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自由:杜尚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本丛书展现了中国中青年一代高远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在经济人理性全面泛滥的时代，本丛书的诞生本身即是一个异数。它是对当代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说不的生活示范，是当代全局式退潮中一次英勇的反击，具有深广的人格视野，透露着若干重大消息。它的言路思路或许卑之无甚高论，但正如先睹为快的读者所言，回向它、加持它，会获得并捍卫生活和人生的常识感。关注本丛书的人格力量，从自身出发，会对我们自己和自家的生活，乃对中国文化社会“贞下起元”的庄严复兴，再抱希望。 与这套小书同伴与这些人同行他们既卓越又普通像你喜欢的某个师长甚至只是像某个洞明时刻的你自己 这里没有庸常的励志 没有计谋与成功更没有繁琐的学理只有简简单单的路程、履历、常识和撞击人心的故事只是再现了你在这世上的原初感动和自我警醒 这就是人格，品格，内心独处的喜悦！这就是今时代遗落已久的主题——貌似繁盛内核荒芜的镀金时代丢弃已久的魂魄
作者简介：
赵国君，自由读书人，策划师兼社会活动主持人。先税吏，后法律，如今艺术，或嘉于言，或懿于行，志在自由新民一途，有“中国律师观察网”、“艺术独立论坛”行世。
宋石男，笔名四一，70后，四川乐山人，现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系知名撰稿人，也是博客点击过两千万的知名博主。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在《看天下》、《新快报》等开专栏。写作能力全面，尤其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与时政评论。主要关注领域为时政公共评论、清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等。作品曾被收入年度杂文精选，年度时评精选，年度文史精选。
梁卫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人，中学教师，独立思考始于九十年代，但却受惠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思潮。曾在《天涯》、《书评周刊》、《佛山文艺》、《学习博览》、《南方周末》、《扬子晚报》、《中国产经新闻报》、《读写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思想随笔，有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行世。
赵国君，自由读书人，策划师兼社会活动主持人。先税吏，后法律，如今艺术，或嘉于言，或懿于行，志在自由新民一途，有“中国律师观察网”、“艺术独立论坛”行世。 宋石男，笔名四一，70后，四川乐山人，现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系知名撰稿人，也是博客点击过两千万的知名博主。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在《看天下》、《新快报》等开专栏。写作能力全面，尤其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与时政评论。主要关注领域为时政公共评论、清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等。作品曾被收入年度杂文精选，年度时评精选，年度文史精选。 梁卫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人，中学教师，独立思考始于九十年代，但却受惠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思潮。曾在《天涯》、《书评周刊》、《佛山文艺》、《学习博览》、《南方周末》、《扬子晚报》、《中国产经新闻报》、《读写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思想随笔，有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行世。 顾则徐，男，1962年生，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知名学者、文化评论家。已出版著作：《朱德别传》（通俗历史，香港）、《服装是性的》（人类学，台湾）。纪彭，1982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及民国早期思想史。2007年7月创办“新知沙龙”，至今举办学术文化沙龙近百场。2010年6月入职于人民日报《文史参考》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之职，撰写有大量口述史文章。 叶曙明，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出版人。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著作有“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以及《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中国》、《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旧事》等二十多部。 张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苏，现居北京。该读书时无书读，遂到农村种稻谷。七七级一员。当过研究机构职员、记者、编辑、公务员。曾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当助手。有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东方》、《读书》、《天涯》等刊。出版有《费孝通传》、《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远古的纸草》、《荀子素描》、《纸年轮》等书。
目录：
我心自由:杜尚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共和国的守护者：蔡锷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民国干才:丁文江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启明之星：梁启超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宇宙与人生——爱因斯坦传》赵婕/著艾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师的人。如今为了便于辨别，人们给他贴上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标签：他的学术成就震古烁今，如果说整个物理学是一座大厦，爱因斯坦是在大厦出现漏洞的重要时刻大刀阔斧地成功进行了改建的那个人。这改建不但完美地结合了此前的基础，还树立起今天看来仍旧直耸云天的两座塔楼——相对论和量子论，为后人指明了方向。这样单枪匹马的开创性工作一定给了他极大的快乐，但他并未因此而推开别人——尽管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躲到哪里自得其乐——他同时也与现实世界往来，以一颗赤子之心呐喊、斗争。他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多次社会变革和精神时疫，他毫不做作地诠释了悲悯与良心、独立与自由、理性与批判、进取与宽容。当然，爱因斯坦对女性的冷酷和滥情，他在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也广被人们质疑和诟病。但不要因此而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更是一个生活过、爱恨过、思考过的人。他有过孤单的童年，有过高喊“放肆无理万岁”的叛逆青春，也有成年后在人世间摸爬滚打的艰难之路和那孤独却并不凄凉的晚年。因为简单，他比任何人都获得了更多自由。他可能一时被名誉或美女吸引，但不会动摇对人世的关注和对自然的求索。他超然地面对变故和生死，终其一生，都不曾丧失幽默感。他是个不曾丧失童心的可亲可爱的人。我们将这样一本书送给青年读者，是因为爱因斯坦曾说：青年，你们是否知道，人类并不是从你们这一代才开始渴望过上充满自由的美好生活的？你们是否知道，你们的历代祖先都同你们一样，追求过美好的生活？——然而各种纷争仇恨使他们全遭失败？如果怀有同样渴望和彷徨的青年朋友在阅读之后能获得一些勇气和慰藉，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实现了。《我心自由——杜尚传》赵国君/著他反对艺术、蔑视权威，嘲讽、撼动着人类理性的“法相庄严”，在艺术观念与人生观念上带来了晴天霹雳般的震撼，但他温润优雅、脚踩大地，细腻温柔之处，行云流水般潇洒风流，像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他给我们展示了自由的最高标准。艺术家不是长发光头、奇装异服、咄咄逼人吗？不，优雅沉静的杜尚先生总是一身规规矩矩的西装领带，一件件简单得体的便装，人海喧嚣，安静自处，山头林立，笑意旁观，极为绅士。艺术家不是盆满钵满，鲜衣怒马吗？不，杜尚先生生活清寒，甚至拮据，因为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也不想把自由卖给某一社会职业。他是不需要很多钱的，当有人劝他发财的时候，他说：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所需要的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更多的了，如果我有了更多的钱，我还得去安排它们，为它们操心，累不累啊？他说，“我的财富是时间，不是金钱”。“我喜欢呼吸甚于工作，活着多好啊，在大自然的清新里，在象棋世界的安静里，在朋友间的欢笑、快乐的性爱、简单的云游里，不是很好吗？”他当然不属于任何流派，团体，尽管他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许多现代流派、团体，如达达、超现实主义都争着把他当作教主、拉关系。可他总是善意地旁观，礼貌地保持距离，绝不下水。 《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现代文明人格丛书》 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最适合。1906年秋，李普曼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发现最适合的空气就在鼻尖之前。自由选课制度使哈佛的教学资源向学生全面打开，李普曼就像一个站在糖果店前被告知可以免费拿任何货品的孩子。整个大学生涯，他选了七门哲学课、七门语言课、七门英语课和比较文学课、三门经济课、一门历史和一门政治学课。哈佛意味着自由。他的一位同学，日后也成为名记的约翰?里德写文章回忆哈佛生涯时说，“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哈佛期间，李普曼除了自由选课外，更如碎纸机般阅读大量文学、哲学及历史书籍，同时自由写作，发表在各类学生或学校刊物。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社，与人通宵讨论，直到清晨，然后意犹未尽，各自睡觉。不过自由的哈佛，也有等级序列。哈佛社交最高层，是若干私人俱乐部，要正式加入它们，必须先加入预备俱乐部，而这通常又需要出身豪门、担任学生协会干部或擅长体育运动。李普曼于是加入新生田径队，成为一个助理干事。第一学年结束时，李普曼发现自己加入不了俱乐部（犹太人身份是他被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退出了田径队。俱乐部这种拒绝常使学生感到自己一文不值，进而产生对社会不公的憎恶。李普曼没有前一种心理，但或多或少产生了后一种。三年后，他当着三分之一的哈佛学生，指责一个高级俱乐部在学校中制造派系，对新生灌输势利思想。他的攻击猛烈如雷电，演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里德形容说，“就像他说了亵渎神灵的话”。李普曼的演讲获得惊人胜利，他却从不提及，而且很少再向以种族、阶级、宗教等为由排斥人的歧视制度进行有力挑战。犹太血统让他更多选择沉默，遭人歧视让他更强调同化。他更愿意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推翻现有精英阶层的起义者。多年后，李普曼成为哈佛督学员，是最受尊敬的校友，同时也是华盛顿、纽约等地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如果当初他选择的不是同化而是反抗，也许早就自我边缘化了。同化过程充满隐藏的愤怒和痛苦，这使李普曼开始亲近社会主义思想。在给初恋女友露西尔的一封信里，李普曼说：“道德并不等于受人尊敬，生命之力高于婚姻法律，社会是反个人的。我们看到，大宗财富积累的恶果是穷人状况日益低下。社会高等地位建立在贫民窟之上。”在给校刊的一篇文章中，李普曼又辛辣指出：劳动者不停建造房子，自己却永远不被允许踏入，除非是在维修时；劳动者不停生产粮食，自己的孩子却饿着肚子上学；劳动者不停制造汽车，只是让那些花枝招展的太太带着她们的玩物外出兜风。由此，李普曼第一次萌生了改变世界的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痛苦的废墟上建立人类欢乐的城堡，使‘人类皆兄弟’这类字眼具有意义”。这类思想和大多数秉持社会主义的青年一样，充满朴素而愤怒的正义感。它不深刻，但是有活力；它不高明，但是真诚。为实现抱负，他的首选途径是写作。在此阶段，影响他最大的是高级写作班老师科普兰教授。凭借粗暴得令人心惊胆战的方式，科普兰纠正了李普曼华而不实的文风。此人在学生中饱受争议，李普曼却对他充满感激，日后撰文称，科普兰从黑暗中伸出纤长手指，透过根根汗毛和层层脂肪，摸到了写作者的骨骼和肌肉。影响他思想极大的则是希腊哲学导论课老师、哲学家桑塔亚纳。桑塔亚纳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反对大多数19世纪关于进步和道德提升的陈词滥调。他断言，人类经历的源头来自自然，而且有着朝终极理想发展的潜在力量。人类存在的目的是追求卓越，在理性和情感的作用下，人类精神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美。起初，李普曼对他的学说充满抵触情绪，但很快就投入其中。桑塔亚纳弹响了李普曼的天才之弦。诗人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清晰而优雅地写作；人文主义者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珍视、权衡和克制；哲学家桑塔亚纳则使李普曼远离简单的理想主义。追求理性之美，成为李普曼的人生新目标。他在给女友露西尔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完美是永生的精髓。”不止如此，桑塔亚纳“理性就是梦的直观形式”、“过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暴政”的两种信条，长久影响了李普曼。不过，李普曼对这位老师在崇敬之余，也有分析。哈佛毕业后不久，他为桑塔亚纳写了篇小传，称后者身上“有一个旁观者的悲伤孤独之感”，而“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看戏又演戏”。写这话的时候，李普曼可能不会意识到，他自己也不得不在旁观者与参与者之间做出选择。等到足够成熟以后，他才会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旁观者。桑塔亚纳在哲学上的敌人、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李普曼的另一个亲密老师。1908年，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简陋宿舍的门。打开门，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门外。老人说：“我是威廉?詹姆斯。”李普曼愣住了，他知道詹姆斯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和名望，就像一位活的上帝。老人接着说：“我想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那篇文章。”温德尔是一位古板的卫道士，写过《特权阶级》一书，鼓吹贵族精英主义，谴责大众文化低俗，这触怒了李普曼，于是在哈佛校刊写文章反驳。詹姆斯读到，大为激赏，遂登门致意。《启明之星——梁启超传》叶曙明/著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都到了北京，参加会试。这一走，梁启超与万木草堂从此告别，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的求学生活，亦告一段落。这个正处于青春骚动期的青年，别过父老，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风雨如晦的大社会。这年春闱，典试正座为吏部尚书徐桐，副座为礼部侍郎李文田。他们虽然不认识康有为，但听说过此人作《新学伪经考》，内心厌恶之，考试前已经相约，来自广东的考卷，最有才华那篇一定是康有为的，不问情由，毙之可也。在批卷时，徐桐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便当成是康有为的了，把大笔一挥，不予录取。但故事也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李文田看了梁启超的试卷后，很想录取，可名额已满。他知道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名额，便去求徐桐给一个名额。但徐桐不喜欢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文田只得在梁启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故事版本有不同，但结果只有一个：梁启超会试落第。迭经失利，梁启超对科举的兴趣，早已淡薄了，只想借会试之名，到北京结交天下才俊。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只要找到有志者，无论在哪里，他都愿意去教，不能等人家上门来学。在北京，梁启超认识了杭州夏穗卿、湘乡曾广钧、南通张謇等名流。还有一位来自湘潭的谭嗣同，也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大家终日交谈，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学事、国事、天下事，无事不谈，谈到兴起，谭嗣同便拔剑起舞，击缻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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