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一市三治，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统治机构，制度各异，事权不一。租界与华界之间、租界与租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缝隙与权力薄弱地带，两租界又受治外法权保护，通常在中国战乱时期保持中立，别处硝烟弥漫，狼奔豕突，这里波恬风静，闾阎不惊。于是，这里的市政、经济、社会、文化便与别处大不一样，呈现三多，即有钱人多、有才人多、有闲人多。清末已有人道及这一现象，到民国则愈演愈烈。一些曾在上海任职或创业的达官贵人、财阀巨富，拖家带口移居这里，购地置房，投资实业，如李鸿章的子孙、曾国藩的女婿、盛宣怀的家族，这很自然。一些在别处为官经商、本来与上海没有太多关联的人，也来这里安家落户，就比较特别。比如，岑春煊原在两广、四川、山西等处为官，民国以后息隐于上海。严复在天津等地为官，但将家小安顿于上海。郑孝胥还在北京、汉口等地为官时，已捷足先登，移家至上海。陈三立、陈夔龙等人本来与上海没有多少关系，民国初年也移居这里。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要员，在上海安家置业，如白崇禧、何应钦、孔祥熙、孙科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话说回来，说特别也不特别，动乱时代，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何况上海交通便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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