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济之一生译著颇丰，从1921年与瞿秋白合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开始，近三十年间，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笔记》、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俄罗斯浪游散记》《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罪与罚》《死屋手记》《少年》等长篇小说十五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他》等剧本十二部，另有发表于报刊、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五十二篇，计七百余万字。
本书简介：
耿济之（1899—1947），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早年曾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参加“五四”运动，并编辑出版《新社会》《人道》等刊物，探索中国走向新生活的道路。1920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本《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也是由耿济之、郑振铎以诗歌形式首次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一生译著颇丰，且多为长篇巨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与郑振铎合译）、《艺术论》，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死屋手记》《少年》《罪与罚》，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家事》《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还有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安德列耶夫的《人的一生》，都是由他最早译介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他的第一篇译文《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著）问世，到他1947年逝世，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他翻译的包括小说、剧本、传记、评论在内的俄国文学作品达一百余部，七八百万字之多，其中长篇译著十几部，可谓卷帙浩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评价耿济之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先生曾赞誉耿济之是“中国从俄文直接翻译俄国文学的第一人。他的翻译的艺术很好；虽非绝对的直译，却与原文非常的贴合，并且能把原文的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2006年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中国人真正‘阅读俄罗斯’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瞿秋白和耿济之。”耿济之秉性温良，质朴谦和，勤奋博学，文章雄劲。他早年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而他的人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四十九岁。耿济之的一生，为中国的翻译事业耗尽心血，也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财富。一耿济之家世耿济之的父亲耿梦遽，上海县人，出身于中医儿科世家。全家一共九个孩子，二男七女，耿梦遽排行老九，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耿梦遽没有承袭祖业，资料记载，他曾前往日本留学。1947年4月5日1947年4月4日1947年4月5日1947年4月15日1947年4月15日1947年4月21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4月6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5月1日1947年7月15日1947年12月25日1947年3月4日4月6日1947年3月6日1947年3月27日1980年3月30日1980年4月13日1982年2月8日1982年5月18日1985年6月27日1985年7月5日2002年2月5日2014年2月24日）赵修慧前言我的父亲耿济之
（代后记）我的爸爸耿济之，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七年了。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在这个日子里，不禁让我想起和父亲相处的日子。
父亲生于1899年，从俄专毕业后，被派往苏联工作，直到1938年回国。我从1928年出生到回国上小学，一直跟随着他，但因为年龄小不记事，没有多少记忆。1938年，父亲绕道欧洲返回国内，我在上海上小学，此后的九年时间，我们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对父亲的点滴记忆，也多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与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
时逢八年抗战，他和朋友们蛰居上海，史称“孤岛时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与他那张书桌联系在一起的，那张二屉桌，靠着他的床头，上面堆满了书和纸笔。从早到晚，他坐在书桌旁，伏案翻译。每到这时，我们都会自觉地安静下来，悄悄地离开房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手上的这支笔，挑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这该是怎样的分量啊。
那个时期，是中国人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那时爷爷还在世，与我们生活在一起，靠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要靠父亲赡养，我的两个舅舅早年去世，姨妈钱梅我的父亲耿济之（代后记）我的爸爸耿济之，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七年了。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在这个日子里，不禁让我想起和父亲相处的日子。父亲生于1899年，从俄专毕业后，被派往苏联工作，直到1938年回国。我从1928年出生到回国上小学，一直跟随着他，但因为年龄小不记事，没有多少记忆。1938年，父亲绕道欧洲返回国内，我在上海上小学，此后的九年时间，我们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对父亲的点滴记忆，也多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与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时逢八年抗战，他和朋友们蛰居上海，史称“孤岛时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与他那张书桌联系在一起的，那张二屉桌，靠着他的床头，上面堆满了书和纸笔。从早到晚，他坐在书桌旁，伏案翻译。每到这时，我们都会自觉地安静下来，悄悄地离开房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手上的这支笔，挑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这该是怎样的分量啊。那个时期，是中国人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那时爷爷还在世，与我们生活在一起，靠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要靠父亲赡养，我的两个舅舅早年去世，姨妈钱梅先与姨夫俞颂华常驻在外，无法顾及外公外婆，只有妈妈钱福芝照顾他们的生活，所有的生活支出只靠父亲一人承担。我的二叔耿式之在内地工作，二婶家生活拮据，时不时也需要接济。记得当时大舅的儿子也寄养在我家，加上我家父母姐弟七口人，这几大家子老小十几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对此，父亲从无怨言，默默地坚持着。早几年，父亲的译著出版后，可以拿回一笔稿费，维持一段生活，后来战事愈演愈烈，物价飞涨，纸比书贵，出版商不愿再出书，父亲只好卖版权，实在接济不上时，母亲得变卖些首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艰难地维持着。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有很多朋友，除了早年的挚友瞿秋白、郑振铎、俞颂华等人，蛰居上海期间，经常来往的朋友还有梅兰芳、许广平、徐调孚、赵家璧、戈宝权等人。其中交往最多的是郑振铎伯伯，他几乎常常来家里，在楼下的客堂间，一坐就是半天。他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到了吃饭时间，有什么就吃什么，有时还把女儿带来和我们玩。为了躲避日寇的纠缠，他建议父亲开个古旧书店，于是父亲在善钟路开了一间“蕴华阁”小书店，买卖古旧书和文具，这里也成了他们与朋友见面活动的场所。在这间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他们议论时事，探讨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和翻译，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渡时艰。戈宝权叔叔也是家里的常客，爸爸在家的时候，他们两人总在不停地说啊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也经常来，一个人坐在客堂间，翻看书橱里的俄文书，有时还给我们带些少年杂志。直到父亲去世后，他仍经常来翻看父亲的书，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站在父亲墓碑前的照片。听妈妈说，戈宝权的叔父戈公振是父亲的朋友，戈宝权早年去苏联学习，一直跟随父亲左右，与父亲如手足。父亲去世后，戈宝权叔叔写了许多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唏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次戈宝权叔叔到上海开会，总要去家里看望妈妈，并一直关心着父亲译著的再版。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她会做中西两桌酒席，和父亲常驻苏联时，妈妈经常向俄国大妈们学习如何制作俄式菜，奶油罗宋汤、土豆沙拉、炸猪扒、红烧牛腩、牛肉咖喱包……都是妈妈得心应手的菜，绝对正宗的俄式味道。在上海家里，有时妈妈会做几个好菜，让爸爸请朋友们来品尝，来客中，郑振铎伯伯是少不了的，郑伯伯是福建人，他母亲也是做菜能手，有时也请爸爸去他家吃饭。瞿秋白早年和父亲来往密切，他们是俄专同学，在北京读书时，常在我家，和父亲一起翻译文学名著，他们俩共同翻译出版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是中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的托尔斯泰译著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瞿秋白伯伯擅长刻章，家里曾有一枚早年他送给父亲的印章。梅兰芳先生当年在苏联访问演出，父亲全程陪同翻译，两人结为挚友，抗战期间，梅先生为了抵制日寇，蓄须明志，拒绝任何演出，在上海期间，常与父亲来往，有时梅先生来家里，有时父亲去梅先生府上。梅先生曾送给父亲一个玉如意、一对青铜兽、一把银制裁纸刀，还有先生的亲笔画作，可惜都在“文革”中散失了。父亲对待朋友如此，对待家人也一样，他从不厉声说话，他爱每一个孩子。每到傍晚，父亲要外出散步，回来时，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包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每个孩子分上几颗，而他自己却不吃一颗。记得1937年父亲送我回国读书，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随父亲生活在国外，到了读书年龄，就送回国内。回到上海后，家还没有安顿好，为了方便上学，我在舅妈家借住，在她家附近的民智小学读一年级，当时父亲回国养病，时常过来看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看着父亲在教室落地窗外看我，心里很难受，盼着他等我下课再走，更盼着他来接我回家。终于有一天，父亲来接我了，带我来到新乐路（当时名为亨利路）的新家——父亲新租的房子里，我也转学和姐姐们在一起。在我十三岁那年，患了沙眼，父亲带我到静安寺附近的医院刮治（当时治疗沙眼的一种方法），刮完后，父亲让我闭上眼睛，挽着他的手臂，我们一步步缓缓地走回家。这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爱，直到现在不能忘怀。父亲血压高，有朋友说，吃南瓜子可以降压，可父亲没有时间嗑，我就每天为他嗑上一小盘，给他吃。父亲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玩，他有一个手摇留声机和一些唱片，他常给我们放一张录满笑声的德国唱片，唱片里充满哈哈哈的笑声，有节奏的笑声，听得我们也都哈哈大笑，这也是全家人最快乐的时候。父亲坐在沙发上思考或休息时，习惯用手敲沙发的木扶手，敲出鼓点声，他说，“五四”运动时，郑振铎伯伯打大旗，他敲鼓，在那样的鼓点声中，他仿佛又回到了慷慨激昂的青春时代。父亲爱书如命，每到一地，首先光顾那里的书店，每次都会买回几本书。在赤塔买不到的书，还托在莫斯科的戈宝权叔叔买。父亲买回来的书越堆越多，客堂间的几个大书橱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他特意租了一间车库，专门放书，一箱又一箱。上海潮湿，每年春夏时节，为了不让书籍发霉，我们都要帮父亲晒书，一本一本摊开，来回翻晒，看守在那里，收起来的时候，还不能放错，一本本放回到原来的箱子里。爸爸收藏的俄文原版书籍，数量不少，其中也不乏珍本。爸爸去世后，家里生活入不敷出，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书都被母亲卖给了附近一家俄文书店。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俄文文盲，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一字不识。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父亲不得不独自到沈阳中长铁路工作，我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是美？他回信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日后我们再谈，可是这个日后却成了永远，父亲走了，丢下他心爱的翻译事业、可爱的家庭。父亲去世后，被沈阳的友人运回上海，葬在万国公墓，那时我已加入共产党。1947年，上海地下党为了保存力量，将大批党员转移到解放区去，我也随之离开上海的家。离开前，我特意去看望父亲，在他的墓前种上一棵小花，请它替我陪伴父亲。谁料“文化大革命”时，万国公墓被强行占用，父亲的墓竟然被毁，尸骨无存。无奈之下，1969年我们姐弟五人在苏州凤凰山公墓，为父亲重建墓地，墓穴里安放的是父亲的一部译著。1996年母亲去世后，也安葬于此。可怜的母亲，永远守着父亲的译著，长眠于凤凰山。愿父亲的在天之灵，陪伴着母亲，一起长眠。如今我已是耄耋之龄，以往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除弟弟仍安居于上海老宅，其他几个姐妹已经相继过世。长久以来，我们几个子女，一直有个共同的心愿，为英年早逝的父亲做些什么，以为永久的纪念。2008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祭，从那年起，我和我的家人开始收集关于父亲耿济之的资料，包括历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译著，发表于民国期刊的文章和译文，以及有关他的纪念文章。收集的过程异常困难，例如1921年耿译《复活》原版书，已被国家图书馆列入善本收藏，不予外借了，许多版本只能通过高价购买旧书才能得到，一些旧时文章也只能在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得到复印件或影印件。然而，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将资料收集齐全，可供编辑出版了。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翻译文学做出贡献的翻译家，也为了给翻译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提供内容翔实的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支持我们将其中部分资料编辑出版。在此，我代表耿济之亲属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福生先生，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翻译著作的出版，最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耿译《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就是由他担任编辑的。如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老一代翻译家了，对于我们这些亲属来说，他永远都是我们的朋友。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并以此书纪念父亲耿济之，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这也是所有喜爱耿济之译著的读者朋友们的期盼吧。当此书即将付梓时，又传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外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编辑出版了《耿译世界名著系列》丛书，收录了爸爸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少年》《死屋手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一共八本书。其中，除了《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他六本书，都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在大陆重版再版！父亲这些民国版的译著，许多已经被人淡忘了，有些版本已经成了珍版绝版，被深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如《复活》。而这些书在台湾，自70年代新闻解禁以后，一直被多家出版社重版再版，深受台湾读者的喜爱。对于大陆喜爱耿译的读者以及我们家人来说，这样的情形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看到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些父亲的书，我感到无比欣慰！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当年，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与家父曾经约定出版一套《耿译俄罗斯文学名著》丛书，后因战乱纷扰未能实现，想不到，时隔七十多年的今天，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耿辰（原名耿美芬，耿济之三女）2014年3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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