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圈中**面对面访问过张爱玲的记者
★岁月如河，生命如歌
采访张爱玲、聂华苓、于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等大师学着，凝听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吟唱的动人之歌。
★胡舒立许知远亲自作序推荐
本书简介：
本书是深度人物特写的经典、文学与报导交会的火花。1941年生的殷允芃是新闻人必读天下杂志群创办人，在197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当代名人访问录》，全书收录了19位名人的采访记录，包括知名作家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等。文中有诗的语言，歌的旋律，阅读这些生命故事，可获生命的滋养与希望。本书收录她留美期间采访当代杰出华人及日本、美国名人的特写报导，当时开启了台湾深度人物特写的先河，且在台湾新闻写作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今年是本书出版四十年，天下杂志以全新的封面及编排，再度推出上市。本书是殷允芃女士四十年前出版之同名著作的最新版，全书示范了一种真诚、如实且善意的报道形式，实为深度人物专访的经典作品集。文中展现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描摩，无论是喜欢阅读人生故事的读者、对或有意观摩深度人物报道的新闻人，都不应错过此书。本书真诚如实且善意的人物写作，能让人得到滋养与希望。
作者简介：
殷允芃1941年生，山东滕县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政治大名誉文学博士。曾当选第六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并荣获1987年麦格塞塞奖新闻奖、2010年卓越新闻终身成就奖。曾任美国《费城讯问报》记者、合众国际社记者、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驻华特派，并曾任教于政治大学新闻系。1981年创办《天下杂志》，担任发行人兼总编辑；1998年创办《康健杂志》、2000年创办《天下杂志出版》、2000年创办《Cheers快乐工作人杂志》、2008年创办《亲子天下杂志》。现任天下杂志群创办人、董事长兼总编集长。除英文专作外，主要中文著作为：1971年《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1974年《新起的一代》，1982年《决策者》，1985年《太平洋世纪的主人》，1987年《等待英雄》，1992年《点灯的人》，1996年《敬天爱人》，1999年《素直的心》。
目录：
推荐序另一个殷允芃许知远
推荐序回首来时路胡舒立
自序分享人生智慧殷允芃
华尔街的红人：蔡至勇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教授
设计制造电脑的：王安博士
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贝聿铭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
音乐指挥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杰：杨蕾孟
广告界的奇葩：杨雪兰
文艺与科学兼长者：顾毓琇（一樵）博士
银行界的奇才：吴棣棠
雪中旅人：聂华苓
又见：於梨华推荐序另一个殷允芃许知远
推荐序回首来时路胡舒立
自序分享人生智慧殷允芃 访：张爱玲女士
华尔街的红人：蔡至勇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教授
设计制造电脑的：王安博士
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贝聿铭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
音乐指挥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杰：杨蕾孟
广告界的奇葩：杨雪兰
文艺与科学兼长者：顾毓琇（一樵）博士
银行界的奇才：吴棣棠
雪中旅人：聂华苓
又见：於梨华
热爱中国的：赛珍珠女士
爱荷华河上的：《金臂人》
榆树镇上：三浦朱门·曾野绫子印象
《樱花恋》《夏威夷》的作者：米切纳
后记前言推荐序回首来时路
胡舒立
这是一位满怀使命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在异地奔走的采访结晶，大部分采访对象是旅美华人的成功代表。
这是台湾著名新闻人殷允芃女士的早年作品。殷允芃有着不凡的经历。仅举一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之时，她是《纽约时报》驻台北记者。是日凌晨六时，当她获悉此事急访台外事部门时，发言人除却惊诧，全然不知如何应答。
就是这位殷允芃，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留学潮期间的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在美期间就曾在美国东部赫赫有名的《费城讯问报》（Philadelph 推荐序回首来时路
胡舒立
这是一位满怀使命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在异地奔走的采访结晶，大部分采访对象是旅美华人的成功代表。
这是台湾著名新闻人殷允芃女士的早年作品。殷允芃有着不凡的经历。仅举一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之时，她是《纽约时报》驻台北记者。是日凌晨六时，当她获悉此事急访台外事部门时，发言人除却惊诧，全然不知如何应答。
就是这位殷允芃，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留学潮期间的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在美期间就曾在美国东部赫赫有名的《费城讯问报》（PhiladelphiaInquirer）担任记者。其间，著成此书，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出版。
其时，殷允芃早已返台。她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驻台北记者，事业前途无量。不过，她最终选择了更直接地回馈故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面临国际环境的孤立、民主化的开端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殷女士在此时和友人合作创立了中文的《天下》杂志。她心中的《天下》，除了拥有经济学人的内涵、时代杂志的写法，最看重的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人文关怀精神。从一九八一年起，她一干三十余年，直至今天。《天下》多少年来一直是台湾最获好评、最有影响的财经杂志，而殷允芃是《天下》的董事长、发行人和总编集长。
这些年见到许多国外的同行，只要会中文、到过台湾的，都会问我认识不认识殷允芃。在台湾的同行中，殷允芃也有着无可争议的极佳声誉。最近几年，允芃来北京或我去台北，我们自是来来往往很多。工作交流之余，也会有些闲谈。她话不多，但不经意间的谈吐，无论是自己的经历还是经验，都经典得很。我总想，如果允芃肯坐下来写书，写自己的经历和见识，一定会是一本极好看的书。
由此，磨铁图书推出此书，不仅使祖国大陆读者了解华人成功的故事，而且向祖国大陆读者推荐了解作者本人——台湾新闻界“大姐大”殷允芃，就更有其意义。这本书只是殷允芃早年的采访故事结晶。还是在美国工作时期，殷女士立志写下成功华人的故事，开始了这段人物访谈的旅程。当时，她只是一名初入社会的年轻记者，透过仅有的报纸及电话簿，艰难地联系采访者，奔波于各州。从享誉国际的作家张爱玲、传奇的华尔街合资基金大王蔡至勇，到计算机专家王安博士……人物背景虽然横跨文学、金融、科技业界，但是，所有故事却在中华元素中找到连通之处。
已逝的华文作家陈之藩曾用“失根的兰花”描述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这些故事，却让人见识到飘向他乡的兰花的韧性以及他们回首来时路上的点滴甘苦。
此书初版至今，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殷允芃自己也经历着与著书时、也与书中人物完全不同的美丽人生。伴随着台湾过去四十年的巨变，这段直接回馈故土的人生被辉映得更加精彩。在祝贺此书在祖国大陆出版的同时，我期待，我们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就可以看到殷允芃女士更多关于自己和她的《天下》的著述风行神州。访：张爱玲女士
那天晚上，雨势稍歇。
离会见张爱玲女士的时间还早。伞下，踱过波光灯影的哈佛广场和附近郁绿的小公园——当年华盛顿誓师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湿的空气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园的小路上。
心中却惴惴然，因为“张爱玲是向来不轻易见人的”。而且也自惧于她写小说的洞彻一切的“冷眼”。学物理的青云，走在旁边，也帮着紧张。
但开门迎着的，是她的谦和的笑容和缓慢的语调，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陈列得异常简单，但仍然给人明亮的感觉，或许是因为那面空空的、黄木梳妆台上的大镜子。旁边是个小小的书架，摆着的大半是些英文书，右角上有本《红楼梦》。书架顶上斜竖着一张鲜艳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并立的，是一幅黑白的旧金山市夜景。
窗旁的书桌上，散乱地铺着些稿子、剪报和一本翻开了的《红楼梦》。最惹眼的，是那张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税的表格。
记起她初接电话时的推辞，“真对不起，您那么老远跑来，不巧得很，我这几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这两天还得赶着交一篇东西。”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个IncomeTax表。”
一般人顺口的客套，她说起来却生涩而纯真。她又极易脸红，带着瘦瘦的羞怯，但偶尔射出的专注眼光，又使人一凛。
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说和散文享誉上海和香港的“才女”，当被称为是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推崇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济安先生生前也屡次把张爱玲和鲁迅并论。於梨华女士更爽直地说：“现在写小说的，我最佩服的是张爱玲。”
但对世间的一切毁誉，张爱玲女士却都能泰然处之。虽然好话听着也高兴，但她却似立身于方外的，并不受到影响。
她又很真。在《传奇》再版的序中，她写着，“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她的客观、冷静和敏锐的观察力，不仅使她难以对人虚伪敷衍，对自己，她更是忠实，丝毫也不欺瞒。因而，她不愿，也无法介入。她说，她是在一切潮流与运动之外的。
她像是踢脚坐在云端，似正经，似顽皮，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而兴趣最浓的，却是由上眺望人间世，和那些她所写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的；自归自圆了的；或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事过境迁了的”各式各样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错以为她是绝情的。其实她的同情与慷慨已经是超个人与超主观的。像纳兰性德所说，“人到情多情转薄”，这只是因为她看得明白与透彻。
她对一切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有着强烈的感受。一片梧桐叶的飘落，能使她驻足；一个化缘的道士，能使她在后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杂的市声，车马的喧闹，浓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气味。
“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她说，“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悲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渺无人烟，给我的感触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认为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说，“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
写作对于张爱玲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说，“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写作生涯或许要追溯到她孤独的童年。在她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因家庭失和而远走留学法国。父亲是位典型的遗少，生活在旧朝习气的阴影下。小时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书，这敏感而爱幻想的女孩，都热心地看。
她记得在她一遍遍翻阅《水浒传》后，竟起了学写章回小说的野心。碰到不会写的字，就咚咚地跑下楼，去问账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烦了，认识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来覆去地写，却总是没法写完。那时，她才六岁。
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写成了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一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到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而后来又有“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到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激凌”。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萧伯纳的。那时她十三岁。从此她开始接触到西洋文学。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写的，曾获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各种赞誉。LibraryJournal的书评更提出说，“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虽然，她被称赞为是将现代西洋文学手法，融入中国小说中最不着痕迹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认，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的旧小说。有一次她曾坦然地说，《红楼梦》与《西游记》当然比《战争与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认为世界时时刻刻在改变，人的看法也随时会变。因而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以前在上海时，”她笑着回忆，“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地告诉炎樱（她的斯里兰卡女友）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连载的《怨女》，是她根据《传奇》中的《金锁记》重新改写的，原有的故事轮廓依稀可见，但风格、手法都已改变。《怨女》的英文本，也于去年（一九七○年）在伦敦出版。
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她觉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说，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
写小说，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所写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后才下笔写。她对一般所谓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层，较难引起作者自发的情感。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
“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她说，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
许多人都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她说。现代的小说或是趋向于平白直述的历史记录，或是抽象难懂的诗。她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小说应避免过分的晦涩和抽象。作者是应该尽一份努力，使读者明白他所要表现的。而且一个小说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浅出的，”她说，“使人在有兴趣地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
初看她的小说，常为她优美的文笔、细腻的描写和传奇的情节所吸引，进而欣赏到各种丰富的意象，那些异想天开、令人意会、忍俊、诧异或恐怖的各种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惨伤的音调，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她写冷天乡村里的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里的新娘，是“银幕上最后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却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
她写一个游方的道士，“斜斜挥着一个竹筒，托——托地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裏的一寸寸斜阳”。被虐待将死的媳妇，则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而她最耐人寻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块冰山的，却是她对气氛的孕育与衬托、角色的刻画和对高潮过后人物个性发展的淋漓尽致。
她说她看书没有一定的系统或计划，唯一的标准是要能把她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见识新的事物或环境。因而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无论是劳伦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张恨水，只要能引起她兴趣的，她都一视同仁地看，没有兴趣的，即使是公认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强。
她坦然地说：“像一些通俗的、感伤的社会言情小说，我也喜欢看的。”
而她最近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她在看了许多张恨水的小说后的产物。像是还债似的，她说，觉得写出来一吐为快。
“但是我写《半生缘》的时候也很认真，我写不来游戏文章，”她说，“就算当时写得高兴，写完后就觉得不对，又得改。”
她屡次很谦虚地说：“我的看法并不是很正统的。”说时语气淡然，并不带一丝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她并不一定会赞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独惯了的。”她说，“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
也许她信服“让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她是心如明镜，事物都公平自然地映射出去。因为不执留，所以不易为外物所影响。即使连书，她也是不买不存的，借来的，看完后就还去。
“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她说，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地看去，额上映出的单纯与平静，仿佛使人觉得，她是在岁月之外的。她是最自由的人。
记起她二十几年前拍的一张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扬着头的微侧面，眼神中同样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时如满月的脸，而今已成椭长，那时披肩的散发现在已梳起，而那件异常宽大，剧装似的皮袄，却已换成无袖的宝蓝短旗袍。
她自己说她的动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地整着下摆，走起路时的绰约缓然，并不使人觉得。反而使人联想起，在书上看到关于她小时候的一段，“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头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瘀青，我就用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热心地走出走进，“看你们，还像孩子似的，就想着要拿点东西给你们吃。”
于是，煮了浓咖啡，端出核桃甜饼，倒上两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来。可是谁也没有喝咖啡时加糖的匙。
她解释着，像是理所当然的，“真对不起，汤匙都还放在箱子里没打开。反正也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那时她在剑桥已经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剑桥，应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请，当“驻校作家”的。当时，她正在埋首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已经翻译完了前二十回，约全书的三分之一。
她认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小说。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出版于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确定，西方读者们是否能接受这本曾经两度被中国读者摒弃的书。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险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写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同时还打算把十年前就已开始着手的一个长篇重新整理一番，继续写完。
天南地北地谈着，从亨利?詹姆斯的《丛林野兽》到老舍的《二马》，从台湾的文坛到失了根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的嬉皮运动到男女学生的道德观念。听着的人、说着的人都觉得自然而不费力。因为她对任何话题都感到兴趣，而又能往往意会在言发之前。
走出门后，却忽然想跑跑跳跳起来，便跑着跳着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波士顿的地下车。
那时雨已停了，时间也已过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附录
整理那次访问后所记的笔记，发觉有几段话没写进去，实在是不应该遗漏的。
她说：
“一个作家应该一直在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静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过的集体生活，从描写动作和谈话，就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譬如像《红楼梦》。但现在每个人的自己的时间比较多，小说以心理描写才能表达深入。（心理描写）不必过分的obscure（晦涩）。如果必须，当然没话说。”
“电影是最完全的艺术表达方式，更有影响力，更能浸入境界，从四方八方包围。小说还不如电影能在当时使人进入忘我。自己也喜欢看电影。”
“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庭，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
“一般美国通讯写得并不深入，没有介绍美国真正的思想改变的，譬如现在的道德观念的不同，几百个男女大学生同住在一起。”
“我不喜欢他们（嬉皮们）的成群结党，但他们的精神不错，反对（既有）社会制度，不愿做现在的这种organizationalman（组织里的人）。但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真正体会。他们的表现方式，details，我不赞成。”
“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
——一九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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