拟撰专书纪之。一有所得，辄笔之札记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离军从政。暇时，则以所有资料，作系统的编述。
引 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余在北京因秘密参与革命工作，受奉鲁军阀之压迫，名列被通缉的黑名单。于是辞去燕京大学教席，微服出亡，南归广州，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蒙孙科、徐谦两先生荐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为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余即经沪赴汉，转车北上。翌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抵达西安，向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总司令部报到，以后担任各种政治工作。余本与冯氏有旧，至是重聚，在其麾下正式受职。因有公谊私交双重关系，故于任务进行，甚为顺利。
公务之余，余仍不脱书生本色，怀着学术研究的兴味，分向各方搜集冯氏本人生平事迹，及其所创建的西北军（别称“国民军”，详后）史料，拟撰专书纪之。一有所得，辄笔之札记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离军从政。暇时，则以所有资料，作系统的编述。
越年，成初稿十四章——由冯氏出生起至北伐成功止。以后，时事变幻，波谲云诡，冯氏之出处，大成问题，不易下笔。而且其后数役，余因早已脱离关系，不在冯军，未曾亲历其境及躬预其事，见闻复未周，亦不敢率尔操觚。中间经过八年抗战，有关冯氏的资料尤不易得。于是搁置草稿垂四十年。最近，整理旧作，喜见本书原稿，虽屡历沧桑浩劫与人事变迁，幸而尚未被蠹鱼白蚁蛀蚀。亟趁治太平天国史工作告一段落，发愤执笔，重写全编，冀为我国现代史保存多少史料。
冯氏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下世，去年（一九七一）且二十三年了。其一生棺虽盖而论未定。以迄于今，中西论者对其人犹毁誉参半，本书亦未能妄下武断的、终极的结论，这恐怕要留待后代世界史家之公判。不过，在今日执笔记载其事迹，根据显著的、可信的事实，平心而论，其早年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烜赫、权势重大、手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绩，与夫晚年团结勠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者。虽其间及晚年与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特别是因其生前仇雠太多，旧敌余党，怨恨未息，动辄诪张为幻，蓄意诋毁，厚诬其人，实是乘势下手“打死老虎”）。然而无论如何，要亦不能掩其大半生奋斗成功，叱咤风云，与屡次扭转时局，促进革命，毕生爱国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与伟勋。在中国近代史、民国建国史中，当然不失其为一个有数人物而占有相当地位的。然则又乌可不传？
书成，署签曰“冯玉祥传”，盖于国史、正史，或自传、别传、外传之外，另为私家记载之作也。抑且此亦有异于学术研究之完全根据记录、详加注释的史传。除了参考所得书籍文件之外，多系著者所亲切认识的冯氏之一生事迹，以及其人格、品性、情感与思想信仰（其中有不少是世人所不知的），而时或加以个人的印象及观感。读者可由此而对于其人、其行、其时代及与其有关之国家大事，得有多些真确的知识，故既可作为近代掌故读，而一般专治中国现代史者，也许可由此“实录”而获得多些特殊的、可用的资料，是则著者希望之所在，更引为幸事的了。（友人某教授，前在英国一家大学掌教中国历史，著作等身。年前来港，屡顾寒园，披阅本书全稿，摘录内容不少，谓将为其新著史料之用。又：下文本书资料来源之（九），指出一位美国史学教授之权威的巨著，亦曾引用我所提供的资料，可为上言之证。）所望读者如发现书中有挂漏或舛讹之处，不吝随时指正，幸甚。
本书的资料来源，有以下九类：
（一）曩在军中，除亲历亲见之事实外，时得冯氏亲口告以所历旧事，往往娓娓不倦。其后在南京、重庆，屡次会晤亦然。此为独特的、直接的源头。
（二）冯氏最初在军营中相与同事之老友，如尚得胜、邓长耀、史心田、石敬亭等多人，我从征时尚在军中，一一为我讲述许多冯氏早年的逸事，是至为难得而可信之第一手资料。
（三）全军干部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参预以前各役的，也给我许多至有价值的直接资料。
（四）冯氏自己的著述是最好不过的资料。在军中，他给我一本《冯玉祥自传》未刊稿，《冯玉祥日记》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参考。后来又有详细的自传《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尚有其他诗歌、训令、读书札记等，亦曾一一参考。
（五）我个人从前在军中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西北军革命奋斗史》（民二十四），与后来的《西北风》（载《西北东南风》，良友公司出版），另有个人的零碎札记及片段的回忆，皆转而成为本书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关冯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陈崇桂牧师之英文冯氏传记MarcusCh'eng.MarshalFeng，TheManandHis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T.B.Davis，China'sChristianArmy，1925，TheChristianAlliancePub.Co.，Philadelphia；③张之江：《证道一助》；④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民十九）；⑤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二集（军中石印，非卖品）；⑥王瑚：《冯公郁亭墓道碑志》（拓本）等，皆载有极有价值的资料。
（七）《冯玉祥将军纪念册》，系于冯氏去世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为其印行者（非卖品，无年期），亦有多少资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湾出版品有冯氏旧部所写的①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一九六六年，传记文学社）②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一九六七年，传记文学社），载有关于冯氏的资料不少。
（九）最近，有一位美国西北大学历史教授薛立敦，专门研究冯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冯玉祥的事功》（JamesE.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1966，StanfordUniv.Press）（由其哲学博士论文增补成书），系施用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的传记体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编著而成，为最完备之学术性的冯氏史传，记载翔实，立论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资料是由我特别供给及由其引用上录之（五）拙著各编者。而拙著本书之内容，亦有转用他自己所得的资料。谨此声明，并志谢忱。（书简称“薛著”）
回忆当抗日大战末期，我在陪都谒见冯氏（这是我最后与他会面的一次。其时，他喜欢人以“先生”称呼他）。从新聚首话旧，感情欢洽。他即席书赠他的“丘八诗”（自称），有句云：“不作张子房，便为张自忠。”后来，我也报以“丘三诗”（“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两首。其一云：“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汉高未碰头。愿学其人之晚节，功成快共赤松游。”末句，辞婉而讽，类似“谲谏”，隐寓劝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释兵权之意。（按：战时，总统蒋公得美总统罗斯福亲笔来函，保证援助我国抗战必胜，故人人怀有成功之希望。）他虽与我半生结患难之交，有袍泽之谊，而后来志趣歧异，门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头治学已廿余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机会将本书发表，了却一宗多年心事。知我一向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以报道真实事、爱讲公道话者，当能谅我。知我与冯氏多年公私关系者尤当谅我而不罪我。属草至此，四十年旧事，萦回脑际，不禁百感交集，心头隐隐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之痛焉。这是自然发生的念旧真情。若目为借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则又岂敢岂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简又文驭繁氏书于九龙猛进书屋第二章在行伍间的奋斗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入营当兵
自天津回保定后，毓亭公移防于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即迁家于县城之北关。翌年（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冯氏发愤自立，入营服务，自是正式当兵。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正式军队生活自此开始。（按：《自传》与《我的生活》均言十六岁，但自一八八二至是仅得十五岁。）
这时，父子俩同在军营。冯氏处于父亲和长官双重的威权之严正的训导和监督之下，无异继续其家庭的训育，得益实在不少。在积极方面，对于营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当的指导；在消极方面，他有严正的父亲，事事监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军营和社会的恶风败俗。例如：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地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有如童时父亲禁戒看戏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九个月才痊愈。在卧病期间，冯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两日，军营教练之期，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油条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得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在冯氏呢，多年后思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原来，队伍不久由安肃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实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虽有功绩，亦在老弱被裁之列。冯氏却得留在军中照常当兵。他弟兄俩尚未成立，无力奉养，只得典宅质衣，筹些路费，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养。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带他同去的，但因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十千钱，不敷两人之用，没奈何只得父子分离。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凉凉地回安徽巢县去了。自是之后，冯氏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在北方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秘密教——“理门”，或称“在理”。这一教门具有些少的宗教仪式，入教者须经过一种神秘的手续。其最要的教规是戒绝烟酒，团结精神，实有一种道德社会的性质，确是切中我国社会上道德的需要。会员——教徒——不可胜数，为北方社会之一种很大的道化势力。冯氏自老父南旋后，即自动加入“理门”，恪守其教规。他本来已烟酒不沾，自为在理教徒后，对于其个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对于朋友的应酬便可坚决谢绝烟酒，却不至于有碍情面而且得人体谅了。（按：有研究中国宗教史学者尝发表一理论：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国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后至元时称“也里可温”——被消灭后，民间教徒继续秘密组织，改称“在理”或“理门”，奉行基督教道德伦理云。未能断定，姑志此待考。）
冯氏在营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时时劝导同营的弟兄们戒嫖赌、戒烟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帮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洁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厌他，但却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励而成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这是当年与冯氏同营的人告诉我的。）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冯氏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其对于种种武功——摔角、劈刀、攀杠等——均勤苦练习。当时的军队，略具新式，对于喊操一项甚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级。冯氏知有此上进途径，则昼夜习之，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地一边走，一边喊，致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谓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也。冯氏听人这样称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多年后，他制私章，镌有“外国点心”四字，以留纪念，至饶风趣。其在营中当兵时，刻苦努力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多类此，故不识其心怀鸿鹄之志者，又以“冯傻子”呼之云。
在此两三年当兵时期，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轶事。保定军营外树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下令禁止，但无效。一日，冯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谕，人窃议于其后，他问人仍敢偷伐树木否，众又视为具文，且怒扑之。冯氏只身与斗，大显身手，仆其两人于地，痛打一顿，余众四散。经此一击，树木遂得保存不少。他执法如山，自为兵士时已露头角，后来之所以能掌数十万雄兵而指挥若定者，此种赏罚严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诀也。
义和团之役
当时，北方社会有结社发生，秘密拜会，请神练拳。人民固迷信神权，入会者甚众，蔓延数省。同时外国人压迫和侵略中国，愈趋愈甚，人民仇外的反抗心亦为之激起。练拳者相信有神助，刀枪子弹不能入其身，遂有所恃而无恐，自以为具有抵抗及扫灭洋人之利器了。此种强有力的迷信，一旦受了愚妄的排外心和爱国心之狂热所激动，更受了清廷西太后及一班庸愚的满洲亲贵与大臣，因政治背景而仇恨外人者之利用，遂结成为一种破坏的大势力，蠢然欲动，暗伏危机，一触即发，驯至闹出大乱，祸国殃民，几至不可收拾了。光绪廿六年庚子（一九○○），“义和团”之乱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京、保定及其他地方恣意屠杀外国官员、教士、商民。结果，致令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予我国以极大之创伤，多年尚未能恢复，诚为我国莫大的国耻和国难焉。冯氏于此时，年方十九岁（见《自传》），正在保定练军充当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营效力，身历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详，而且得受极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对于其一生事业发生极大的影响。
据其自述，对于义和团一役，他第一痛心的事就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他们相信用六个制钱拴在一根红绳子上，放在谁家屋顶上，谁家便要有火灾。又有所谓“红灯照”——他们的红灯照着哪一家，那里就着火。他们整天地拜师练拳，不是说“我是黄天霸”，就是说“你是孙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来，刀枪炮弹不能过身，所以他们居然胆敢以血肉之身去挡外人的枪炮。有时令外人可怜、可笑、可怪，也可怕。他们挑起“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烧教堂，杀外人（“大毛子”）之不已，而且一见穿洋布的，或用洋油的，甚至一家有用一支洋烛或一根洋火的，都说是“二毛子”，非杀不可。蚩蚩的民众实是疯狂了！因此惹起弥天大祸，遂令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他们的威风武力，不堪外兵一两阵长枪大炮的射击便全行消灭。独可怜京、津、直隶一带的同胞大受外兵蹂躏。尤为惨痛的便是辛丑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我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国家丧失元气，多年未复，真足令爱国的人心痛！至于圆明园之被毁，清宫珍宝之被抢，与及清帝后之出奔和亲王之赔罪等奇耻大辱尚是余事了。而推原大祸之所由作，皆从迷信和愚蠢而酿成。冯氏受了这一次的大刺激，所以后来带兵执政，到处努力破迷信，除偶像，改庙宇为学校或工厂，竭力提倡教育，尤其是民众（社会）教育。或讥其矫枉过正，违反人情者，殊不知其目击拳匪害国祸民之深，心中常抱隐痛，一有机会便欲尽一份力开发民智以为国家免除祸根也。
令冯氏痛心的第二件事，就是当时政界军界之腐败无能。从最上层说起吧。清廷利用义和团杀外人以泄私愤——西太后想废光绪帝另立“大阿哥”之阴谋见阻于外人——实是一大祸根，故自始即表示纵容态度。表面上，政府有时派兵弹压乱事以敷衍一下；有时又下诏鼓励他们的勇气，殊相信他们的神秘法术足为“灭洋”的利器。及至大祸作了，政府又不负责任。端王、刚毅、荣禄、裕禄辈，均是在上头后边主动其事的。然而及至祸发之后，无法处理，于是贬黜的贬黜，被杀的被杀。当时民间起了一副童谣式的对联云：“荣禄裕禄，碌碌无用。南廷北廷，廷廷无能。”足见其时当局之胡涂昏聩了。上头的态度和手段既是如此，在中间奉承命令的官吏如何，不问可知了。所谓文武官员奉令弹压义和团者，率兵前去，无非循例走一趟，应酬一下，便尔回来消差，尤甚者则竟或借此机会去骚扰人民。及至与外国军队打仗，又害怕起来，不敢上去迎敌，首先向后转跑散了。朝廷内外军政大员大都如此，甚么国家大事啦、爱国保民啦，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懂不理，只知道讲派头，摆架子。以此辈阘茸腐化分子担当国家的重要责任和职守，无怪国不能卫，民不可保，而反弄到国事蜩螗至若斯之地步了。
保定练军，也是腐败不堪的。其状况为冯氏所不满意有如：（一）懒惰成性，（二）官气太重，（三）不尽职守，（四）太无知识，（五）缺乏训练等五项。他是从那里出身的，自己在那里吃过亏，而且亲见国家吃了大亏的，后来他努力改革军队，更努力革除官僚习气，有由来矣。
义和团一役，尤令冯氏痛心疾首而且愤怒含恨、多年不息的，就是外国兵来华到处残害及到处侮辱同胞之暴行。他在保定亲眼看见外国兵到处拉夫，专拉老年人替他们负担东西，大概是劫掠而来的赃物。无力做工的老汉就惨遭毒打。有时壮年的儿子们抢上前去要替老子做工，洋兵不特不准，反把父子两人一齐痛打一顿。凡人出入城门，都被他们苛刻的检查，检查后还要挨上几个嘴巴才得放走，有一天，冯氏亲见一个人被外兵打落门牙四颗，真敢怒而不敢言了。保定卅里以内都成为他们屯兵的地方。老百姓们日间被翻箱倒箧的搜劫，入夜则又在炮火连天之下受痛苦。尤可痛恨的，外国兵每到一处地方，见了中国人第一步便是打手势要女人，当时由十几岁的少女以至几十岁的老媪，被洋兵污辱强奸的实无数可计。其中尤以意大利国的士兵劣迹最著，奥大利①兵次之（据自述）。同胞们受此种种凌辱，痛不欲生；有投河的，有跳城的，有一家十数口拴在一条绳上一起投井同归于尽的。种种情形，无惨不见。有些怕死无骨气的人民，在这欲死不肯、求生不得的时候，只好预备八杆旗帜来救急——美国兵来了便插上“大美国顺民”的旗；德国兵来了又换上“大德国顺民”……凡此种种惨状，皆冯氏所身历目睹而血为之涌、心为之痛的事实。其爱国救国的热诚，与反帝国主义的努力，均因此而愈为激动，愈为坚决。他叙述以上事实状况之后，复为自己解说：“中外人常有说我冯玉祥无理的排外、矫情的练兵，殊不知我自有我的历史，我自有我的苦衷。我相信假若你们亲自看见外国人对待我们同胞那种奸抢烧杀的兽行，一如我所目击的，或者你们的反感作用会比我更厉害些哩。”
初与基督教接触
在此时，冯氏对于外人却另得了一个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会传统的暗示和成见，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洋教——基督教。驻保定时，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外人在那里传教，他走上去抢了外国教士的桌子。外人问其原委，他说：“有人要你桌子，你应当连椅子也给他。这岂不是您刚才所讲的耶稣的教训吗？”这就是他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了。及至义和团在保定城内残杀外人的时候，他随营被派到两个传教士居住地方弹压，但对于义和团的行动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位年青的外国教士莫女士（MissMaryMorill）和好几个外国人正被兵民围迫加害。那位壮烈的女教士对暴民呼吁：“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朋友么？我也曾探视你们家里，看护你们的病人，和传福音给你们听。”狂迷的义和团们大嚷：“你们是洋鬼子，你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杀你。”那女教士又请求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外人，他们不答应，将全体传教士都拥到衙门里一齐斩首。冯氏目击耳闻，心里大受感动，深佩基督教教士为道殉身之忠烈勇壮。
这是冯氏一生与生活的基督教精神接触之始。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里永不磨灭。十余年后他受洗礼加入教会为基督徒，后来更被世界人士称为“基督将军”，这经验也是起始的、感化的原动力之一端。《新约》有云：“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那被难的女教士在天堂有知，也可瞑目喊声“哈里流亚①，阿门”了。（按《我的生活》页五八，杀莫女士的主凶是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后来联军攻入北京，先将王和鼓动义和团最力的藩台廷雍捕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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