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书中的狄仁杰不仅是“神探”，更是旷古绝今的神断；既是与房玄龄齐名的大唐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奠基之人；既是武则天的消防队长，也是大唐优秀的组织部长。（2）迄今为止极忠于史实的狄仁杰传记，并搜集了大量海外研究狄仁杰的资料。
本书简介：
序言知道狄仁杰这个人，是在五十年前的一个晚上。那一年我刚十岁，但和村子里绝大多数男孩一样，已经是下地劳动的熟手。这一天，因为秋收农忙学校放假而在生产队的地里帮大人们掰玉米劳累一天的我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家中，草草扒拉几口饭便准备入睡，正在这时，父亲回来了。那时我的父亲在县里工作，他每次回家准能带回一两本我喜欢的书。所以，一见他回家，我便赶紧问：“爸，给我带书了没有?”父亲对我喜欢读书的习惯是一以贯之支持的，这一次又没让我失望，只见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那时并不多见的精装书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专门给你借来的，说好了一个星期要还。你抓紧看，可不许在上面乱写乱画啊。”
有这么重要的书，哪里还有疲惫的感觉?连夜看，鸡叫三遍的时候，一灯煤油熬干了，那书也差不多看完了。具体书名叫什么，我早已忘记，总之是一本资料性的图书，山西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便是其中一部分。只是，在上百个历史人物中，真正令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而且再也没有忘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霍去病，再一个就是狄仁杰。为了记住这两个人，我利用父亲留给我的一周时间，把有关这两个人的文字偷空一笔一画地抄了下来并视为珍宝，珍藏至今。当时只有十岁的我，一个小学生为什么会对这两个人物特别感兴趣呢?因为在这两个人身上，我找到了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那样一种感觉，对于这样的先贤，正在憧憬未来的我，不能不向往，不能不崇拜。五十年过去了，而关于狄仁杰的最初印记却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狄仁杰，太原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首，不仅是有唐二百八十九年与房玄龄齐名最杰出的宰相，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在他之后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和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位皇帝最称职的救火队长，而且是每到一处都可以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吏。他和他的业绩、他的精神既是山西人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
对于曾经有过狄仁杰这样的先贤，作为山西人，作为太原人的我辈，不仅可以引为骄傲，而且应该奉为楷模。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在“初识”狄仁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翻阅和熟悉蜥唐书》q日唐书》《资治通鉴》馆会要》等现有的资料以外，我本人并没有对这位心目中的偶像做过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来到北岳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这才有机会对狄仁杰和有关狄仁杰的故事有了新的接触，而这一接触就使我蓦然发现，狄仁杰不仅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就已是百姓的希望、朝廷的重托；在他之后的年代里，同样受到了杜甫、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夫之这样一些饱学大儒和忠良之士的推崇与高度的评价。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近代，狄仁杰的形象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只不过，出现在欧洲大陆的狄仁杰竟然是一个全能的大侦探，中国的福尔摩斯。而“始作俑者”，则是荷兰人高罗佩。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幸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最早出版了高罗佩所著《狄公断狱大观》，而我有幸参与了其中部分的校对工作。只是，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已经远非我记忆中的那个狄仁杰，而变为一个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完全符合中国历史背景，又有着西方侦探小说精髓的真正可以为世界所接受，为世人所倾倒的古代传奇人物。高罗佩的小说在篇章结构上承袭了中国公案小说之惯例，而在用笔行文上又是西人所熟悉的推理小说手法，这种真正中西结合的产物一出版便风靡欧陆，短短十年问被翻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出版，欧洲一些著名大学更是把它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
震撼，我只能被震撼。先睹为快，但快感之后就是遗憾。这样的书，这样一套好书，居然不是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和狄仁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写，而是由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重的狄公而奋笔疾书，写出了一个足以和西方的神探们一较高低的中国式大侦探。这是什么精神?这个人即便不是国际主义友人，也一定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了解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成为我这个纯粹的中国式“狄粉”最重要的课题。这一了解不要紧，真正了解高罗佩，才不得不叹服世上的事情还真是水有源，树有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原来，高罗佩的父亲曾是荷兰驻印尼的陆军军医。这位军医把他的儿子从三岁就带到亚洲一直生活到十二岁。小高罗佩就是在那个时候最早从喜欢一只据说是来自中国的精致花瓶而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后来高罗佩回到荷兰，但是他的心却有一半早已留在了中国。高罗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语言天才，其一生竟然精通十四门外语，对汉语更是精通到可以写出一首首相当优美的格律诗来。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高罗佩作为荷兰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在重庆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他还娶了一位正牌的名门之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开拓者张之洞的外甥女为妻。可以说，高罗佩就是长着洋面孔的多半个中国人。对于我来说，发现并了解高罗佩的过程恰恰是打消掉心中一个夙愿的过程，曾经，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想过而且很认真地想过写一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然而在高罗佩面前，我退缩了，当然只是暂时的退缩，却也由此更加迷恋我心中的偶像。我知道，我一定能够有新的发现，而且一定有别于高罗佩。
对狄仁杰新的发现是在1995年，当时我正在创作一本诗话类的新书《渎史品诗》，其中要写五十个诗人，恰好到江西出差时就有朋友提醒，何不到五柳先生陶渊明做过八十一天县令的彭泽去看一下呢?去就去，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陶渊明正是我计划中的下一个。何况这个彭泽小县，也是公元692年时狄仁杰从宰相位置上被贬而去当过两年县令的地方呢。相比于早他三百多年的那位大诗人，我们的狄公在县令这个已经被高罗佩神话了的位置上究竟干得怎么样呢?正所谓听干遍不如看一遍，在彭泽，我不仅瞻仰了狄公的雕像，参拜了狄公当年办公的遗址，而且欣赏到了天下独此一家的“狄公事，范(仲淹)公文，黄(庭坚)公书”三位一体的传奇碑文循狄梁公碑》。虽然时光已经远逝千年，但是，在这里，彭泽人民对狄县令的感恩却丝毫未见减弱。正因为狄仁杰在他的任期之内勤政廉明，为彭泽人民办了好事，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彭泽人民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狄县令”建了生祠。而时至今日，彭泽一地有关狄仁杰的传说和保存下来的与狄仁杰有关的文物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听说当地还正在投巨资打造狄公湖文化公园和狄仁杰文化一条街。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狄县令在今天依然为彭泽人民勤勤恳恳地服务着，这也不愧为一段美谈。
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杨占平先生来电，征询本人是否有意为狄公作传。这真是不谋而合，于是，我投入了我迷恋五十年之久的狄仁杰的传记写作。而在这里，我还必须郑重提及我的合作者董晓英女士，在我最需要也最无奈的时候，正是由于她的出现，给了我最得力的帮助。这就是我得到了关于狄仁杰在中华版图之外的西方异域的印象和西方对这位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真正评价。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无论经济能力还是知识储备都显得难以为继的我是心有余而力难及的。而晓英女士则身居海外做人文历史研究多年，其在北京大学时又正好学的是中国历史，对狄公的研究也可谓自有心得。当我们在一起共同切磋几次之后，我便坚定地选择了这个合作者。
正因如此，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与我的合作者自有狄公在胸中，千难万壑任我平。经过这五十年的积累，经过这半年时间的紧张工作，尤其是董晓英女士跨越大洋，采集了来自异域，足以为我们的《狄公杰传》添光加彩的大量资料与图片。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数以千万计的“狄粉”、“狄迷”的是，这本由山西人自己为我们山西人的骄傲狄仁杰所做的第一部正传即将呈现于读者面前。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李广洁社长的支持和帮助以及编辑人员的辛勤劳作，在此，我本人以及董晓英女士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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