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不省谎话，因为非此不能生存。但我还是敢于讲真话，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我的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季羡林
写作本书**的快感，是二十世纪的大家几乎全部囊括在内；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侧面，但要捏到好处——这就是挑战。
本书简介：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传奇一生，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但是二十世纪的大家几乎都囊括在内；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侧面，但要拿捏到好处——这就是挑战，也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
给人作传，向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给活人作传，更无异于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弄不好讨得读者和传主两头嫌。作者的这本书却把这件事做的非常圆满。传人纪事都力求客观公正，不捧不谀不讳，难能可贵。作者文笔畅达，烛幽发微，常于小事中写出季老的真性情、大智慧。与近年行世的关于季老的其他传记相比，此书的可读性和研究价值自然高出一筹。
作者以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调叙述了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挖掘并展现了季老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以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因作者与季先生为多年深交，故作者在书中得以用其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勾勒出传主的人生轨迹，述说了不少季先生鲜为人知的秩事。
作者简介：
卞毓方，记者、教授、作家。已出版《岁月游虹》、《雪冠》、《煌煌上痒》等著作十多部。近年在散文界长啸而出，独树一帜。已有十多篇作品被收入国内大中学语文教材。
目录：
【卷首献语】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
第一章齐鲁之子(1911-1929)
一、晚年的生日，已异化为公众节目
二、名号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那位诗人林逋
三、童年岁月：底层中的底层，穷人中的穷人
四、高中“六连冠”，四项课外学习，尤其可圈可点
五、失去母爱，寄人篱下，性格渐渐发生裂变
第二章清华岁月(1930-1934)
六、金榜题名，中文、英文俱佳，而数学一塌糊涂
七、四载清华，只学了一个聋子哑巴德语
八、幸亏有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
九、球迷，爱上手球与网球
十、晴空霹雳，人天永相隔，生死两茫茫
十一、借文学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十二、所谓“四剑客”，实则文坛四个“愤青”【卷首献语】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
第一章齐鲁之子(1911-1929)
一、晚年的生日，已异化为公众节目
二、名号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那位诗人林逋
三、童年岁月：底层中的底层，穷人中的穷人
四、高中“六连冠”，四项课外学习，尤其可圈可点
五、失去母爱，寄人篱下，性格渐渐发生裂变
第二章清华岁月(1930-1934)
六、金榜题名，中文、英文俱佳，而数学一塌糊涂
七、四载清华，只学了一个聋子哑巴德语
八、幸亏有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
九、球迷，爱上手球与网球
十、晴空霹雳，人天永相隔，生死两茫茫
十一、借文学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十二、所谓“四剑客”，实则文坛四个“愤青”
第三章留德十年(1935-1945)
十三、天降赴德留学的良机
十四、入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米特
十五、在梵文、巴利文、英文、德文、阿拉伯文的海洋游泳
十六、一件天大的坏事，从反面成全了他
十七、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
十八、章士钊的这个公子，是值得认真阅读的
十九、夫子自道，留学生涯的N个最
第四章初入北大(1946-1949)
二十、副教授一周转正，创北大历史记录
二十一、季羡林眼中的胡适，胡适眼中的季羡林
二十二、别出机杼，移情比较文学
第五章学术之梦(1949-1965)
二十三、背负“原罪”的十字架，洗心革面，脱胎换骨
二十四、坚守批判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二十五、“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二十六、大政治下的小学术
二十七、荒诞借虔诚上演，愈加荒诞
二十八、再论大政治下的小学术
二十九、从《春满燕园》说开去
第六章文革炼狱(1966-1977)
三十、“五·二五”大字报，一石击破水中天
三十一、兔死狐悲，对号入座，一哼遗患及其他
三十二、上山、抄家、三大罪证
三十三、选择自杀，理论、方式、地点
三十四、绝处逢生，从造翻派的老君炉捡回一条命
三十五、炼狱中的长镜头，短镜头
三十六、身在门房，心系《罗摩衍那》
三十七、痛定思痛，前跳加后跳，跳出一部奇书
第七章大器晚成(1978-1991)
三十八、《春归燕园》，始信春恩不私物
……
第八章鲁殿灵光（1992-2001）
第九章百年回眸（2002-）
篇末说禅期望和读者共同演奏前言序言卷首献语：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季羡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想当初，他小学毕业，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主儿，临到报升学志愿了，济南城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他嘛，想都不敢想，掂量来掂量去，只等而下之又下之地填了个三流的“破正谊”——用（一）晚年的生日，已异化为公众节目
这一日——2005年7月29日，天高、日晶、云淡、风轻。花呈怡红悦绿，人现鹤发童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在首都301医院的康复楼，握着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下个月，就是先生的九十四周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先生的九十四周岁生日是8月几号？总理阁下没说。但是，该晓得的，必然，不该晓得的，竟有许多也偶然得悉：8月6号。
最权威的，当然是询之于本人。季羡林曾说：我是“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又曾说：“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出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前一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后一说故意列下一道算术题，小学级的，让你自己去扳指头。
老人有老人的风趣。
年来“生日报”行世，据互联网，国家图书馆负责该项业务的人士披露，迄今为止，经他们之手制作的最古老的一份“生日报”，便是送给季羡林先生的。晚清之际的报纸本身已弥足珍贵，经季老的生日一烘托，更加古色斑斓，诱人遐思。据此，笔者曾向季老询问那份报纸的名称，先生答：“记不得了。”——记不得没关系，反正是1911年8月6日的某份旧报无疑。
不过，让我们杀一杀风景。那一日——8月6日，对于季羡林本人，说不重要，也真一点不重要，它和其它逝者如斯的日子一样，普通而又普通，平常而又平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急，且听老先生自白。200l年8月4日，季老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好事者趁机为之举办了隆而重之的祝寿活动。老先生举首望月——故乡的月，临风唏嘘——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骚响，历千山万水、千劫百难飒然而至的世纪之风，回得京城，追记了一篇《故乡行》，文中同好事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声明：“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咦！——哦！——哈！你这厢张灯结彩、燃鞭放炮、又是百烛蛋糕、又是长寿面条、又是“祝你生日快乐”，他那厢却在掩嘴偷着乐。
此事可从先生的《清华园日记》得到佐证，1933年7月29日，适逢暑假，在济南，先生当天的日记写道：“今天旧历是六月初八，我的生日。昨天晚上叔父拿出了两块钱。今天早起就同四舅到菜市去买菜，一方面过生日，一方面上供。”笔者查阅二十世纪初叶的历书，公元1911年，岁次辛亥，行年属猪，农历闰六月初八，果然为阳历8月2日，而不是8月6日。
然而，澄清归澄清，老先生并没有把生日改过来。自那以后，他的户口本、身份证依然标的是8月6日，他的公开出版物，如《季羡林年谱》、《季羡林自传》，仍然坚持8月6日。犹如陈寅恪的恪（kè），几经纠正，人们仍习惯读作恪（què）一样，索性以讹传讹，一错到底。嗨，8月6日就8月6日吧，那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对于老人家，生日定在哪一天都一样，那一天是因为有了回忆有了咀嚼才齿舌生香，并不是因为恰恰生在那一天才祥瑞盈门，蓬荜生辉。
有的人的生日，是属于他自己，他如果忘了，那就全世界都忘了；有的人的生日，是属于公众，纵然他本人千推万阻，敬谢不敏，届时，热心肠的人们还是要喜气洋洋地操办，连带自己也喜气起来。当季羡林先生步入晚年，随着他的人望翻番，声誉爆棚，给他过生日也好、祝寿也好，趋之若鹜，已升格为京华一大时髦。内中，有单位、团体主持，有同事、弟子张罗，也有从未谋面的追星族加盟。那么多的祝寿活动，不可能都挤在8月6号，怎么办？变则通，通则顺，有的找理由往前提，有的设法往后推。如是一来，完全看你的能耐和老先生的方便，抓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2002年10月12日，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爆料：对于季老，一年过若干生日是常事，2001年九十大寿，就陆续庆祝了十六次。
生日明显走味。这就是人情——在一个商潮滚滚、急功近利的社会，任何情义有可判断的价值筹码。老先生心知肚明，他曾有专文谈论“世态炎凉”，并挖掘出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拿他自己说，文革间倒霉，沦为“非人”，自然是门可罗雀，曾经的属下，崇拜者，走对了面也装着不认识；文革后复出，加官晋爵，宾客又复盈门，连有些根本不认识的，也自称是他的朋友。拿周围说，同为高寿，譬如钟敬文先生，不仅年长他八岁，在学坛论资排位，还是他的前辈，但钟老就“缺少官样的借口来祝寿”，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因此，老先生借花献佛，每次祝寿活动，必设法请钟老参加，偶尔兴起，索性扩大范围，凡寿登耄耋的老友，他如林庚、侯仁之、张岱年、周汝昌、丁聪、于光远，一律竭诚相邀，来个“群叟宴”，彼此联合祝寿。按老先生的天性，他本是一个内向守己的人，喜欢清幽安静，不惯张扬炒作，大肆渲染；他自谓上不得台盘，置身于华筵丰宴，常常“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希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但是人情如山，推挡无效，却之不恭，只好俯首听命，甘当主角，也是道具的了。闲来反省，他半是自得，半是解嘲，说：“我已成了祝寿专业户。”
……
（一二）所谓“四剑客”，实则文坛四个“愤青”
季羡林走上作家之路，也与师友的砥砺有关。他在系内同气难求，在系外却有三位莫逆：李长之、吴组缃、林庚。三位都是文学中人，李长之擅于评论，吴组缃擅于小说，林庚擅于诗。季羡林坦言，“我最近很想成为一个作家”，原因之一，就是“受长之的刺激”（1932年11月23日日记）。
李长之大季羡林一岁，低季羡林一级，读的是生物，而后改为哲学。他是季羡林的山东老乡，兼小学同学。季羡林高中开始写日记，进清华后，搁下了，1932年8月22日恢复，翻开他新写的日记，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四、第五篇，都与长之有关，或是你来访我，或是我去看你，过从甚密。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是关于徐志摩。徐志摩猝遭空难，《新月》杂志推出一组纪念文章，长之认为内容空泛，只在感情上兜圈子，没有涉及志摩的文艺创作，他看不惯，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抨击。季羡林认为志摩刚死，一般哀悼之文，旨在人情世故，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他的文学价值、文坛地位，是以后的事。双方各执己见，谁也没能说服谁。从日记还可看出，长之虽然学的是生物，对德国语言和文学也满怀兴味，他建议组织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丙辰老师作指导，这显然是受了季羡林的影响。
吴组缃大季羡林三岁，高两级，安徽人，念的是经济，后转为中文，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吴组缃少负文才，中学即崭露头角，清华园时期，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写实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已享誉文坛。由文学牵线，吴组缃和季羡林彼此走拢，成为好友，经常一起侃大山，一起偷听冰心和郑振铎等先生的课。吴组缃家境宽裕，读书期间把夫人带了来，住在西柳村，季羡林曾去拜访。吴组缃很欣赏季羡林的才情，据季羡林1934年4月5号的日记，他读到季羡林在《文学季刊》发表的《兔子》后，大加赞赏，认为写得好极了，令他深受感动。季羡林得到大哥哥的赞许，心里美滋滋的，十分快慰。
林庚原籍福建，生于北京，长季羡林一岁，高一级，念的是中文，毕业后留校，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林庚于1933年秋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是闻一多作的封面，俞平伯作的序，林庚颇为自得，称诗集为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季羡林结识林庚，正是后者出版《夜》之际。据季羡林的日记，是林庚主动找上门来，除了谈诗，还谈了办刊物的事，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季羡林和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当时正值二十上下，还是四个楞头青，他们凑到一起，指点文坛，揄扬人物，放言高论，无话不谈；兼之，人人都夸自己的文章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如有神助。一日，林庚晨醒，见风吹帐动，忽有所悟，得两句白话：“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他极为得意，当日就袖去向三人炫耀。茅盾《子夜》出版，是文坛的大事，四人又不约而同地聚到工字厅，大谈感想，意见分为两派，季羡林为反方，觉得茅盾行文死板、机械，没有鲁迅的那种灵气，吴组缃为正方，认为《子夜》结构闳大，气象万千，不容小觑。双方唇枪舌箭，互不相让，少年意气，挥斥方遒，末了哈哈一笑，散伙走人。
师辈中，叶公超而外，还有一人值得提及，他就是郑振铎。郑师作风随和，与同学接触，绝无半点架子。对于有一技之长者，更是青眼有加。举个例子，郑振铎和巴金、靳以一道编辑《文学季刊》，按照惯例，是要请出一些名人装点门面的，他也的确这么做了，然而，像季羡林、李长之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居然也被延为上宾，列为主编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刊于杂志的封面。
四人在清华，有“四剑客”之称。“四剑客”的提法，最早见于季羡林的《悼组缃》（1994年2月2日作）一文，想必是有所本的吧。乍读，觉得和季羡林的公众形象搭不上边，“剑客”云云，在笔者的意识，应是锋芒毕露、头角峥嵘之辈，用来形容以评论作武器、读书期间写出《<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鲁迅批判》的李长之，倒还贴切，按在恂恂儒者、谦谦君子的季羡林身上，似乎显得不伦不类。近读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得窥他当日的真性情，转而释然。先生那时年少，热血蠢动，对同学，求全责备，见“大人”，惯于“藐之”，试举几例：“我的同屋陈兆祊君，这朋友我真不能交——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吕宝东更是混蛋一个，没人味。”“王真没出息，眼光如豆，具女人风。”“早晨上了一课古代文学，有百余人之多，个个都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我以为老叶（叶公超）不上班，他却上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我总觉得胡（适）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晚上西洋文学系开会……吴（宓）主任大写其红布条，摇其头，直其臂，神气十足，令人喷茶。”“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回校……脑子里老是晃动着这个会影子，那一个个的怪物都浮现出来”。季羡林一度想写几篇文章，骂倒文坛许多人。那时他常用的一个句式，便是“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嚯，青年季羡林的脾气还不小哩！据此，我们不妨说，所谓“四剑客”，实则是文坛四个“愤青”。
……
（五一）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
1948年之后，胡适于季羡林遥如“海上三山”。
话说那一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政府见大势已去，遂预谋撤出大陆，退守台湾，措施之一，就是从南京派飞机北上，“抢救”平津知名学者。“抢救”对象中，胡适名列班首。12月13日，胡适接到南撤通知，他心存犹豫，因为再过四天，即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诞辰，作为一校之长，不便贸然离开。蒋介石急了，14日，他以个人名义，先后两次发电报催促。电报犹如“金字牌”，胡适至此，才下决心走。15日，他邀了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一起乘专机南下。动身之前，有北大亲共的同仁作最后的挽留，胡适摇头叹息，他留下三句话，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心系北大，12月17日，他在南京也搞了个五十周年庆典，值此风雨飘摇、同仁星散之际，胡适在会上悲从中来，涕泗横流。当晚，蒋介石夫妇另外设宴，庆祝胡适五十七岁诞辰。世人这才清楚：胡适的生日原来和北大重叠，都是12月17，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巧合吧。——在此顺便插几句后话：1953年，北大把生日改为“五四”。“五四”的名头，自然比“12?17”来得响亮，改动的理由，相信也是冠冕堂皇；反正，胡夫子的风水在大陆早就断绝，对于北大此举，他只能躲在海外的哪个角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的了。
这边厢，解放军如愿解放大陆。那边厢，蒋介石按既定方针退守台湾。胡适呢，他并没有追随蒋氏，而是远涉重洋，去了他心目中“有面包又有自由”的美国。说好听一点，是当寓公，说难听一点，是流亡。关于这一段历史，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生动的描述。以胡适的盖世才华，开初，他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谋一中文图书管理员，到了后来，连这个饭碗也没有了，以至于不得不靠夫人在麻将桌上赚得的外快，贴补家用。唐才子有两段《世说新语》式的笔墨，是关于胡夫人江冬秀的。其一：“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其二：1958年春，胡适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走，胡夫人随后，轮到胡江冬秀动身，“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动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这真是穷形极相之笔，如果我们在欣赏胡夫人的勇敢与恋旧的同时，掀开窗帘的一角，把她的家底略作扫描，便会恍然：所谓胡府，实在是内囊空虚，四壁萧然，早已没有什么好偷的了啊！
胡适在美国和台湾的情况，季羡林丝毫不知，他怎么可能晓得呢？五十、六十年代，大陆铁幕高张，内外信息隔绝。胡适的次子胡思杜，1957年在唐山跳楼自杀，真相就一直被封锁。即使自诩“消息灵通”的唐德刚，到了1970年，得到的仍是“思杜在河北省当农民”的讹传，他曾想把这讹传告诉当时尚健在的胡伯母，结果阴差阳错，未能实现。这样也好，待她稍后在九泉与丈夫、儿子相聚，再去细叙别后悲欢吧。至于胡适本人，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猝逝于欢迎杨振宁、李政道的宴席之间。胡适之死，也算是死得痛快，干脆利落，一昏永迷，但是作为新闻，却是插翅也飞不过台湾海峡，飞不进大陆老百姓的耳朵。
待到消息能在海峡两岸自由翩飞，那已是八十年代。国门启处，思想之门也裂开了一道缝，胡适的形象，又在季羡林心头复活。八亿还是十亿人口的中国，念念惦着胡适的，不会有几个，季羡林是其一。胡适于他有恩，这是私谊；胡适于中华文化有功，这是公道。以前把胡适批得狗血淋头，狗屎烂臭，这是歪曲历史。即便发动批判的毛泽东，后来也说要对胡适“恢复名誉”。毛泽东已逝，他和胡适的恩怨，自会在另一个世界了结。作为活着的知情人，他有责任为胡适伸张公道。1987年11月，季羡林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为胡适说几句话》。说几句什么话呢？鉴于文革结束多年，仍有人往胡适头上泼污水，比如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又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俨然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等等。季羡林忍不住，站出来驳斥，他用自己的亲历亲见，细证上述观点之谬，他说：“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季羡林当时写这篇文章，是担着风险的。写好后，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发表，他不听，坚持要亮出自己的声音。季羡林虽然壮着胆子把文章捅出去了，但对胡适的评价，还是有所保留，比如在名字后面，就略去了“先生”二字。不必求全责备，在那个年头，季羡林能有此勇气，已殊为难能可贵。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窗口，既亮出了胡适，也亮出了季羡林。到了1996年，形势大为改观，胡适的著作在大陆流行，藏晖先生渐渐受到尊敬。值此背景，安徽教育出版社拟推出大部头的《胡适全集》。胡适著作等身，字数超过两千万，这样一项浩繁的工程，请谁来当主编呢？按图索骥，他们找到了《为胡适说几句话》的季羡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曾经同胡适共过事，而又对胡适持论公允的，环顾天下，除了季先生希逋，还有谁？季羡林本来不想上马，他觉得力有不逮，但是坚辞不获，只有“仰”（不是“俯”）允了。作为主编，他为全集写了一篇总序，副标题叫“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文长一万七千余言，也算是聊报知遇之恩于万一吧。——这也是后话：又过了几年，《学林往事》约季羡林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理由同前，季羡林抱病完稿，这一篇文章也用了一个副标题：“毕竟一书生”。季羡林感到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他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而后一个副标题，则概括了他对适之先生的印象，自觉比较实事求是。
1999年春，季羡林已届八十八岁，应邀赴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组织者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会议名称很拗口：“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学术研讨会——人的素质》。如此一来，他终于有机会飞越台湾海峡，并且有可能在台北亲诣胡适陵园，站到恩公的墓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之后，季羡林止不住百感交集，老泪纵横矣。杜甫有诗曰：“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他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季羡林感叹：“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待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此时此刻，“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笔者：比起胡适的二千多万字，还差得远哪）。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弹指间又过去了七年，季羡林已届九五高龄，他所期望的，有朝一日，重去宝岛，再一次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不过，这也算不得虚妄。类似的话，他从前说过多次。比如1992年对延吉幻觉中的鱼：“等我庆祝百岁诞辰时，一定再来延吉，那时，我请你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你前生的同类活蹦乱跳地端到桌子上来了。”1994年对泰国的大皇宫：“再见，大皇宫！我有朝一日，还会回来的。”古人有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季羡林这里心意已去，人是否到位，尽可忽略不计的了。“千金一饭寻常事，不肯模糊是此心。”适之恩师，魂兮归来！
（五二）“乔木，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
这是一段毛式语录——1993年11月28日，季羡林写作《怀念乔木》一文，在即将煞尾之际，抛出一语评鉴，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老校友。1930年，两人同时考进清华，季念的是外文，胡读的是历史。清华当初规模有限，以1930届为例，仅收二百来人，所以虽然不同系，抬头不见低头见，熟识是很容易的。胡当时大名“鼎新”，“乔木”是他后来的化名。胡鼎新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如成立读书会，创办工友子弟夜校，创办农民补习学校。在创办工友子弟夜校的过程中，他曾邀季羡林前去讲课。可以设想，季羡林出身贫苦，为人又正派本分，是革命急需发展的对象，一来二去，胡鼎新便看中了他。一天夜里，胡鼎新和季羡林促膝谈心，拉他参加革命活动。客观而言，季羡林是有革命基础的。比方说，1928年，他目睹日军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随后又被迫过了一年的亡国奴生活，学业也被终止，年轻的心里，塞满了内忧和外患；这就是火种，应该是一点就燃。但是，唉，他胆儿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顾虑来顾虑去，总离不开他那个小家：母亲、叔父、妻子……尽管胡鼎新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反复动员，季羡林就像一块顽石，愣是没点头。胡同学于是长叹一口气，在夜心的混沌里，踽踽离开。
胡鼎新在清华只读了一年，就从校园消失。有段公案：胡鼎新的革命活动越来越激烈，校长翁文灏有点吃不住劲，大一暑假前，他找来小胡，说：“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会把戏台搞塌了。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然而作为战士，胡鼎新又岂能临阵撤退？这期间，恰巧共青团北平市委调他出任专职的宣传干部，他于是当机立断，离开清华园。
季羡林对政治并非漠不关心，有些活动，他也参加了，比如“九?一八”后，清华学生卧轨绝食，以及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但大体上，他只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清华毕业，季羡林回济南教了一年中学，然后抓住一个机遇，留学德意志，一去就是十一年。待到归国，入北大，担任东语系主任，已经是1946年的事了。又过了三年，北平和平解放。那年，也就是1949，春夏之交，他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公函。信上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乔木此信，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告诉季羡林一件重要的事：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你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这是大好事，季羡林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呢。事情于是按乔木的建议执行——东语系经此变革，由北大最小的系，一跃而为最大。
之后不久，乔木主动上门，看望季羡林。乔木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笔者1964年进东语系，师辈们提到马坚教授，几乎必提毛泽东当年的夸赞。这事发生在建国之初。季羡林回忆：“他（乔木）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足见他在一些细节上也很为我们着想。”此一说也。笔者以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乔木的特殊身份——毕竟他在众多要职之外，还兼着毛泽东的秘书。
乔木是季羡林生活中的贵人。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郑振铎、刘白羽、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由这份名单可以看出，规格相当高级——如果不是胡乔木提名，季羡林是很难挤进来的。
既然有了乔木这个后台，按照一般人的想像，季羡林应该顺着竿子往上蹿。这是人之常情，聪明人都这么干。譬之他的老校友吴晗……唉，不提也罢，吴晗因为秉承毛泽东的意旨，二十年间，四易其稿，把一本《朱元璋传》改得面目全非，又因为紧跟毛泽东的节拍，撰写活学活用的《海瑞罢官》，到头来紧跟反被紧跟误，文革伊始就被抛了出来，成了古为今用的“牺牲”。毕竟，季羡林和吴晗不是一路，他生性淡泊，不喜高攀，因此对于乔木，只是敬而远之。
六十年代初，胡乔木罹患严重神经衰弱，请假养病，离开了高层政治漩涡。他这一病病得好。文化革命虽然遭遇冲击，仅及皮毛，未伤筋骨。尘霾既息，复出为官。并且越做越大，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高而权重，乔木又对老同学施以援手，其中便有钱锺书、季羡林。坊间传说胡公在中国社科院院长任上，曾拟调季羡林前去作臂膀，应是其来有自。这一调动，虽然搁浅，乔木对季羡林的关心，却有增无减。譬之生活上，乔木有了外地的土特产，像大米、螃蟹之类，总忘不了给季羡林也捎上一份。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季羡林应该有所回赠才是。然而，没有，季羡林没有给胡乔木送过一次礼，更谈不上回访。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搞了一些爱国活动，看上去有点“不稳”。胡乔木急于了解真相，着人联系季羡林，想见面聊聊。乔木考虑自己到北大去，恐学生们过激，弄不好陷入重围（他就是搞学运起家的嘛），便派车子把季羡林接到中南海——他自己的寓所。两人见面，乔木开宗明义，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心领神会，他把自己了解的北大近况，以及对学生运动的分析，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季羡林整整谈了一上午，他的话，可以用一言以蔽之：“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年长者惟一可取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胡乔木听罢，频频点头，他说，他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
中午，胡乔木设家宴招待客人。季羡林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像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季羡林这里端出的是事实，推理却流于“想像”，他不知道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原本是土老财、暴发户的招牌，和乔木这样的大户人家，自然是“毫不沾边儿”。
季羡林的清流一路，是贯彻始终的。一次，乔木约他一起去敦煌，季羡林委婉地拒绝了。并非对敦煌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他是一往情深。然而，想到所至之处那种冠盖如云，前呼后拥，以及地方对中央大员那种曲意巴结，刻意逢迎，他的兴致就消失殆尽。此事无法改变——既改变不了现实，也改变不了自己；那就只有“眼不见为净”，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好。
胡乔木晚年，怀旧之情日增。他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这似乎是不祥之兆。一次，乔木到北大赴会，既散，邀季羡林前往燕南园，看望清华的老同学林庚，随后，又提出看望也是清华老校友的吴组缃，事有不巧，那天组缃家的电话偏偏没有人接，看得出乔木是相当失望，相当失望，告别季羡林、林庚，怏怏而归。
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是由夫人谷羽陪同的，地点就在朗润园13公寓。其中有一个细节，据季羡林回忆：坐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乔木环顾四周，意态颇舒，他用他那特有的低沉而缓慢的语调，恭维了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并且一连用了几个——在季羡林听来——绝对是夸张的词儿。季羡林连忙摆手，指出：“哪里，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乔木未置可否，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1991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季羡林吃惊之余，再也坐不住了，他打算破例:主动前往探望——但是乔木不让。直到1992年9月初，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能在医院见上一面。这是乔木在人世的最后一段日子。季羡林如约来到医院，乔木正仰面躺着吸氧，见到季羡林，神色颇为激动，他用力握着伸过来的手，久久，久久不肯松开。在随后的谈话中，乔木提到了季羡林新近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有关《留德十年》的几个片段，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当时全书尚未付梓，季羡林答应：“将来出版后，一定送你一本。”季羡林明知乔木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此时此际，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
1991年9月28日，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想到，按照古代一些文人的做法，他应该把书带到乔木坟前，恭恭敬敬地烧上一本，算是送给挚友的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被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散了，飘了，无声无臭，无影无踪——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连一个骨灰盒都没存。对于季羡林，这是极难排遣的。他手捧《留德十年》，想起故人，禁不住气咽胸中，泪如泉涌。
季羡林回想与乔木相契六十年，在他生前，总是刻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之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更改；乔木逝世之后，他倒时常想起故人，像老牛反刍，回味相交的全过程，顿生知己之感。季羡林撰文怀念乔木，针对一段时期，大陆和香港都有人把他封为“左王”，季羡林特意强调：“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乔木的社会公众形象，远不如季羡林入眼的那么美妙，所以他才有此设问。季羡林这么做的时候，明显是站到了流俗的对面；他不在乎世人的看法，他传达的是自己心目中的胡乔木。
关于乔木之为人，不妨再看看他人的点评。同样得到乔木眷顾的清华老同学，还有钱锺书、杨绛夫妇。杨绛晚年作《我们仨》，写到与乔木交往，她引“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的话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又说：“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这番形而上的警句，说明白也明白，说不明白也不明白，凭读者自由咀嚼。
又，作过文化部门长官的王蒙，在乔木逝后，写过一篇《不成样子的怀念》，其中有一段堪称经典，王蒙说：“和他（乔木）接触多了，我有时感到他的天真。虽然他是老革命老前辈，虽然他饱经政治风雨特别是党的上层沧桑，但我很难判断他是否入世很深、城府很深。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反而失去了沉入社会底层，与三教九流、黑白两道打交道混生活的机会。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他也很重视表现他的智识(不仅是知识)和才华，以及他的人情味。这种表演有时候非常精彩，以致使我相信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乔公是不二的人物，有时候又十分拙劣，例如自己刚这样说了又那样说，乃至贻笑大方。1983年他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两面不讨好，这才是胡乔木。只谈一面，当不是胡的全人。”
嗨，叫我们如何说呢，乔木啊乔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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