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官方权威传记，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批准立项，总参谋部组织编写，军事科学院审定
本书简介：
《伍修权传》是伍修权的官方权威传记，编写组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访了上百人曾与伍修权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并翻阅了大量档案材料，真实客观再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的光辉一生。
作者简介：
总参谋部第二部编研室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组织编写本传记。期间，编写组成员先后组织多次调研、采访与查档，写作素材源自已出版的有关传主的重要著作；传主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以及战友、亲属等上百人的口述；相关中央及地方档案馆、纪念馆的文献资料。编写组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伍修权的斗争经历和历史功绩，再现其政治、军事、外交才能和人生风范。
目录：
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一、人生第一课
二、12岁入学读复式班
三、幸遇革命引路人陈潭秋
四、被选送出国
第二章赴苏联学习和工作
一、漫长的旅途
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三、在莫斯科步兵学校
四、在苏联远东
五、金蝉脱壳为归国
第三章战斗在中央苏区
一、百转千回赴苏区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一、人生第一课
二、12岁入学读复式班
三、幸遇革命引路人陈潭秋
四、被选送出国
第二章赴苏联学习和工作
一、漫长的旅途
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三、在莫斯科步兵学校
四、在苏联远东
五、金蝉脱壳为归国
第三章战斗在中央苏区
一、百转千回赴苏区
二、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
三、参与瑞金中央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
四、从团、师政委到军分区司令员
五、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翻译
第四章艰苦卓绝长征路
一、直击战略大转移
二、列席遵义会议
三、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
四、任红十团参谋长
五、任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
第五章初到延安
一、直罗镇战役中智勇化险
二、任七十三师参谋长抱病东征
三、在中共中央联络局一身三职
四、参与执行西安事变的后备方案
五、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
第六章任兰州八办处长
一、在斗争中扩大统一战线
二、指导和帮助地下党组织
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四、与苏联代表处沟通协作
五、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
六、把八办建设成白区中的红色据点
第七章担任军委一局局长
一、上任之初首先抓司令部建设
二、为中央和军委提供综合性情况报告和各类对策建议
三、参与谋划以政治攻势粉碎国民党闪击延安的阴谋
四、参与组织对外军事联络工作
五、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中共七大
六、历史转折点上的战略视野
第八章在东北军区参谋长等岗位上
一、进军东北，参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二、创办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三、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和长春分部
四、大规模东北军事工业的领导者
五、痛别结发之妻张毓兰和老战友朱瑞
六、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紧急作战建议
七、任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八、筹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所海军学校
九、负责毛泽东访苏途经东北的保卫工作
第九章随访莫斯科
一、返乡期间接到周恩来紧急电召
二、筹备并亲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三、参与同苏联成功商签一系列单项协定和具体协议
第十章持节联合国
一、被任命为大使衔特派代表
二、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处
三、出席安理会会议期间的交锋
四、成功湖归来庆成功
第十一章任外交部副部长
一、“另起炉灶”从头越
二、发展与苏联东欧的友好合作关系
三、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台前幕后
四、收回旅顺口主权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第十二章出使南斯拉夫
一、受命经过与走马上任
二、从全面深入的调研开始
三、中南友谊如春潮
四、在中南关系逆转风波中
第十三章初任中联部副部长
一、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初期
二、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
三、面对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和毁约弃盟
四、代表中共中央拜会卡斯特罗
五、困难时期与群众共度时艰
第十四章率团参加东欧四国党代会
一、在保加利亚：不起立、不鼓掌
二、在匈牙利：以祝酒词发布声明
三、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勃列日涅夫等斗智
四、在民主德国：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团结
五、邻邦友党的声援与毛泽东的称赞
第十五章在国内外政治风云加剧中
一、参加1963年的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二、苏联驻华大使深夜紧急通报赫鲁晓夫下台
三、反击苏联国防部长严重挑衅
四、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五、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第十六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文革”初期在“很不理解”中勉力而为
二、两次挺身而出保护老干部
三、为保护干部和群众成了“黑帮分子”
四、从机关隔离到卫戍区“监护”
五、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受株连
六、劫后余生的妻儿“探监”
七、从“监外就医”到再次“收监”
八、终于获得第二次“解放”
第十七章主管总参二部
一、重返军队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
二、受命抓二部整顿
三、全面加强总参二部工作和科技强军
四、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中
第十八章主管总参二部、三部和外事局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军事外交的良好开局
二、创建国际战略学会等团体并以团体名义出访
三、研究探索与苏联东欧恢复关系
四、把思想统一到新的《决议》上来
第十九章参与主持“两案”审判
一、庭审之前
二、世纪审判
三、量刑与宣判
四、为了完成这份使命
第二十章在中顾委常委任上
一、担任中顾委常委兼中顾委机关临时党委书记
二、参与领导组建国家安全部
三、出任中指委委员兼检查组组长
四、参与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
第二十一章外交家的风采添新篇
一、以国际战略学会为阵地推进全方位军事外交
二、以中苏友协为阵地推进两国两党关系的修复与发展
三、以欧美同学会为阵地推进中国统一大业
第二十二章老战士的忠诚续华章
一、为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请命
二、言传身教传递革命接力棒
三、担纲为辽沈战役建馆、编书
四、情系民生，关心老区建设
第二十三章燃烧的晚霞
一、牵挂国事天下事
二、同病魔作斗争
三、不尽的思念
四、政声人去后
生平大事年表（1908—1997）
后记
前言出版前言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布置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根据编写计划，《当代中国》丛书依内容共分为五类，人物传记是其中之一。由于人物传记涉及方方面面，情况繁杂，且编写时间长，1991年人物传记从《当代中国》丛书中分立出来，确定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在丛书总序中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能充分出版前言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布置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根据编写计划，《当代中国》丛书依内容共分为五类，人物传记是其中之一。由于人物传记涉及方方面面，情况繁杂，且编写时间长，1991年人物传记从《当代中国》丛书中分立出来，确定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在丛书总序中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能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社有幸承担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传记，获得很好的社会影响。我们将继续按照丛书的编辑出版方针，把《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做好，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十章持节联合国
一、被任命为大使衔特派代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即调动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派遣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然而，美国于7月7日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纠集了美国军人占三分之二（其中空军占93.4%，海军占85.9%，陆军占50.3%）的16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支持南朝鲜对北朝鲜作战。
苏联本可以利用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对这一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决议给予一票否决，却因苏联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安理会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抵制行动而事与愿违：1950年1月13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宣布，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把台湾当局开除出联合国之前，苏联将拒绝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及其相关机构的工作，并且不承认其所作出的决议。美国便趁苏联代表缺席之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决定首先通过外交斗争揭露美国的霸权恶行。8月下旬，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就美国出兵朝鲜、侵占台湾并派空军侵犯中国领空进行揭露，提出控诉，严正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召开有关会议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在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上则持谨慎的态度。10月3日，斯大林敦促中国派兵入朝。毛泽东的回答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而出兵援朝会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中国进行和平建设的计划将被完全打乱。然而，10月7日，美军突破“三八线”，直逼平壤。鉴于金日成再次恳请中国出兵驰援，美军已把战火引向鸭绿江沿岸七百公里的中朝陆地边境，10月19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沦陷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
与此同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侵犯中国领土、干涉朝鲜内政的既定方针仍在积极推进之中。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讨论。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尚被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窃据，新中国任命的驻联合国代表张闻天因此未能赴任。去联合国参加讨论朝鲜和台湾问题的新中国代表团，是在外交战线上开辟“第二战场”，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过招。这不只是新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联合国乃至全世界所瞩目的大事。在考虑代表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伍修权：他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儒将，有从事对外联络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等国协同作战；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和长春分部工作期间，又与美方人员打过交道。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名推荐，毛泽东欣然首肯。
10月23日，周恩来复电赖伊，正式通知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接着又在26日再次致电赖伊，提出伍修权等去联合国，不仅参加讨论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问题，也参加讨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问题的安理会会议。前一份电报上，还开列了伍修权的助理人员，他们是有关专家龚普生、安东和陈翘（陈忠经），翻译浦山和周砚，机要及报务人员孙彪、王乃静。在代表团中，乔冠华号称“中共一大才子”，江苏盐城人，与同乡胡乔木被毛泽东戏称为盐城“二乔”。龚普生曾在联合国担任过职员，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安东和陈翘是国际问题和外事方面的专家。浦山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周砚是伍修权在东北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时的部下，伍修权认为她的外语水平和文才、口才都属一流。孙彪、王乃静也都政治坚定、业务过硬。
周恩来就新中国赴联合国代表问题向赖伊发出第一份电报的当晚，就召集伍修权、乔冠华等讨论并确定代表团赴美后的行动方针与斗争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稿，外交部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由乔冠华牵头起草，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修改后，经中央审查通过，最后由浦山、周砚翻译、打印。对于在国外时哪些问题可以自行相机处理，哪些问题必须向国内请示报告，甚至代表团的出发日期、行动路线及注意事项等，周恩来都一一交代清楚。11月13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办公室里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又到外交部的小宴会厅为即将出征的人员鼓气饯行。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任务艰巨复杂，等于参加战斗，大家要齐心努力，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周恩来还通报了朝鲜战场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情况，他说，现在志愿军正在艰难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浴血奋战。中国东北邻近朝鲜的地区特别是安东及鸭绿江大桥，不断受到美国空军的轰炸袭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对中国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此，中国代表团必须立即出发，把联合国讲台作为又一战斗阵地，揭露美国的侵略暴行。周恩来接着说，这次去的虽然只有九个人，但是他在北京将时刻关注并全力支持代表团的一切活动，他们出国并不是孤军作战，背后不仅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作后盾，还有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千千万万支持者和同情者，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及和平民主阵营的东欧各国，都将对中国代表团的活动给予支持配合。
出使联合国的新使命，使伍修权想起了五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伍修权受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代表之一，参加以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4月6日，伍修权等随董必武乘美国军用飞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国民党方面竟以伍修权有沙眼为由，将他拒之于代表团之外。实际上，国民党方面是为了压缩中共代表的人数，阻扰中共代表特别是像伍修权这样曾留学苏联的代表在联合国与苏联代表的协调、配合，尽量减少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想不到时隔五年，他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派代表，率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想到这里，伍修权代表全体人员向周恩来表示，他们九个人将作为一个战斗集体，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他坚信，能够把劳动人民闹翻身求解放那一仗打好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定能“把这一仗打好”。战略目标：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作战阵地：美国成功湖、联合国安理会。
二、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处
1950年11月14日，伍修权一行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客机。代表团将经莫斯科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在那里办理进入美国的签证，再由伦敦转赴纽约。
飞机经蒙古进入苏联，在途中被漫天风雪所阻，被迫降落在苏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联方面想方设法使飞机尽快重新起飞，以按期到达莫斯科。在布拉格，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布拉格代表里特尔及美国驻捷大使馆联系，办理了前往纽约的签证。11月23日，他们先乘经瑞士到伦敦的飞机，再换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飞抵纽约。
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伍修权回忆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美国除派安全保卫人员到场外，没有一个官方的迎接者，只有一个据称是联合国礼宾联络科的科长在机场接待了他们。好在苏联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几个友好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赶到机场欢迎，才使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气氛不致过于冷落。一批闻讯赶来的美、苏等国的记者，冲过拦阻他们的机场安保人员，抓拍了几个“红色中国”代表的镜头，提出了“您此刻有何感想”之类的问题，也增添了一点活跃气氛。代表团一行下飞机后，同迎接他们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等一一握手。伍修权对各国记者宣读了“在纽约机场上的演说”：“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控诉案，能在安理会上得到公正的处理。果如此，则将有助于亚洲及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及他的心情：他看到，随着载有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的飞机在破晓时分徐徐降落，机场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照相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由飞机中走出来七位男的和两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慢慢走向海关。他庆幸：“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类的代表啊！我想起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的和平使者们，他们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睡着了的和醒着的孩子们。”“伍修权代表向挤在扩音机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中国代表团离开纽约机场时，在机场出口处见到聚集在那里的一群人，有的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红色中国”代表来联合国等。这是美国的一些进步人士自发地来欢迎中国代表团，因为美国当局不准他们进入机场接近中国代表，只得守候在新中国代表将要通过的地方。当代表团的车队驶过出口处时，他们一齐向车里的中国代表挥手欢呼，表示欢迎。伍修权后来了解到，他们中有美国和平组织成员和美国共产党员，其职业大多是教师、工人和职员。这些人在中美两国处于敌对关系的情况下，敢于当着戒备森严地监视着中国代表团的美国警察的面，向新中国代表欢迎致意，确实难能可贵。
纽约最大的旅馆之一——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大饭店，成了中国代表团下榻之处。他们包下了第九层一个很大的套间，几乎占了这层楼的一半。代表团九个人都住在这里，除了各自的卧室，还有公用的客厅和办公室。代表团住进去以后，严格执行出国前制定的内部纪律，任何人不得自行外出。在代表团主要成员参加会议或有其他活动时，从事机要、报务等内勤工作的人员负责留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擅自离开。这使那次在纽约待了近一个月的孙彪和王乃静哪里都没去，寸步不离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代表团的每顿饭，都由服务员送到房间来吃。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关人员的介绍，美国的大旅馆房间内常有情报部门安装的窃听器。伍修权召集大家在饭店里商讨问题时，就把房间里的收音机打开，把音量放得大大的，以干扰可能的窃听。有时索性离开房间，到饭店附近一个公园里，相互掩护着边散步边交谈。他们到美国后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和决定，都是这样进行的。代表团人员出门，会有两个美国人跟着；所住套间的外头，也有两个美国人守着。他们平时像门神似的待在外边，一旦有人外出立刻跟上，有重要活动还要预先通知他们，由他们负责安排或联络、转达。
尽管美国当局对中国代表团故意冷落、严密监视，伍修权等来到纽约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播开来：“新中国的代表来了！”“共产党中国来人了！”“铁幕后面的人来了！”这样说的大体有三类人：大多数是希望同中国友好，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美国进步人士；也有一些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真是“赤匪暴徒”，想看看他们的代表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少数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对红色政权持否定态度的人。这使代表团的住处外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有一小部分人，打着攻击新中国、辱骂代表团的标语，喊着反共反华的口号，时不时来骚扰捣乱一下。其中有的是被台湾当局的驻美国机构雇来的，每人每天可得五美元的报酬。另一番景象是，每天都有人给代表团送来花束、花篮，有的还附有对新中国代表表示欢迎、祝福的卡片。从美国和世界各地发来的给新中国代表团的电报和信件更是数不胜数。美国妇女保卫和平代表团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和平将有贡献，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美国马里兰和平委员会65位著名人士联名给伍修权发来电报，希望代表团能促成朝鲜停战谈判。这些团体和人士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也说明了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美国官方及反共分子对新中国的攻击，也因伍修权一行的到来而加剧。有些美国报纸从代表团的活动到伍修权个人的经历，都作了调侃甚至贬义的报道，说他是一个“受过俄国教育的卸职将军”，甚至伍修权喝不喝咖啡、会不会用刀叉等，都成了花边新闻。这些攻击非但未使伍修权遭受冷落反而使其成了当时的热点新闻人物。
新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受到各方关注与格外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就在伍修权到达纽约后的几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次战役，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三万多人被一举歼灭。麦克阿瑟扬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大话，被中朝军民粉碎。美国和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遭到的最大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提高并加强了中国代表团的地位，扩大了其影响。伍修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当然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公众的密切关注。
三、出席安理会会议期间的交锋
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明知新中国代表团24日一早已经到了纽约，仍于当天下午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在台湾代表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起哄支持下，要求撤销对新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邀请。理由是，如果让新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联合国讲坛上，等于在国际上承认了共产党中国。
此举遭到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东欧几个兄弟国家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这是联合国规章赋予人民中国的应有权利，新中国代表已经来到纽约，谁也不能阻止他们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埃及等中立国家也委婉地批评美国的提议。会议主席只得对此进行表决，结果苏联的提案以30比8的压倒多数否决了美国方面的提案。不肯罢休的美国代表立即又出了一招，要求会议当天就讨论中国的提案，企图使新中国代表措手不及，从而变相剥夺伍修权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美国搞的这些小动作，受到了苏联等国的揭露和反对，连有的中立国家也感到美国的做法颇为可笑，都同意苏联提议的在11月27日即中国代表团到达的三天后再讨论这一问题。那位美国代表又无理地提出，11月27日他个人另有活动，不能参加会议。会议主席只得迁就他，将讨论日期再往后挪，但中国代表仍在27日正式到会。这使伍修权等人尚未在联合国安理会露面，就已经成为会议的焦点。
1950年11月27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由于伍修权一行在此之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首次亮相，就成了从联合国到世界各国的头号新闻。对于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喋喋不休的讨论和争论，许多代表团都感到乏味，往往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因此平时许多席位都是空的。但在新中国代表到会的这一天，气氛忽然大变，各国代表不仅都准时出席，不少还提前来到，会场变得拥挤起来。人们入座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会场的入口处。会议厅门外早已挤满了各国记者，各自抢占了有利位置，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瞄准了红色中国的代表将要出现的方向。随着一阵人群骚动和照相机的频频闪光，会场门口的通道上出现了一个身着西服、以军人姿态阔步走进大厅的东方人，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派代表伍修权。紧随其后的乔冠华和相关随行人员，也一个个昂然步入会场。全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他们身上。伍修权回忆道：“我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走到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顺序入座。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是在这个大厅里，却显得十分醒目，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和敌视态度。然而现在，我国的国名和代表正式出现在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会议厅里。”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伍修权与他在这次安理会会议上的主要对手杜勒斯，竟是平起平坐。安理会会议厅的设计与一般的会议厅不太一样，15个安理会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还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的各国主要代表的座位，都在一张马蹄形长桌后面，每个座位上都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语言选择开关和发言用的话筒。同声翻译则随时将代表的发言译成不同的语言，传播给各国代表及旁听者。同声翻译室就设在会议厅后面的楼上，里面的工作人员通过一排很大的窗户，直接观察会场的情况，以便及时配合。会议席长桌前稍低一些的地方，是会场记录、电传打字和录音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位置。再向前隔着一道木栅栏，是一排排如同剧院观众席似的座位，那是旁听者和新闻界人士的位置。这使得安理会会场从内容到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舞台。伍修权的座位，就在杜勒斯右侧，中间只隔着英国代表杨格，相距也就一米左右。杜勒斯以坚决反共著称，朝鲜战争爆发前曾在“三八线”留下了一张查看地图的照片。他是全场唯一不把目光投向刚进入会场的新中国代表的人，以冷漠来表示敌意。伍修权说：“我倒是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藏在眼镜片后边的两眼，直愣愣地呆视着面前……”
与杜勒斯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苏联的代表。伍修权一行进入会议厅时，出席此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伍修权来到纽约后，已经先与他有过接触，就面临的斗争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活动。当他看到中国代表走进会场入座时，当即盛情欢迎：“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当时的联合国组织，实际上完全被美国操纵，绝大多数国家囿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压力，在联合国内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苏联除了东欧几国外，几乎别无支持者，在联合国内经常处于孤掌难鸣的状态。因此，他们一直努力促成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便有一个并肩作战的盟友。他们真诚地欢迎中国代表的到来，并在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以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给予帮助、支持。新中国代表的出席，比当天的会议内容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人们把目光和兴趣，全都投向了伍修权等人。虽然伍修权在那天的会议上并没有发言，仍然成了全场的中心人物。
11月27日的会议一结束，没等伍修权起身，等候在新闻界位置上的各国记者立即蜂拥到代表席前，各种各样的照相机、摄影机和当时还很稀罕的电视摄像机，纷纷聚焦到中国代表特别是伍修权和他面前桌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牌上。周围的通道出路全被这群记者堵上了，伍修权他们就索性端坐着，坦然面对闪光灯。随后出版的各国包括美国报刊，以及新闻电影和电视广播中，连续报道了红色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会场的消息。
11月28日，伍修权在安理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环顾会场，以带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庄重地说：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们：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政府成立之日，即已着重昭告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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