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位巨匠，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民主》等刊主编。建国后，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科院文学所、考古所所长、首届政协委员，1958年在率团出访中因公殉职，被追认为烈士。
陈福康编注的这本《追念郑振铎》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郑振铎先生纪念集，共收入纪念诗文120多篇，大致按作者与郑振铎结交先后为序编排。纪念诗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作者简介：
陈福康，男，浙江湖州人，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文史研究工作。
目录：
周恩来欢迎和追念瞿秋白饿乡纪程（节录）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郭沫若悼郑振铎同志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节录）叶圣陶周恩来欢迎和追念瞿秋白饿乡纪程（节录）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郭沫若悼郑振铎同志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节录）叶圣陶悼振铎先生叶圣陶惊闻振铎先生噩耗伤悼殊甚作一律悼之意未尽次日复有此作叶圣陶振铎老友周年祭叶圣陶《西谛书话》序叶圣陶《郑振铎文集》序胡愈之哭振铎夏承焘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冰心追念振铎金士宣怀念我国著名的文艺学家郑振铎同学程俊英回忆郑公二三事程俊英怀念郑振铎先生郭绍虞悼念振铎先生十二韵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悼念振铎先生郭绍虞题方行同志藏振铎书定盒狂胪文献耗中年句墨迹俞平伯哀念郑振铎同志平伯忆振铎兄王伯祥日记九则王伯祥悼念铎兄王伯祥庋稼偶识（《十国春秋》）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赵景深《蕴华集》序李一氓《明万历本海内奇观》（钞配本）书后李一氓怀念郑西谛——兼谈《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老舍在郑振铎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巴人悼念振铎钦文天童忆西谛高君箴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变迁高君箴“孤岛”时期的郑振铎高君箴“五卅”期间的一张报纸燕遇明忆振铎老师胡山源郑振铎思慕悼念振铎同志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靳以不是悲伤的时候——悼念郑振铎同志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施蛰存《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巴金悼振铎夏衍痛悼西谛夏衍郑振铎同志的一生沈从文怀念郑西谛巴金怀念振铎周而复怀念郑振铎同志叶灵凤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悼郑振铎先生叶灵凤西谛的藏书吴晗忆西谛先生余冠英悼念郑振铎先生季羡林西谛先生辛笛忆西谛王辛笛题福建长乐郑振铎纪念馆吴晓铃《西谛题跋》序黄骏霖忆西谛郑师端木蕻良追思——西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李健吾忆西谛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蹇先艾重读《我与文学》——兼怀郑振铎同志赵家璧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和《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回忆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赵朴初云淡秋空——悼郑振铎同志唐弢悼西谛唐弢作家需要知识唐弢西谛先生二三事陈步桂郑振铎先生在温州周一萍疾风劲草识良师吴岩忆西谛先生吴岩觉园吴岩在团城的时候吴岩西谛先生二三事孙家晋结了石榴了吴岩沧桑今已变——纪念西谛师百年诞辰计秀卿亲历郑振铎先生“最后一课”潘景郑郑振铎先生遗札跋钱今昔忆郑振铎师陀怀念“老郑”方行狂胪文献耗中年——为郑振铎先生遗墨书后蒋琦亚“要热爱祖国”——忆郑振铎先生对我的教诲黄裳忆郑西谛吴趋郑振铎买唱本郑金殿郑振铎与上海暨南大学世界语学会刘哲民西谛与《文艺复兴》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王浞华郑振铎郑尔康勤奋、俭朴、不断前进的一生——忆我的父亲郑振铎郑尔康父亲与书郑尔康忆陈毅同志与父亲郑振铎的交往张人凤“太老伯”郑振铎先生王圣贻郑振铎公公：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人臧克家忆念郑振铎先生臧克家对联一副夏鼐日记八则夏鼐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谢辰生怀念西谛先生徐铸成忆郑振铎先生陈君葆日记二则陈君葆悼念郑振铎先生廖静文回忆郑振铎同志陈翔鹤悼念郑振铎、谭丕谟两同志于坚怀念郑振铎先生赵家欣回忆与怀念冶秋悼念郑振铎副部长冶秋悼念郑振铎同志逝世三周年王世襄与西谛先生一夕谈罗哲文郑振铎先生对文物建筑的重大贡献罗哲文怀念郑振铎对新中国文物法制建设的重视与贡献史树青郑振铎的宏愿王世民郑振铎所长二三事何其芳悼念郑振铎先生王平凡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马靖云记忆中的郑振铎先生李平凡郑振铎和中国版画史研究铁弦西谛先生的风格钱俊瑞学习他的坦率和不断要求进步的精神——悼郑振铎同志刘芝明悼郑振铎同志萧新祺我给郑西谛先生送书[苏联]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波兰]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悼念郑振铎教授[捷克]普实克郑振铎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捷克]米列娜·维林格罗娃“留下了一片赤诚的心”——回忆郑振铎教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子[印度]海曼歌·比斯瓦斯悼念郑振铎[韩国]丁来东会通新旧东西文学的文坛幸运儿编注者记和振铎相处的日子靳以自从振铎和我们永别了以后，我一直觉得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有时好像听见他迈着大步叩门而入，有时就好像还坐在他的客室中争辩不休。对于大问题我们争得不多，常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一些对人对事的不同看法，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但不管争论得如何，最后还是握手言欢，依依而别。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可是我们的友情却一天一天加深；常是在客人散了以后，他一定要多留我坐些时候，多吃一杯茶。有时我已经很疲倦了，想回去早些休息；但还是留下来，没有什么可争的，就相对默然无语，到了很晚的时候，才站起来，亲切地握手道别，他一定送到门外，殷殷地说走以前再来一次，而我也频频回首望着灯光下他高大的身影。
我最初看到他大约是一九二八、二九年之间，那时候他在复旦大学的中文系里担任几点钟课，我却是一个商科学生。可是我和他第一次谈话却是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我寄去第一篇小说，三个月没有消息，有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等了许久才见他匆匆地跨着大步进来了。不知怎么样，我总觉得他很冷的样子，手插在裤袋里。我说明来意，他想了想就说稿子看到了，准备用，便从裤里掏出钱来数了十二元给我，好像早已准备好了的。告诉我这是稿费，希望我以后再写稿子。我接过来就握在手里，问他对那作品的意见，他好像心不在焉地说：“还好，还可以写长些……”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想每个第一次在大刊物发表作品的人都经过这一刹那，我就和他匆匆握手道别了。跨出阴暗的屋子感到阳光更可爱，我走在大街上，手心沁出来的汗把握在手里的钞票都浸湿了。
后来我又投了几篇稿，差不多都发表出来了。但这些稿子后来都没有收在单行本里，就是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到今天还觉得振铎对作品的要求太低了，可是当时却给了我勇气，使我选定了文学工作作为我终生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他对许多作者都帮助过，许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过他的手介绍给读者的，他帮助新作者很热心的。
一九三三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申，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文学季刊》从开始以来就只有我一个人搞具体工作，另外请了一位兼打杂的厨师，他有时还要跑邮局送信，跑印刷所送稿。稿件全排好以后再送到警察厅的传达室送“审查”。一般他们是用一个“查讫”的木图章逐面地盖，有时他们忙了，就说：“你自己盖吧。”盖完了留下一份，再带回一份来。最初，稿子没有发生过问题；后来蒋介石的爪牙伸过来，把上海和南京的那一套全搬过来了，开“天窗”、抽文章的事就逐渐多起来；文化特务也时常来麻烦，最后还是停刊了事。前后一共是八期，两年的时问。记得创刊号振铎和我都校对，有许多作者自校，由于缺乏经验，许多错字和字钉都留在上边，印出以后，错字之多，无以复加！振铎校对常常一面谈话一面校，错字也不少。
有人说他不失赤子之心，他很爽直，很难口是心非，什么话也忍不住。好恶都有几分夸张，但对人的看法大致还是有一定准绳的。记得有一次看杨小楼的《连环套》，当窦尔墩骂出：“黄天霸，小奴才！”振铎一人大鼓掌，还连声说：“骂得好，骂得好！”全场为之侧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性格。在我去沪之前，他很热心地把上海当时的文坛情况告诉我，生怕我会吃亏上当，至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经常在一张小报上写稿的三个人，他说你千万不要理他们，他们对自己惯于互相吹捧，对别人则造谣生事。几十年来这些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振铎识人之深。
我到上海不久，他也被那些“教授”和“学者”赶回来了。其实他早些离开也好，那种空气真受不住；青年人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斗争，那些“文人雅士”却在胡适周作人之流的周围清淡雅会、低吟慢唱，不仅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冷血无行，而且也为敌人粉饰太平，磨损青年人的斗志。他早就该回来了，人地都对他不宜，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可是回到上海以后，我们为了某种原因却疏远起来了。见面的机会不多，话谈的也不多；今天看起来我们都有些褊狭，都有错误的成见。一直到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上，和鲁迅先生最后告别，我流了泪，抬头一看，他也不能仰视，我们的心才重复贴近了。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从天而降，“五子登科”，巨细不遗；这本在他的意想之中。到了和谈破裂，情势不佳，他稍稍显得有些消沉了。闲来搜集一些明器，千百年前为帝王贵族殉葬的泥俑，本来就阴暗的屋子更显得死气沉沉，只是一瓶大红花，才为他那斗室带来了生气。每次我找到他那里去，就感到一股寒意，总是喜欢把他拖到院子里的阳光下讲话。
可是那也有不便之处，因为抗战时期，为了生活困难的缘故，楼下又转租了两三户人家，又摸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只好噤口不言。我曾劝他到学校里去教书，多和青年们接触，自然就会振作起来；他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话也说不出来。我又劝他至少到学校去演讲几次，多鼓动青年的斗志；可是他又怕惹来是非。我没有说动他，他倒劝我小心些，不要平白地牺牲了自己c我默然了，我望了他好久，可是我想得到，他绝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的。
解放之后他移居北京，他的情绪好，很乐观，显得更年轻了，我每到北京去，总能相见数次。有一次我随赴朝慰问团到京，他大清早就找到了我，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吃了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他殷殷地告诉我要谨慎小心，——不怕牺牲，也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宋之的同志逝世了，我也再三劝他戒酒。我们不仅是互相关心，更重要的是都能更多地、更好地为祖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谁也想不到仓卒间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不仅我自己，许多相识的人听到他遇难的信息都觉得愕然，好像“死”和他一时间连不到一起。他的精神很旺盛，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高兴的；他的身体也很好，好像从来也不懂得什么是疲乏。他在临行之前的信中说到了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说到了深入工农才会有创作的源泉，说到了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怎样才赶得上这个时代，……而且说在完成出国任务以后他还要全面检查自己的文艺观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将从新的起点努力工作和著述。这正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却没有想到他竟和我们永别了！追忆死者，除开表示个人心中的哀伤，更主要的是从他生前的言行和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彻底地改造自己，做一个普通劳动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我们脑力劳动者的心愿，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振铎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走下去，振铎没有看到的伟大的现实我们将亲历其境。只有我们改造得更好，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才对得起我们一日千里的祖国和为祖国为和平事业牺牲的振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原载1958年12月8日《人民文学》第12期）P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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