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人生、学术、思想、立场大总结。《战后欧洲史》以外，朱特重要的著作。 ◎20世纪的智识生活史，对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总评价。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法国知识分子、东欧自由主义、美国道德家、社会民主主义 ◎对话中展开叙述和评论，轻松、直接、易读 ◎众多赞誉推荐，评价极高，堪称伟大：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者）霍布斯鲍姆（近现代史大师）伊恩•布鲁玛（著名文化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印度作家） 《纽约时报书评》《伦敦书评》《经济学人》《卫报》《洛杉矶时报》《金融时报》《外交事务》
本书简介：
《思虑20世纪》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绝唱，它以朱特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兴趣为线索编织出一部20世纪的智识思想史。20世纪是作为一个理念的时代出现的，在朱特与蒂莫西•斯奈德的一系列长谈之中，朱特精到地解释了这些理念以及它们政治许诺的危险之处。他复活了那些思想和思想家，指引我们穿越那些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论辩。随着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访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20世纪的轮廓得以浮现。朱特和斯奈德将我们深深地带入他们的分析当中，使我们犹觉置身其中。我们开始意识到现在对于过去的责任，以及历史视角和道德考量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革中一直所具有的力量。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等。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Judt，1948—2010）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Snyder）托尼·朱特（Tony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Snyder）先后就读于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巴黎、华沙、维也纳和哈佛任过研究员，目前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撰有五部备受称誉的欧洲史著作。
目录：
与我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我们此前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在这里面，托尼与我一道探险，当别无他路可行时，我们会注意到路标和远景。不过，言谈和出版纯属两码事。这些对话究竟是如何成书的？每一次会面我都做了录音，并保存为一个电子文档。青年历史学者耶迪达·坎费尔（YedidaKanfer）之后承担了文字转录的工作。这本身是一项艰巨的脑力活，因为要从不尽完美的录音中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内容，耶迪达必须了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她的奉献和学识，本书的完成将困难许多。按照一个经托尼首肯的方案，从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将文字稿分成了九个章节。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从维也纳飞到纽约，在那里度过了2009—2010学年，如此我们便能就进展进行讨论。我在维也纳用电子邮件将各章的初稿发给托尼，他加以修改再返还给我。每一章都有一部分传记和历史的内容。因此本书贯串了托尼的一生，并穿越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中某些最为重要的场景：作为犹太问题和德国问题的大屠杀（Holocaust），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诱惑，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作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复兴，以及欧美的社会规划。在每一章的历史部分，托尼的话均以纯文本出现，而我的则以斜体表示。尽管传记部分也产生自对话，但我将自己的内容已尽数删去。因此每一章都以一小段托尼的传记开场，采用托尼的口吻，并以纯文本表示。在某些时候，我以提问者的形式出现，用斜体表示。接着便进入历史部分。将传记和历史拼接在一起的意义，显然在于托尼的关切和其成就可以用任何简单的方法从其生平中推演而出，仿佛是汲自同一口井的许多桶水。我们更像是连自己也未曾涉足的巨大的地下涵洞，而非直接掘入土中的小孔。那种坚持认为复杂只是简单之假面的冲动，是20世纪的通病之一。在询问托尼其生平之时，我并没有指望平息对一种简单解释的渴望，而是轻叩墙壁，寻找地下暗室间的通道，这些暗室的存在，我最初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托尼并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写犹太人的历史。他从未真正写过犹太人的历史。跟他那一代许多有着犹太血统的学者一样，他避免让大屠杀成为自身论题中明显的核心，虽然他关于大屠杀的个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他的研究方向。同样，托尼也没有因为是英国人而写英国。除个别情形外，托尼从未对英国有过多论述。英国性，或更准确地说他独特的英国教育，赋予了他一种文学上的品位和一套参照标准，这使他度过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自己的智识情感和同时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乱。他跟法国的密切关联也与其出身无关，而（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热望，他渴望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或至少是欧洲问题的钥匙，和一个无论拥抱或唾弃都可能产生真理的革命传统。托尼是东欧式的，主要是因为他跟东欧人的交往。但正是这些友情让一个大陆向他敞开。托尼是基于偶然和公民权而成为美国人，他对美国的认同似乎是对一个需要不断批评的伟大国度的认同。我希望这一特殊的形式—用传记来引出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的主题—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甚或一个一直在成长与进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思想史都已存于托尼心中：这是我在每个星期与他的对谈中能够明显感觉到的。这里的每一页内容都一定已存于他（或我）的脑海里了。历史如何进到人心里，又如何再次显现，或许是这一类书可以解答的问题。 托尼告诉过我，要想回报这两年来他对我的帮助，便是在必要时帮助年轻人（托尼比我年长21岁）。起初，我将此书当作无视其建议（这不是头一回）而直接回报他的一种方式。但这些对话如此让人满足和富有成效，使我觉得自己无法将完成这本书的工作视为任何一种报偿。无论如何，我究竟该回报谁？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同行，我已经清楚了托尼在这里呈现的所有形象。在我们的对话里，我个人始终感兴趣的是（尽管我从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而言，他对这些问题更愿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样的身份和历史方法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真是如此吗？作为一名原本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犹太人里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作为一名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知识分子中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他还是一名获奖学金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生时，他在英国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NormaleSupérieure）的博士研究究竟使他成为了欧洲大陆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他跟波兰知识分子的友谊和关于捷克的学识使他在东欧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纽约主持一个欧洲研究所，在其他欧洲人眼里，这究竟是局内人的标志还是局外人的标志？在《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ofBooks）上针砭史学同行，这在学术圈中是局内人身份的象征还是局外人身份的象征？承受晚期退化性疾病之苦却无权享有公共医疗保障，我们究竟该将托尼理解成美国人中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两个答案。我认为真相更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然后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这一锻炼可以重复无数次。当托尼将自己视为局外人时，他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论争，并为成为正确一方而竭尽全力：卸除旧有的防卫，渗入内部的庇护所。在我看来，比托尼在很多时候都属正确一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有趣的，是他不断增强的某种能力，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称之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历史学家抛开一切框架，同时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满足乏善可陈，但其成就却远为长久。正因为托尼在这个意义上对多元主义的接受，他最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战后欧洲史》—才得以产生。也正是在这里，围绕着多元主义这一问题，托尼自身的理路与20世纪思想史相遇了。本书的传记与历史这两个部分，它们的轨迹在1989年碰到了一块儿，是年东欧发生了剧变，而托尼则在该年开始思考如何撰写他那部无与伦比或许也是无法超越的战后欧洲史。也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我与托尼初次相识。我在小托马斯·西蒙斯（ThomasW.Simons,Jr.）开设于布朗大学的东欧史这门课上，读到了托尼一篇长文的草稿，他在文中论述了东欧不同政见者在1990年春的困境。此后不久，因为玛丽·格卢克（MaryGluck）的引见，我和托尼私下见了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卢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我迷上了东欧史，而它将成为我在牛津大学真正研读的方向。随后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阅读和写作生涯，这使我得以进行这些对话。托尼在1989年（在我现在看来这至关重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在对另一位重要论辩家（《未竟的往昔》中对让-保罗·萨特）的最后一次论辩之后，虽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问世，但他逐渐转向了一种更温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观。 那些对1989年的东欧剧变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比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他们都关心生活在真实中（livingintruth）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本书作为一部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内容都牵涉到大真理（bigtruth）与小真相（smalltruths）之间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这些事业和目标似乎不时地需要谎言和牺牲，而小真相则指能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大真理可以是一场将临的革命的确定性，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有的；或是明显的国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Affair）期间的法国政府或伊拉克战争时的布什政府所捍卫的。但即便我们选择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真实在于何处仍不得而知。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是：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在本书结尾，托尼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辩护便是这一挑战可能样貌的一个例证。托尼出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灾难刚刚散去之时，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演变。他成年时适逢复兴自由主义的多次尝试，但没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在欧洲大陆与其理念的残骸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幸存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方案得到实现。在托尼的生命历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被建立起来，时而又遭废止。他为社会民主主义重建所做的辩护依赖于几种不同的论据，根据不同类型的真理诉诸一些不同的直觉。这里面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decent）—借用以赛亚·伯林爱用的一个词—的生活得以可能。这些不同类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贯穿本书始终，且常常成对出现。譬如，历史学家的真理不同于评论家的真理。历史学家对过去某一时刻的了解，能够且必定多过评论家对今天发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评论家远比历史学家更多地考虑其时代的偏见，因而必须做些夸张。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类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些成对的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简化为某种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说将它们都简化为某种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着多种探究真理的方式。这便是多元主义：它不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相反是其反义词。多元主义接受不同类型的真理的道德实在性，但拒斥了这一观念，即它们能够用某种单一的尺度来评判，用某种单一的价值来衡量。有一种真理在寻找我们，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真理不需要任何修饰：我们每个人都终有一死。其他的真理就像恒星围绕黑洞一样围绕着这一真理，它们更亮、更新，也更轻。这一终极真理帮我赋予了该书最终的形式。若无特定时刻下的特定努力，本书本无以面世；这些努力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而对托尼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身体考验。但这不是一部关于抗争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精神生活（thelifeofthemind）与用心生活（themindfullife）的著作。2010年6月5日，于布拉格本书是一位学者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将是我们所有人的遗憾。
——弗朗西斯•福山（《纽约时报书评》）
对所有想了解当代历史学家想跟人们说些什么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它也是全球学术界文明对话的模板。这本书展现了，历史学家能够探入他们自己的设想，检视他们所认定的事，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生被他们所生活的世纪一次又一次塑形的方式。尤其是，这是对一个非凡的人和他所力图争取的生活颇为相称的纪念。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伦敦书评》）
在这本卓然不凡的书中，两位探索者踏上了一场只有一人得以归来的旅程。他们涉入的未知土地是一片通常令人畏惧的大陆，我们称其为20世纪。他们的路途穿过他们自己的思想与记忆……才思出众、洋洋洒洒，两位历史学家近乎回忆了每一本他们读过的书，对几乎所有事物都说出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而新颖的见解。
——尼尔•阿彻森（《卫报》）本书是一位学者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将是我们所有人的遗憾。——弗朗西斯•福山（《纽约时报书评》） 对所有想了解当代历史学家想跟人们说些什么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它也是全球学术界文明对话的模板。这本书展现了，历史学家能够探入他们自己的设想，检视他们所认定的事，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生被他们所生活的世纪一次又一次塑形的方式。尤其是，这是对一个非凡的人和他所力图争取的生活颇为相称的纪念。——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伦敦书评》） 在这本卓然不凡的书中，两位探索者踏上了一场只有一人得以归来的旅程。他们涉入的未知土地是一片通常令人畏惧的大陆，我们称其为20世纪。他们的路途穿过他们自己的思想与记忆……才思出众、洋洋洒洒，两位历史学家近乎回忆了每一本他们读过的书，对几乎所有事物都说出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而新颖的见解。——尼尔•阿彻森（《卫报》） 一次对朱特历史与政治思想十分巧妙的汇集。——伊恩•布鲁玛（《纽约时报书评》） 每一页都因为智识力量而灼热耀眼。——潘卡吉•米什拉（《展望杂志》） 这是一段痛切的生命终曲，主人公的生命因其伟大写作、学者洞见和当代论争而闻名，粉丝们会在这里找到众多鼓舞他们的东西……朱特始终是勇敢的，但也克制得当。正如斯奈德先生在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精神生活（thelifeofthemind）与用心生活（mindfullife）的著作。朱特为两者都做了示范。——《经济学人》 《思虑20世纪》从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令人瞩目的书：书名中“思虑”这个动词的背后所蕴含的一生的学术与智识参与；两位作者在互动中思想火花的碰撞冲击；对政治和带有争议的议题激扬热烈的涉入；以及，在那样不幸的境况下，这本书竟能写成……朱特成功地引领者读者进入了一场穿越20世纪思想中意识形态之激流与浅滩的狂野旅程。——《洛杉矶时报》 充满挑衅和启发……它所展现的纯粹的人类勇气，以及知识分子的才智都让人印象深刻……《思虑20世纪》是一项极具实际意义的成就。——《金融时报》正是朱特这种经过深思熟虑又激越强烈的“不伺候”的态度让这本书变得如此珍贵，并让他继奥威尔和加缪之后，跻身我们文化伟大的独立声音之列。——《丹佛邮报》 朱特是一个挑衅者，但这可能是偶然的，而读过这本非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之后，你就很难怀疑他的赤诚……《思虑20世纪》是朱特对被他视为“一种历史无知和政治冷漠文化”的事物发起的最后猛攻，而它正如他此前的作品一样，坚定、新颖、充满才气。——《纽约时报》网站 《思虑20世纪》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朱特注定要写的，它是一位相宜的歌者歌唱着一段燃动人心的知识分子生活……及时而鼓舞人心，《思虑20世纪》是对塑形过去一百年的思想富有先见的审视。——《维也纳书评》 最令读者动容的莫过于朱特对历史的坚定献身，他将历史视作理解当下和自身能力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即便在通过一条呼吸管道说出他最后的想法，以清晰、直率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依然是如此……它使本书充满了令人难忘的洞见，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欣赏这些洞见。——《外交事务》 一场智识上的盛宴，广博、清晰、挑衅、易读。——《旧金山纪事报》 “才华横溢……由一位名实相副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写就的生动、易读、让人深感满足的对晚近历史的深思。——《出版人周刊》跋托尼·朱特 当蒂姆·斯奈德在2008年12月第一次找到我，提出一系列对话题目时，我还抱有些疑虑。在这3个月之前，我被确诊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我对自己未来的计划殊无把握。我本打算开始写一本新书：一部关于20世纪社会思想的智识史和文化史，这本书我已经考虑多年了。但该研究所牵涉到的—更不用说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已不再是我能够驾驭的了。这本书本身我已经打好了腹稿，而且很大一部分都已做了笔记，但我是否能完成则尚未可知。此外，这样一种持续性交流的概念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和大多数公共作家一样，我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几乎都是关于我已出版的某本书，或者是某个公共议题。斯奈德教授的提议则很不一样。他所建议的是一个漫长的系列访谈，它们会被录音并最终整理成文，这些访谈将涵盖多年来主导我的研究的多个主题—包括我构想中的那本书的主旨。我们就这一想法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我被说服了。首先，我的神经系统疾病是好不了了，如果我想继续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我需要学会“谈论”自己的想法：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对头脑没什么影响，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所以人还是可以自由思考的。不过四肢瘫痪了：写作最多也成了一项二手活动，即口授。这极有效率，但确实需要一些适应。作为过渡，录音访谈似乎是一个相当实用甚至是很有想象力的办法。但我之所以同意这项计划还有另外的原因。采访和对话并非一码事。即便是记者最愚蠢的问题，你也能够阐发出一些有见地的东西；但你没法跟一个对所谈内容一无所知，或不熟悉你试图表达的想法的人进行一场值得记录的对话。不过我早就知道，斯奈德教授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不属于同一代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还是布朗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当时正在那里做一个讲座。我们也来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出生在英国，中年才来到这个国家（美国）；蒂姆则来自俄亥俄的腹地。但我们有着非常多的共同兴趣和关切。蒂姆·斯奈德是我1989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英语世界的东欧与苏联研究基本上是从该地区来的难民的分内之事。这本身倒不是一流学术研究的障碍：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缘故，我们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头脑成为了德国、俄国（苏联）和其间各国的被驱逐者和流亡者。他们不仅改变了对其母国的研究，也改变了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其他诸多学科。任何研究过从维也纳到乌拉尔、从塔林到贝尔格莱德这片广袤欧洲地区的历史或政治的学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有幸在这些人手下工作过。但他们是一笔渐渐流失的财富：他们大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都退休了，而且似乎不可替代。美国（欧洲略好些）语言教学的缺乏，前往东欧国家的困难重重，在那里进行严肃研究的不可能性，以及或许最重要的，西方大学对这些地方的缺乏重视（导致职位很少），都挫伤了本土出生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虽然蒂姆在东欧无亲无故，与之也无情感联系，但他还是到牛津攻读波兰史的博士学位—受蒂莫西·加顿·阿什和耶日·耶德利基（JerzyJedlicki）的指导，并求教于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几年下来，他在中东欧语言的学习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天分，而且他对这些国家和该地区历史的熟悉在他那一代无人能出其右。他出版了一系列独到的著作，最近的一本是《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EuropeBetweenHitlerandStalin），今年刚问世。而且，由于其处女作《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中欧：卡齐米日·凯勒斯-克劳茨传》［Nationalism,Marxism,andModernCentralEurope:ABiographyofKazimierzKelles-Krauz(1872—1905)（1998）］，他不仅熟稔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史，而且对中欧政治思想史也不陌生：这对大多数欧洲读者来说，都仍然是一个过于宏大也过于晦涩的题目。如果我想要“谈论”20世纪，显然需要一个人，他不仅有能力就我自身的专业领域进行提问，还能够将相应的我自己只是间接了解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带进对话中来。我对中东欧做过颇为详尽的论述，但除了捷克语（和德语），我不敢称自己对该地区的语言有任何了解；我也没在那里做过第一手研究，尽管往来频繁。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最初限于法国，后来才扩展至西欧大部和政治观念史。斯奈德教授与我因此是理想的互补。我们共有的不仅是对历史的兴趣，还有对政治的关切。尽管存在着代际上的差异，但我们都怀着类似的不安经历了后1989的“蝗虫年代”（locustyears）：最初是乐观主义和对“天鹅绒革命”的希望，然后是克林顿时代令人沮丧的自命不凡，最后是布什—布莱尔时期的灾难性政策和做法。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这几十年在我们看来是被挥霍掉的：在2009年，尽管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一些乐观情绪，但我们对未来都忧心忡忡。20世纪的教训、记忆和成就是什么？哪些东西留存下来了，又有哪些需要挽回？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是，当代人和研究者们都认为20世纪如今已成过往：这是一份最好忘却的关于独裁、暴力、专制与压迫的污秽记录。人们称21世纪会更好一些—即便只是因为它将建基于某种最小国家（minimalstate），一个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扁平的世界”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的话。随着我们对话的展开，出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更狭义的“专业性”主题：一份有关两位历史学家讨论新近的历史，并试图在回顾中对其加以理解的记录。但另一系列的关切层出不穷：将20世纪置诸身后，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新近的过往中有哪些是最好被抛到脑后的，又有哪些是我们期望挽回并用于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这些都是更为介入性的论辩，在这里，当代关切和个人喜好都必然会闯入学术上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专业性更弱，但同样重要。其结果是一系列颇为热烈的交流：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了。 本书“谈论”的是20世纪。但为什么是一个世纪？简单地将这一概念斥为老生常谈，并根据其他因素—经济创新、政治变革或文化变迁—来重订我们的纪年表，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有一点点不诚实。正因为它是一项人类的发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来编排时间在人类事务中至关重要。人们很看重转折点，结果这些转折点便赢得了某种重要性。有时候，这纯属机缘巧合：17世纪的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转变，因为它恰好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时—在英国政治中，这是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是如此—1900年后不久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后者在位64年，并以其名字定义了一个时代—不过对法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世纪末（thefin-de-siècle）。但即便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事后看来，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几乎总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点。当我们提到19世纪时，我们清楚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这正是因为这一时代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气质—并远在其结束之前便已如此。没有人认为，世界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么让他们的时代区别于他们18世纪先辈的时代—而这些区别对人们理解他们的时代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那么，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对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所做的这样一种可信概括，其问题恰恰在于，它们太执拗于人们在当时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60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1938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当然，没有人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时而紧跟思想和学术的动态，时而与之偏离。由于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对我同时代左翼人士的狂热无动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两年时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让我只是间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热情的影响。我很感谢蒂姆揭示了这些变化：它们于我而言颇为朦胧，而且我承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在剑桥—在观念史和英国史学史领域，这里是新学术的温床，但在当代欧洲史领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对法国史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结果是，我从未像那些跟剑桥的约翰·普拉姆（John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过事的同龄人那样，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动地成为了我天然感到亲和的那一类人：对专业化的学院史学界来说，我差不多是个局外人。这有一些弊端，正如从外部加入一群社会—学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其一是始终对“局内人”抱有一些怀疑，包括他们的文献、方法和传承的做法。这被证明在美国更为不利，在那里，专业上的因循守旧比在英国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问，对我年轻的同行们为之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诚自己从未听过：我从未借助“该领域的文献”来开展研究。相反，这些同行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读政治哲学，而我正式的“职位”却是社会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这让我很没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却成了一种骄傲。回顾过去，我很高兴自己坚守历史的领地，而拒绝了从小到大各位老师们劝我成为一名文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者的诱惑。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强调通过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当我最终找到时间来写一部关于我自己时代的叙事史时，我十分确信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确信。一位在剑桥给我授过课的老教师曾因为我迷恋自然界和地质的构造（我当时正在研究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并对风景和气候的重要性很感兴趣）而对我横加训斥。“地理，”他告诉我说，“是跟地图（maps）有关。而历史是跟伙计们（chaps）有关。”这句话我从未忘记，既因为它不言而喻是正确的—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也因为它如此明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事实上，地图与伙计的区别，虽然不言而喻是真实的，但也是误导性的。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60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70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2010年7月5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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