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法国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先驱、著名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以小说杰作《一代名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及篇幅巨大的回忆录尤为光彩夺目。
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20世纪法国一位伟大的回忆录作家，其四部主要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无人出其右。其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录》之《第一卷：端方淑女》（1958）、《第二卷：岁月的力量》（1960）、《第三卷：事物的力量》（1963）与《归根到底》（1972）。这四部回忆录所具有的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只有像波伏瓦这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介入者”的作家兼斗士才能提供。此外，还有三部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与前四大部回忆录构成一个编年史般的整体。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则力图提供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端方淑女》记述了波伏瓦童年时代与少女时代的生活，到她1928年完成高等教育为止。《岁月的力量》回顾她1929年至1945年的经历，从开始就业自立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最初的几步，直到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事物的力量》是其自大战结束后到60年代初期的生活记录，即在以萨特与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风靡法国以致整个欧洲的那个阶段里种种活动的实录……
剖析波伏瓦，从《事物的力量》开始。
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1908.1.9—1986.4.14)，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的回忆录《波伏瓦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第二卷：岁月的力量》《第三卷：事物的力量》《第四卷：归根到底》最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波伏瓦访问中国，遂有《长征》（1957）问世。此外，其他重要作品有《女宾》《他人之血》《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等。
译者
陈筱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考试中心专家组成员。翻译出版法国名家名著多部，达八百多万字，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卢梭的《忏悔录》、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纪德的《梵蒂冈地窖》、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布尔的《昆虫记》和雅克?洛朗的《蠢事》等。
目录：
第六章/1
第七章/53
第八章/79
第九章/99
第十章/169
目录：
第六章/1
第七章/53
第八章/79
第九章/99
第十章/169
第十一章/275
尾声/337
"20世纪法国伟大的女作家回忆录之鸿篇巨制——《波伏瓦回忆录》
“词语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是大家、是每个人所共有的，是我所知晓并激越我的唯一的有力武器。”——波伏瓦《事物的力量》（二）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端方淑女》《岁月的力量》和《事物的力量》中叙述了她的一生。《事物的力量》以1950年为起始，讲述了她新的旅途、新的朋友、新的作品。"
尾声
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我与萨特的关系。三十多年中，我俩只有一次因为发生争执而分开。朝夕相处这么多年，我们对我们之间的交流始终兴趣不减：一位女友见玛丽?罗莎?奥里维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讲话。——原注发现，我们俩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同时，我们彼此又总是对对方的观点提出批评、指正或表示认可，最后想法便终于取得一致。我们俩身后共同储存着大量的回忆、知识、印象；我们为了把握世界而拥有一些相同的“工具”、相同的“图表”、相同的“钥匙”：我们之间往往在对方说了半句，另一方便接上下半句；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就会一起想出一些相同的答案。一句话、一种感觉、一个阴影都会让我们心中产生同样的思考，最后，同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回忆、相同的联想，这是第三者完全办不到的。我们对我们在写作中想到同样的东西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了。最近，我看了萨特在1952年前后所记下的一些随想，而我此前一直都没有看过：我在其中发现一些片断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大约十年之后写的回忆录中。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以前的选择大相径庭，而且，我们的作品的风格、内容又很少相同，但是，我们的著作却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的这种默契有悖于《第二性》中的道德观：我要求女人应该独立，可我从不认为孑然一身就好。“独立”与“孑然一身”并非同义词，不过，在我对此加以解释之前，我想先排除几个愚蠢的看法。
有些人说，我的书是萨特替我写的。在我获得龚古尔奖的第二天，有一个对我并无恶意的人跟我说：“如果您要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话，您必须明确指出，《名士风流》就是您写的；您知道别人都是怎么说的吗？说是萨特手把手地亲自教您写的……”还有人说，是他帮我成为作家的。其实，萨特只是帮我将我的两部手稿推荐给了布里斯?帕兰而已，而且，其中有一部还被后者退了回来。算了，事情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在我成名之前，早就有人在说，科莱特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就是同人家“上床”：我们的这个社会就知道拿我们女性不当人看，说我们是伟大的男性的影子、玩偶，或吸男人血的吸血鬼。
更有甚者，说什么我的所有的观念可能都是萨特给我灌输的。让?吉通写道：“如果她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的话，她可能就会成为一名神秘主义者了。”而且，最近，有一位评论家（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是比利时人）更加胡扯地说：“如果她遇上的是布拉西拉克法国作家，附敌分子，战后被处死。——译注的话，那就有意思了！”我在一份名为《信念论坛报》的某一期上看到：“如果她不是萨特的学生的话，她就可能会受到某个神学家的影响，成为一个狂热的有神论者。”五十年过后，我又见到了我父亲的那种旧观念：“女人是其丈夫造就的。”我父亲一直就这么糊涂，他始终未能改变那个由群鸟修道院培养出来的年轻女信徒。甚至连若雷斯这样性格坚强的人也未能让他倔强的妻子改弦更张。想改变一个人谈何容易！必然会遇到反抗，一个年轻的女子，如同我在二十岁时那样，怎么可能叫我承受一个宗教信徒或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呢？难道在当今社会里，女人真的是靠子宫去思考吗？这种说法真的是下流透顶，恶心至极！我碰见过布拉西拉克及其一伙：他们让我感到恶心。我只能依附一个憎恶我所憎恶的一切的男人，也就是说，憎恶宗教、右派、墨守成规的男人。我之所以选择了萨特，并非偶然。我很高兴、愉快地跟随着他，因为他把我带上了我想要踏上的道路；这之后，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探讨我们要走的路。我记得，1940年，我接到他从布鲁马特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写得急促，还有点含糊不清，其中有一句话，我读第一遍时便吓了一跳：萨特是不是要妥协了？读第二遍时，这种担心依然留在心头，我感到心里纠结、痛苦难耐，心想，如果我劝说他无效的话，从今往后我将要一直与他对垒。
不过，在哲学方面、在政治方面，新的想法总是出自于他的。好像某些年轻女子对此颇为失望：我能接受这种“被动的”角色，但我奉劝这些女性别去当这样的一种角色。说实在的，萨特在思想上是颇有创造性的，可我却不是这样的。他对一些政治观点不得不作出抉择，所以他必须去深入研究其中的道理，而我对此却不太有兴趣。如果我拒绝承认他的这些优势，那我就有可能背弃了我的自由；我就有可能在那两性冲突所产生的并与知识分子的坦诚相违背的挑战精神和不义中碰得头破血流。至于我的独立性，我一直保持着，因为我从未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萨特的头上：我从不未经思考、批判便去赞同一种思想、一个决定。我的种种情感都是通过直接与周围世界相接触而产生的。我的个人事业要求我去研究、去探索、去决定，并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努力奋斗。萨特帮助过我，我也帮助过他。我并非依赖他而生活。
其实，对我的这种指斥源自于我的对手们用来对付我的那些手段。我的公开的历史就是我的书籍、我的成就、我的失败的历史，而且也是我遭受攻讦的历史。
在法国，如果你是搞写作的，而且又是个女人，那就足以让你饱受攻击。特别是当我开始出书时，我又是那么年轻。如果你是个特别年轻的女子，大家会对你很客气，但却是不怀好意的。而当你人老珠黄时，人们便对你敬而远之了。如果你青春年华已失，而又没能获得他人的尊敬，却敢说这说那，那你就等着挨骂吧！如果你是比较右的，如果你有自知之明承认男性高过女性，如果你挺蛮横、言之无物，人们也会放你一马。可我是左派，我试图说些什么，特别是我要强调女人并非天生就是先天不足的。
1960年春，尼尔森?艾格林就对我说：“您胜利了，您把所有的敌人都引到您的身边了。”没错，我为能遭到《里瓦洛尔》《见证》《十字路》以及雅克?洛朗的辱骂而感到十分高兴。令人烦恼的是，恶毒攻击传播很广。诽谤中伤立刻铺天盖地而来，即使不是人人心中都这么想，但至少嘴上都在这么说！想必所有的成功人士都会或多或少地遭此厄运。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宁可忍了。作家们是特别遭人嫉恨的：公众在敬重他们的同时，也很清楚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公众却又对这种矛盾非常怨恨；所有那些使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的特征，公众都要拿起来对他们加以攻击。一位对我很友善的美国评论家写道，在《事物的力量》中，我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还是把萨特从“神坛”上弄了下来：何谓“神坛”？什么“神坛”？不过，他最后还是说了，如果说萨特失去了自己的一点点威望，人们却更加地热爱他了。通常，公众如果发现你并非超人，那他们就会把你贬得一钱不值，说你是个魔鬼。在1945年至1952年间，我们尤其遭致贬谪，因为我们反对被归类：我们被归于左派，但却是非共产党的左派，甚至被法共所蔑视，我们也没被归之于“放荡不羁者”；有人指责我住旅馆，而指责萨特同他母亲住在一起；然而，我们又拒绝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参加社交活动，我们有钱，但生活却并不奢侈；我们结合得亲密无间，但又并不是互相依附着的，这种没有定位的状况让人们困惑不解、感到气愤。比如，《星期六晚报》对我们竟然坐出租车从布萨达到杰尔法去，车费那么贵，感到十分气愤，我觉得他们好怪呀：坐出租车走这么五十来公里的路程，车费再贵，也不至于贵过拥有一辆小轿车吧。可是，后来，我买了一辆“阿隆德”小轿车时，却从未有任何人指责我呀：这是因为买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标准中合情合理的应该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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