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百年国士传奇人生——传奇背影，渐行渐远，寻访追忆，再现百年中国*为耀眼的人生传奇。
看铮铮傲骨——人世浮沉，简笔勾画，劫波历尽，方显大英雄真名士的铮铮傲骨。
看清雅风流——琴心轶趣，细细道来，白云苍狗，难掩老学者旧文人之清雅风流。
本书简介：
辛亥至今已越百年。百年中国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和数不尽的辛酸。本书钩沉民国以来二十三位文化名人生平和传奇经历，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艺苑领袖，或为军政要员，或为文坛祭酒——马寅初、茅以升、季羡林、张充和、王世襄、张伯驹、杨宪益、余光中、黄裳、袁寒云、蒋廷黻、溥儒、张治中、孙立人、吕碧城、翁文灏、施士元、廖冰兄、吕恩、刘绍唐、夏志清、顾正秋、余大雄。他们有的虽已远去，然音容、余绪尚存；有的非但健在，且活跃在海峡两岸或大洋彼岸的文学、艺术舞台上。
在对他们人生运命的勾画中，有沉痛历史可资殷鉴，有亮节高风足以仰瞻，有名士风流让人慨叹。
作者简介：
张昌华，1944年生于南京。当过兵，教过书。80年代初忝列编席，直至退休。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文化随笔集《书香人和》、《走近大家》、《青瓷碎片》、《书窗读月》、《曾经风雅》、《民国风景》、《故人风清》、《百年风度》等。
目录：
便知，与前两部书稿相比，传主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有的耳熟能详，有的虽远去，音容、余绪尚存；有的非但健在，且活跃在海峡两端和大洋彼岸的文学、艺术舞台上。唯余大雄名不见经传，连其生平都不清楚；但我觉得他的故事实在有趣，又是我业内同道，故收纳于此。与前两部书稿有别的是，笔者与本书半数以上的传主曾有过从，或有幸为他们编过书，或接受过我的采访。鉴此，在写作时既采录史料，又糅杂个人对传主的情感。视角是否科学，措辞是否得体，都不敢言是，权当一家之言吧。
现摘要介绍几位传主。全书以“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的马寅初领衔，讲述了一个“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历史活剧。马寅初曾借“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明志，世誉“马首是瞻”，他享之无愧。学人从政是民国的一道风景。地质学家翁文灏、历史学家蒋廷黻当属代表人物。任内他们不失书生本色，爱国、敬业，为推动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或在外交上做过积极的贡献；然留给历史的，不外是一纸辛酸。尽管如此，他们的个人操守、气节，不乏圈点之处。写了两位民国公子，袁寒云（克文）和张伯驹，以及“旧王孙”溥儒（心畬）。他们的身世显赫自不待说，而命途的坎坷、结局的黯淡，似乎差不多。挥金如土的“皇二子”袁寒云，死时只有笔筒里五块大洋，滑稽的是出殡时倒有数以百计的妓女为他披麻戴孝。张伯驹捐了价值连城的国宝，后病危时因级别不够住不进小病房，得不到有效的疗治。“旧王孙”溥儒风流一生，晚年却遭遇耻于启齿的羞辱，发出“当乌龟就当乌龟”的悲鸣。另有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抒写人生的张充和；积四十年心血，惨淡经营《传记文学》，构筑民国史长城的刘绍唐；身世坎坷、不畏强权、自立自强的“台湾梅兰芳”顾正秋，都不失为一方人物。
笔者要郑重推荐《杨宪益的百年流水》。这篇超长文字，并不囊括杨宪益百年流水的全部，且把他的另一份风采留待以后。必须说明的是，我写了两位将军，张治中和孙立人。两军对垒，你死我活，而张治中素不将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他是和平将军。远征缅甸，浴血奋战，震惊中外的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创造了“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的神话。他是“中国军魂”。孰料，蒋介石却囚禁了他三十三年！两位将军英功盖世，而他们本色是文人。张出身于上海大学，孙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们的血管里涌动着四书和五经，他们的枪口喷射着正义和无畏，是文化化了的军人。
十分遗憾，在成书的流程中，季羡林、杨宪益和王世襄等先生羽化了，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作学问、喝酒、放鹰逐兔回归自然了，谨以此充作心香一瓣，献给他们的在天之灵。
本书在历年写作中，曾先后得到传主施士元、季羡林、王世襄、冰兄、杨宪益，以及张充和、黄裳、吕恩、夏志清、余光中、顾正秋诸先生的指正。得到翁文灏先生哲嗣翁心钧、张治中先生长女张素我、茅以升先生之女茅玉麟、邵洵美先生之女邵绡红以及刘绍唐夫人王爱生等大力支持，并借用了一些资料照片，谨在此一并致谢。对老东家广西师大出版社慨然接纳书稿，责编付出的诸多辛劳，当铭五内。
张昌华于莱茵东郡寓所 2010年2月14日
【马首是瞻——《新人口论》之外的马寅初】
1946年，马寅初六五寿诞，上海经济文化团体联合会等十八家单位为马寅初举行茶话会并献旗，以示敬意。锦旗上写着“马首是瞻”四个大字。
马首是瞻，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原指作战将士看着主将的马头决定行动的方向，后喻服从指挥而追随他人之意。
季羡林也唯“马”是瞻，他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最令他肃然起敬、最让他佩服的有两位：梁漱溟和马寅初。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肠子直、嗓门大、脊骨硬。”前者引典明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后者借诗抒怀，“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他们的人际遭遇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46年5月，李、闻血案后，梁漱溟在演讲时疾声厉色：“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1947年5月，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时“亮剑”：“站在下面的特务们，你们要开枪就开吧！我马寅初在此专门恭候！”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上世纪50年代，梁漱溟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代亿万农民要“仁政”，结果“廷争面折”。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爆出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旋即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都是北大人，具有北大牺牲精神的北大人。他们试举石问天，最终砸了自己的脚。不过，苍天有眼，让他俩一个活到了九十有五，一个寿登期颐。与同在历史舞台上过招的角儿们相比，他俩是大悲大喜、笑到最后的人。
梁漱溟，笔者曾写过他的“生前与身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即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悲剧，世人已了然。笔者“舍重就轻”，扫描式撷取马寅初百年人生中的吉光片羽，展示他卓尔不群的风采。
……
一根灯草?“学然后知不足”
品评学人的品位，自清以来，中国素有“国内三品，东洋二品，西洋一品，博士上品，经济学博士极品”之说。马寅初（1882—198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当属“极品”，可有谁知道这个“极品”出自浙东的一家小酒作坊呢。
马寅初生于浙江绍兴，行五，上有四兄下有两妹。父亲马棣生是个小酒作坊主。马寅初生正逢时，逢到极致：马年马月马日马时生（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加之姓马，人称“五马齐全，必定非凡”！（按干支纪年，马寅初生于壬午年[肖马]。按古时旧俗，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以午时，加之本姓马，故称“五马”。）果不其然。马寅初父亲为寻找好的水源酿酒，携全家移居嵊县浦口镇，经营的小酒作坊生意不俗。马寅初六岁上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后他想进新学堂。父亲固执地认为乡下人识得几个字就行了，不准他再读书。后经舅舅说情，勉为其难送他到绍兴上新学堂。随着马齿渐长，父亲要马寅初子承父业回家管理作坊账务。醉心读书的马寅初不干，父子闹僵。马家封建，有条“连坐”的家规，一人犯错，兄妹陪打。哥哥们横遭池鱼之殃后，往往又揍他出气。小寅初吃了不少皮肉苦。马寅初倔强、抗争，叛逆的他以学赌博反抗，声言：“打死我也不做生意！”父亲变本加厉地惩罚，马寅初怒而投江，幸被救活免于一死。马寅初的好学精神，感动了来嵊县收购蚕茧的上海瑞纶丝厂经理张江声。他收十七岁的马寅初为义子，出资送他进了上海英华书院（中西书院）读书。
马寅初是与父亲闹僵后出走的，与家中断绝了经济联系。义父张江声提供马寅初的学费、食宿，每月另给四毛小洋零花（他给亲子张熙麟也只这么多），用于洗理、购纸笔等。马寅初将用电灯改用油灯，而且只限用一根灯草。一位朋友造访，见室内光线太弱，便自作主张为他加了一根。马寅初悄悄拨开一根，对朋友说“我点不起两根”，请他别见笑。此事传到张江声耳中，张问马为何节省到只用一根灯草。马寅初笑着说：“一根就够了，我心里是亮的。”马寅初就读的中西书院的业师知道后，认为“孺子可教”，大为嘉许：“灯芯一根心中亮，寒窗十载必成人。”另有传闻，马寅初曾向路灯借光苦读，大有“凿壁偷光”的苦学精神。
马寅初是颗天生的读书种子，在没有阳光、缺少营养的贫瘠土壤中顽强地生长。1902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为“实业救国”他选择了矿冶专业。1906年因成绩优异被官费保送留学，先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经济专业，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马寅初十分珍惜在哥大的学习机遇。在那城头频变大王旗的日子，北洋政府提供的官费日减，马寅初面对辍学之危，利用节假日到餐馆洗碗刷盘。某日，餐馆老板带来一洋人电影制片商，称马寅初若到他那儿去饰一华人配角，可获高于餐馆二十倍的报酬。制片商拿出合约，说一签即可支付百分之三十的报酬。马寅初想这差事不错，但心生疑窦，要求先看剧本。他看后大惊，那是一部丑化华人的影片。马寅初严词拒绝。餐馆老板见中介失败，与马寅初争吵起来。马寅初拂袖而去，干脆到码头当搬运工。马寅初此举的照片登上了华人报纸，被传为美谈。他的形象被码头上的美国老板认了出来。老板很佩服马寅初的骨气，便介绍他到一朋友家当家庭教师，兼资料翻译。这份收入解了马寅初的燃眉之急。不久，因国内政局的变化，北洋政府中断了留学生公费，声明由自己决定去向。正当马寅初走投无路时，他的导师、美国著名财政学家赛利格曼雪中送炭，承担了他的一切费用，让他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出版后，被哥大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当时学校和导师都希望他留校执教，马寅初婉谢学校的美意，毅然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马寅初是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人。他在美多年，精通英文，亦会德文和法文。回国三十六年后的1951年，七十岁的他竟又攻读俄文。那是真正的“革命需要”。是时马寅初出任政务院财政经委副主任，要研究苏联的经济理论，必须掌握俄语。陈云为他请了一位通中文的苏联女教师。马寅初从三十三个俄文字母学起，像小学生一样从看口型、学发音、背单词、练语法学起。那二十岁的俄文女教师很厉害，每日早、晚上两次课，每月一小考，半年一大考。既测口试，又考笔试，还常批评这位“学生爷爷”的书写不规范。马寅初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的女儿马仰惠回忆说：那时不论工作再忙、再累，“每天一定要完成当天的定量作业，晚间做作业，经常到深夜”。甚至在上班的途中、在出差的间隙，马寅初还捧着本本背单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还创造了一种英文、俄文、中文三国文字对照的学习方法，“把三国文字的句法都写在一起，一见而知其异同”，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经过三年的寒窗苦，白发马寅初不仅能自如地阅读俄文经典名著，而且能用俄语对话，这对他的工作大有助益。
“权然后知轻重，学然后知不足。”
一马当先?“粉身碎骨不必怕”
马寅初在美国拼搏了八年多，于1915年回到了祖国，时适袁氏当国，出演复辟帝制的丑剧。军阀、政客各色人物抱着各自的目的，劝说、邀请、指点马寅初升官发财之道。马寅初抱着书生报国的愿望，到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他很快惊异自己走错了门，“今我国财政情形，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属腐败已极，岂仅谓之紊乱已哉”。他不忍坐视其腐化窳败，更不愿同流合污。遂于次年到北大执教，庄重宣示“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竭尽全力于教育救国事业”。三年后，通过公开竞选挫败对手胡适，出任北大首任教务长。其间，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并组织“进德会”，旨在“绳己”、“谢人”和“止谤”。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同为北大校方代表与北洋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押的学生。此时他还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人评述马寅初：“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学者，是一位爱岗敬业的教授。”
为报效桑梓，1927年马寅初接受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出任浙江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兼禁烟委员会主席。马寅初踌躇满志，上任伊始，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已有平台禁烟（鸦片）禁赌，狠抓税制改革推行“两税制”；他的另一壮举是“抵制洋货，发展民族工业”。为振兴民族工业，他在杭州策划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湖万国博览会”，为国货呐喊；还积极向张静江建议，成功地从洋人手中收回了“莫干山主权”，创办了“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和接办了“长兴煤矿”等，创造了不俗的政绩。随着马寅初的社会声望日增，在经济界影响益大，他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于1928年底请马寅初做立法委员（连任四届），并出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历来的立法者，不乏以己为圆心，以己利益为半径作圆，宋子文、孔祥熙即属此类。马寅初不向炙手可热的宋、孔等权贵屈服，为国秉公主持制定了《票据法》、《交易所法》、《公司法》、《土地法》、《营业税法》、《银行法》等。但利国利民的《新盐法》和《粮食法》，因有损国民党要员们的切身利益未能实现并获非议。马寅初公开宣言“对于危害党国，借便图私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并义正词严地表示，“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岂有他哉”！
马寅初有句名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那就更难了……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甚而做的比说的更精彩，直至耄耋之年。
马寅初擅演讲。他的讲词不仅语言幽默，而且词锋犀利，天马行空，素不把任何大人物放在眼里。他是中国经济学社老社长，孔祥熙是一般社员。1938年岁末，学社在重庆召开年会，马寅初特地邀请孔参加。他以主持人的身份致开幕词后，顿时换了一副声调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于百忙之中，来此参加。孔先生是财政经济学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政经济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孔祥熙被突然将了一军，骑虎难下，不得不冠冕堂皇地敷衍一番。孔一说完，马寅初立即质疑：“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大混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请部长指教。”这当头一棒，打得孔祥熙不知如何作答时，马寅初又“刺刀见红”，直指国民党要员们的贪赃枉法：“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还通过种种办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大发国难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这一板斧更砍得孔祥熙呆若木鸡。尴尬之际有人建议休息十分钟，才缓解了僵局。孔氏乘机溜之大吉。
蒋介石闻讯十分恼火，怯于马寅初的社会名望不便“动武”，改为利诱。蒋介石通过陈布雷找马寅初的哥大同学王正廷。王“奉蒋委员长之命”以私人身份传话给马：政府拟派马赴美考察经济，如果成行，将委任驻美全权大使；或拟请马出任财政部次长。马寅初拍案而起：“不就是说了句真心话，写了几篇文章吗？请问，这触犯了哪条国法？要赶我走？没门！要以高官厚禄收买我？休想！”后奋笔疾书一则“严正声明”，文末说：“（我）不搞投机买卖，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另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是1940年在重庆对陆军大学将官班作的“抗战财政问题”。马寅初说：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国难财。真是剑指四大家族。会上马寅初还呼吁撤孔、宋的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作抗日经费。这“狮子吼”，震得台下掌声雷动，但吓坏了主持会议者，对马寅初连声“谢谢”都不敢说，便把他请上车送回家。对此，马寅初除演讲外，还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向发国难财者们征收“临时财产税”。并引援国际惯例说：“征收临时财产税，英美诸国在战后都采用过，是收益甚宏的一种办法。”同时以切齿之恨指控：“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和汉奸之上。”并且还奉劝蒋介石：“我希望蒋先生能做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大义灭亲，惩办孔宋。”
1940年11月10日，在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星期讲座”上，马寅初登台劈头就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这爆炸性的开场白引起场下骚动。马寅初打罢“苍蝇”又打“老虎”：“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充其量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在场的警察宪兵先生，你们要逮捕我吗？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也不迟！”
讲演结束，黄炎培设宴，梁漱溟作陪。席间马寅初预感要闯大祸。果然，二十五天后，即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下手谕秘密逮捕了马寅初。国民党中央社为掩人耳目，还发表“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情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马寅初被投进贵州息烽集中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押在“特监部”，后转至江西上饶集中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于1942年8月获释，获释后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当局规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文章。在“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周恩来援手，指示《新华日报》为其发文章，商务印书馆（重庆）为其印书。马寅初与中共的交情越发深厚了。1944年12月，马寅初才真正恢复人身自由。
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之初，马寅初一针见血指出：“妄图用高压政策把物价限制在硬性规定的水平上，这既不是币制改革的成功，也不是管理物价的办法。”他调侃蒋介石：“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的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他又讥讽道：“如果蒋经国用这种硬性限价的办法能管好经济，那么我马寅初写的一套经济学书籍可以搬到南京路虹庙去烧掉。”
对蒋介石要把黄金收归国有，原定五万元一两，后只付四万元一两而引起的“黄金风波”，马寅初怒指此举是违背“经济学法则”的流氓行为。演讲时他巧打比方：“我同蒋介石做了一笔生意，买他每包十支装的哈德门香烟，我同他已经签订了‘使用合同’，我已经照价付款了；但他交货时，每包烟里却只有九支，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敲人竹杠’吗？”在谈经济法则并非因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可转移的客观规律时，他说了一个笑话：德国有一家人兄弟俩，老大喜欢喝啤酒，老二喜欢积攒钱。老大喝完啤酒把酒瓶扔在床底下；老二有了钱，就锁在保险箱里。二战结束后，老大卖空酒瓶的钱比老二攒的钱还多几十倍。马寅初在报告中戏谑蒋介石为“头号大真空管”，他解释：“‘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是光光的、秃秃的，头号是最大的。”
马寅初的风骨随处可见，敢作敢当。1947年，某警备司令部请他做“黄金买卖问题”报告，他见场下许多人在记笔记，便说：“（你们）应在记录本旁边写明这是我马寅初讲的，他们要算账同我马寅初算账，以免影响大家。”5月25日在中央大学讲话开场白是：“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了。还怕什么？我这次来的时候，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经做好安排。中国五六百万军队，打日本不行，打我一个马寅初总行！”“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他慷慨激昂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呼吁：“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字句掷地有声。
马寅初的另一句名言：“大炮无论如何要做，憨大是决计要做到底的。”斯言诚哉：1946年2月10日，重庆校场口事件（陪都“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马寅初遭打；1947年2月9日（上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马寅初再遭殴打，以跳阳台脱险……1955年因《新人口论》遭围剿时，他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到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正如郭沫若在1940年说：这个马寅初，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1946年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学生许显忠题词。
言必“兄弟”?杯水片语暖人心
1951年，马寅初重返北大，出任校长。学生们高兴得把他抬起来、抛起来。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情。”作为教育家的马寅初意味深长地说：“我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在北大师生的眼中，马寅初是谦恭敬业、尊师爱生、不拘言行的好校长，甚而有人昵称他为“老小孩”。1949年前他是一袭宽大的长布衫，1949年后是一套中山装，朴素如常。他虽然贵为校长，统理繁杂的校务，有时还亲到教学第一线听课、上课。他见人总是一口一个“兄弟我”，嘘寒问暖，甚而对孙辈的学生都如此，使人倍感亲切。
马寅初长北大不久，中文系郭良夫老师在临湖轩举行婚礼，他应邀参加并作即席讲话，幽默之极：“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的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顿时引爆了婚礼的热烈气氛。（1944年，他给重庆大学商学院学生蔡大风婚礼所作贺词是：“希望新郎新娘将来好好教育子女，不要像蒋介石那样祸国殃民。”）他爱生如子。1956年，一个叫莫述诚的学生患了严重的“风湿热”病，同学们给校长写信求助，马寅初知道后立即到校医院探视慰问。一听该生说是湖州人，他马上说：“哦！我们是老乡。兄弟是嵊县人啊。”又安慰他不要急，“三天之后我一定让你住到好的医院去治疗”。马寅初随即给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打电话求援，该生很快被转到苏联红十字医院治疗。1955年的冬天奇冷，马寅初到学生宿舍查铺，看同学们的被子太薄，马上让校方为薄被的同学每人发条棉被。那年，全市供煤紧张，北大供暖的煤不够用，办公室亦无奈。马寅初亲自到煤炭部找部长。办公人员告知部长不在，马寅初知道其中奥妙，硬把车堵在煤炭部门口“等”部长，最终得到解决。他虽是校长，但对党员副校长一直很尊重。学校开大会，他有事离开前，总要对着扩音器大说几句：“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书记的，那才是正题。”他出任北大校长时，毛泽东与他谈话，希望他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马寅初不客气地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问：“要怎样支持呢？”马说：“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请不要拒绝。”毛泽东欣然点头。50年代，周恩来、陈毅、李富春、康生等都到北大作过报告。马寅初请过毛泽东，未能如愿。凡有政界要人、文化名流到北大讲演，马寅初喜欢搬把椅子坐在讲坛一侧，随时和主讲者交流或插话。一次请体委一副主任来讲，马寅初忍不住插话，一插插走了题，竟然批评起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不爱体育活动，被师生引为笑谈。李富春来做报告，他插话时一会儿叫“李先生”，一会儿称“李副总理”，忽然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听众联想到远离大陆的李宗仁，引起一阵笑声和骚动。马寅初一片天真烂漫，口无遮拦，他作报告有时脱稿，少不了荒腔走板。学校办公室主任另有良策，总坐在第一排见机行事打手势提醒。一次接待印度大学生代表团作报告，对方是教育部部长率团，有关方面提示，请马校长在讲国际问题时不能脱稿。马寅初怕管不住自己嘴巴想了个办法，让人在发现他脱稿演讲时，送上一杯茶来；如还不能制止他，就让人为他打开杯盖说“喝茶”。这个点子果然奏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文科师生提议请许广平来讲鲁迅，而且认为须以校长名义请才显北大的诚意。可是那天许广平来演讲时，马寅初却没有出席。同学们大为不解。后来才知道30年代马寅初与鲁迅在观念上有分歧，打过笔墨官司，马寅初是体谅许广平的情感而有意回避的。人们说他是一位为人耿介、宽厚豁达、感情丰富、语言风趣的长者。
马寅初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体育运动。他的健身秘诀是登山和冷热水交替洗澡。他对爱好体育的学生尤为欣赏。学生戈悟觉跳高破北京市纪录，马寅初下请柬请他吃饭：四菜一汤，令戈悟觉终生难忘。马寅初还曾拉住路过他办公室楼下的刘绍棠（后为名作家）与他一块做广播操。马寅初写了篇体育锻炼方面的文章，投给“学报”，还希望能发头条，“因为，没有身体，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可是“学报”编辑认为不适合，退稿。马寅初也不介意。师生们感慨说：“北大民主呀！校长的稿子也敢不登！”
最有趣的是“反右”前夕，某日，马寅初自己在“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贴了一张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大意为：“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月×日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届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据当事人、学生宋云郊回忆：演讲的那天，大礼堂座无虚席。主持人是办公室主任高望之先生。北大有传统，听报告可以写条子提问题。那天有张条子到主持人手中便被收藏了，台下嘘声不断。马寅初发现后对高望之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望之把条子递过去。马寅初接过条子举在手中表态：“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略作停顿，“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台下掌声雷动。稍顿，马老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
不久，他被陈伯达点名：“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康生也说：“我看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他由此被拉下马，从北大消失。令北大人无限感佩的是，“北大并没有像别的运动那样，揪出一个集团，只涉及‘单身匹马’的马老一人，这不得不归功于马老”。因为“马老以大无畏的精神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没有牵连到任何人，保护了同事”。
马寅初毕生敬畏生命、关注民生。他不仅仅爱人，连蚂蚁这样的小生灵他都不容践踏。据其孙儿马思泽回忆，幼时他与弟弟们在院内玩耍，发现一窝蚂蚁正在搬家，黑乎乎的一长溜。小思泽与弟弟们兴奋起来，用手捻或用脚踏，要剿灭它们。从不对孩子们发火的马寅初见了，用手杖戳地，恼怒地说：“这也是生命啊！”马思泽后来深深感慨地说：“（我）无论如何无法将书（按：批判《新人口论》文集）中批判那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为了蚂蚁的生灵而恼怒生气的老人联系在一起。”马思泽这个名字，说起不由令人回味再三。马寅初为孙辈们起名都充满对毛泽东的崇敬的情感。马寅初共有五女、两子。按马氏家谱，女儿为“仰”字辈，儿子为“本”字辈，下一代为“源”字辈。但马寅初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决定把孙儿改为“思”字辈。这是马寅初在出席开国大典时想好的。长子马本寅的儿子叫马思一、马思忠，次子马本初的女儿叫马思润，儿子叫马思泽、马思东，都嵌入毛泽东的名或字（毛泽东字润之），其寓意不言而喻。
在“文革”中，马寅初受到周恩来的保护，虽未被批斗，然而在身心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文革”抄家来势凶猛。1966年8月，马寅初收到浙江大学寄来的传单，标题是《打倒大吸血鬼、反动学术权威马寅初》，出于害怕，他忍悲含痛把何香凝亲笔画赠的一幅《下山虎》烧了，一部呕心沥血数年写成的百万字《农书》手稿也塞进炉膛，留下的只有周恩来等和《新华日报》当年祝马寅初六秩大庆时送的两件贺联。
一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贺联为：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一为重庆《新华日报》，贺联为：
不屈不淫徵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1979年8月，北大为马寅初平反，教育部党组重新任命其为北大名誉校长。1980年马寅初被增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人誉“中国的布鲁诺”。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谢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
中国之有“四公子”一说，始于战国：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明末，桐城的方以智、如皋的冒辟疆、宜兴的陈定生和商丘的侯方域并称“四公子”。清末，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亦以“四公子”名世。到民国，溥仪的堂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克文）、张作霖儿子张学良以及直隶总督大臣的哲嗣张伯驹被誉为“民国四公子”（另有版本）。张伯驹有诗记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公子者，绝非止名门大少也。他们各因任性负气、天马行空或才情洋溢、个性卓绝而闻名天下。
“重瞳乡人”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京华城内元宵节的大红灯笼刚刚挂上，“重瞳乡人”为夫人潘素庆生的鞭炮尚未点燃，自己却被救护车送进北大医院。一介布衣，一身中服，一脸土色，唯一副眼镜显示他是一个文化人。老人患重感冒，按等级惯例，他被安置在一间八人大通铺式的病室。潘素为平慰八五高龄夫君的心境，向院方申请转入小病室。回答干脆：“级别不够！”两天后，同室病友“走”了一个，泣声揪人，老人由感冒已转成肺炎。潘素再次恳请换病房。答声依旧：“级别不够！”老人病情每况愈下，仅靠输液维持心跳；未几，陷入昏昏沉睡，2月26日，告别人世。
“重瞳乡人”辞世后，有人在医院门前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他”是谁？
他叫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别号丛碧馆主，河南项城人。项城历史上出过舜和项羽，太史公说，他们都是“重瞳子”（有两个瞳孔，异人异相异秉）。出于对乡土历史名人的仰慕，张伯驹自谓“重瞳乡人”。他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过继。生父张锦芳）。张镇芳与袁世凯有戚谊，伯驹的姑母嫁给袁世凯之弟。小伯驹天性聪颖，有神童之誉。他与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在天津新学书院同窗，受到良好的古诗文教育。他知识的广博和记忆的超群深受老师的赏识，预言他“前途不可量也”。
张镇芳为造就儿子的锦绣前程，在张伯驹十七岁时，送他进了袁世凯专为贵胄子弟办的混成模范团骑科。1915年元旦，张伯驹衔父命进京给袁世凯拜年。袁见张伯驹一表人才，甚喜欢，送他珍裘、典籍作见面礼，又邀他“将来到府里来当差”。张伯驹于模范团毕业后，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麾下任提调（秘书）。“宝马金鞭，雕冠佩剑，年少英姿，意气豪横”，何等风光！可他身栖军旅，心在营外。他鄙视官场的尔虞我诈、争逐名利和腐败，忧心国事日颓，与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相距甚远，遂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倒把看戏、学戏当成乐趣。他不顾父母强烈反对，脱去戎装，倾心学艺。
不久，任商业银行董事长的父亲染疾去世，张伯驹理应接班。可他不屑“商人斤斤计较，坑蒙拐骗，毛票换大洋事”，死活不干。在母亲逼迫下，当个挂名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他不认官，不认钱，醉心诗词、书画和戏曲，成了京城第一大玩家。诚如章伯钧所说：“中国文化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级里最没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性孤傲，即令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他见话不投机，就独自闷坐，摸下巴、拔胡子以对。他虽富可敌国，但不烟不酒，不着绫罗，以布衫一袭为尚。张伯驹重气节，志在做名士。他与溥侗、夏仁虎、黄君坦、于非闇、叶恭绰、刘海粟、张大千、梅兰芳、余叔岩等一大批词客、丹青手、名伶过从甚密。他与表兄袁寒云性情相投。他欣赏寒云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反帝制的风骨。两人诗词唱和，同写梅花，共登戏台，人称“项城两才子”。寒云早逝，伯驹大恸，挽联写得凄楚：
天涯落拓，故园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张伯驹有君子风节。方地山是寒云的老师，清高狂妄，袁世凯称帝时他不居官，题诗明志：“千年大睡浑闲事，何必陈抟见不平。利且不为何况善，安得高枕听鸡鸣。”张伯驹敬佩不已。方是时穷困潦倒，蜗居斗室，三餐不继，伯驹惠助，为不伤其自尊，巧借托收字画为名，以重金相酬。《空城计》赈灾演出，武打泰斗杨小楼帮衬饰马谡一角，张伯驹以为是平生殊荣，慨赠一部汽车！他师从余叔岩学戏，余晚年多病，坐吃山空，而家中食指浩繁，张伯驹援手从不眨眼。表兄袁克定抗战时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显示了民族气节，但晚景凄凉，无处栖身。张伯驹将其接入家中，为他过八十大寿，养老送终。张伯驹雅量惊人。在“反右”斗争时，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时言辞过激，钱去世消息传来，张托人带赙仪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当时人均伙食费每月不过十多元。朋友劝他不必送这么多，意思一下即可。但他坚持。张说：“他批判我，不能怪他，更况当初宝森帮我打把式练武功的交情还在。”1996年笔者拜访王世襄，与先生聊及张伯驹，王世襄说：“伯驹先生，天下第一大好人。我当初只想看看《平复帖》，他居然让我抱回家研究。他遭那么大冤屈，不怨天、不尤人，依然故我。”周汝昌先生亦曾对笔者说过：“伯驹先生雅量令人佩服。我年轻时对他《丛碧词》一书的音律提了几十条拙见，他从善如流。”
张伯驹爱国不言功。他1947年入民盟。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民盟委员身份参加北大学生会，积极协助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与学生会员一道写标语、组织游行，捐献钱款。国民党要员逃离北平时，曾派员上门游说他飞台，他不肯。“分明是因为我藏有《平复帖》、《游春图》等无价之宝。这珍宝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岂能离开自己的国土。”后国民党当局又安排他赴美定居，他仍坚拒。1948年，国民党蓝衣社曾寄他一颗子弹，警告他别多事。因为张伯驹是北平和平解放三位有功者之一，他与邓宝珊、侯少白（傅作义的高级顾问）是挚友。伯驹从西安返平，多次宴请邓、侯二位将军，请他们到家中欣赏他收藏的国宝。邓、侯深为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收藏国宝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时，三人不谋而合。张伯驹在不同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以保存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遗产为重。在隆隆的炮声中，他自己驾车，将家中两盆开得最旺的腊梅送往傅府。傅作义闻报揖门相迎。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张伯驹把当年在西安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捐给了国家。解放了，他人都做了官，而张伯驹仍默默地专事自己的艺术事业，除一度在燕大任教席外，大部分精力用在北京京剧基本研究社等民间艺术团体的创建、发展上。至于他1956年捐国宝的豪举是后话，此暂不叙。
张伯驹谢世，挽联如雪，备颂懿德。灵堂两侧悬挂长联（潘絜兹挽）联为：
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
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
老友张琦翔的一副挽联全面、平实、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这位“重瞳乡人”的一生：
曾从戎，务实业，立杏坛，工考古，海内公子谁得似？
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中州方域自足称。
“绘事后素”
张伯驹博学多才，除研习诗词、钟情丹青外，还学篆刻。他曾与梅兰芳同拜陈半丁为师学治印。那方“重瞳乡人”印即陈半丁应邀为其所作。张伯驹曾为夫人治了一方“绘事后素”印，典出《论语》。张伯驹巧借、赋予新的含义：自谦他的绘事在“素”后。素，潘素。一个与他相濡以沫共度近半个世纪的平凡女性。
潘素，原名白琴，苏州人。名门之后，先祖潘世恩是前清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延及潘素父亲潘智合辈，家道中落。潘智合不才，又染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恶习，家境如江河日下。潘白琴不幸，早年丧母。继母王氏进门后，存心歹毒，将少女白琴坑蒙拐骗到欢场卖艺。潘白琴七岁习艺，师王兆生学琵琶，从管平湖学古琴，花季即过着指弹琵琶泪双流的卖唱生涯。潘白琴姿容卓绝，柳叶眉下那双秀目妩媚动人，眉宇间泛出的一丝淡淡的哀怨，令人倍生怜爱。她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绝技名闻遐迩，业界誉之为“潘妃”。
旧社会，贵胄子弟在外应酬涉足欢场，逢场作戏或红袖添香实属平常。张伯驹难能免俗。那时张伯驹做盐业银行总稽核，每年要到沪上分行查账两次。在沪期间，经孙履安先生引荐结识了“高张艳帜”的潘白琴。张伯驹见到这位小他十七岁的潘小姐，惊为天色，短暂的交流后顿为她的蕙质兰心所倾倒，并撰联以颂：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张伯驹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联中，还巧将潘素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誓意引为知己。潘白琴亦欣赏张伯驹的温文尔雅和潇洒倜傥，互生爱慕。奈何潘白琴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获知她心另有属，便将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张伯驹请盟兄孙曜东援手。孙是上海的“一只顶”，年轻气盛，不惧为友人两肋插刀，买通臧的手下，将潘窃出来……
张伯驹决意重新铸造一个超凡脱俗的潘白琴。他请老画家朱德甫教她画花卉，请举人御史夏仁虎教她古文。当潘有意要学山水画时，张伯驹又请汪孟舒教她山水。潘白琴后来成为青山绿水名画家，那全凭张伯驹精心栽培，全力打造。
张伯驹、潘白琴在姑苏举行婚礼。孙履安证婚。婚礼上，一位洞悉新郎新娘婚史的朋友，献上一联，颇有情趣：
一对璧人，此日结成平等果；
几番花信，春风吹出自由花。
张伯驹送给潘白琴的礼物是一枚葫芦形印，上镌“京兆”二字（此印两方，伯驹自存一方）。白琴问“京兆”何解。伯驹讲述张京兆画眉的典故——张京兆是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原名张敞。张敞与夫人感情甚笃，常以为夫人画眉为乐事。进洞房时，张伯驹见夫人卸去礼服，着一身洁白素衣。张问大喜之日，何着素装？白琴答：“洁白如素，是我的本色。”张伯驹深知其意，即绘一幅荷花以赠，上书“出污泥而不染，为夫人白琴而作”。是年9月，他们拜过印光法师，皈依佛门。印光法师将“白琴”改为“慧素”。
其时，张伯驹早有家室。原配李氏，二夫人邓氏，三夫人王氏。那都是家人送的“礼物”，李氏不育而有邓氏，邓氏不育而有三房，都是有亲而无爱。好在潘素识事通达，她与三位姐姐和睦相处。时至1949年，原配李氏已过世，张伯驹与邓氏、王氏办了离婚手续，斩断了历史遗留的枝枝蔓蔓，共享二人世界。
潘素成为张太太以后，并非一路阳光，而是数度烈火炼就这对患难夫妇的真情。
1941年春，张伯驹突然遭绑架。缘于张伯驹到沪长盐行上海分行，挡住李祖莱升迁之路，李勾结汪伪刘培绪部下师长丁锡三所为。绑匪扬言：须拿一百根金条赎身，否则“撕票”。这飞来横祸急坏了二十七岁的潘素。为收藏字画家财已变卖，囊空如洗何来赎金？有卑劣之徒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垂涎潘素姿色。上海大世界某大亨，在酒宴上向潘素打包票代她救人，可幕后的肮脏令潘素怒而告席。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任凤苍，奉劝潘素将珍贵字画出售给梁鸿志、任道援（二人皆汉奸头目）筹谋赎款。潘素固然救夫心切，但她岂忍卖掉丈夫的全部心血，那样即使伯驹得救，也虽生如死。更况张伯驹托中间人秘传：“绝不能卖字画！”张伯驹曾对友人说他有“四喜”，其中第一喜字画，第二喜女人。此言不虚！张伯驹在匪窟惦念娇妻，以绝食抗拒，最后经中间人斡旋见到潘素手迹始放心。万难之中，潘素向孙曜东求救。孙的太太吴嫣与潘素本是北里姐妹，旧谊颇深。孙此时已投靠汪伪政权，任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将此事捅到周佛海那儿。当时周佛海正联络北方银行界南下人士，吸纳资金，稳定金融，绑了张伯驹，岂不断了财路？虽经通融，但孙曜东怕绑匪得不到一点好处，会怒而撕票，便叫潘素准备二十根金条“打点”一下。经可靠中间人周旋，被绑了八个月的张伯驹终于生还。
1956年张伯驹诚献瑰宝的惊世豪举，潘素是双手赞成的。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上潘素与张伯驹二人并列。1957年张伯驹落难，潘素一同由京华被贬到长春；1969年冬，七十一岁的张伯驹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农村劳改，潘素成了他的拐杖。在那“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中唯剩诗”的穷困岁月，潘素一直视丈夫为唯一。她一直把他当做老小孩供养着。据说，50年代张伯驹已囊中羞涩，但见到心仪的古画，仍心痒不已。掌管柴米的潘素不免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曾自比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潘素培养成董小宛似的人物。潘素不负丈夫所望，终成为名重一时的青山绿水画家。潘素的画作，张大千评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是否过誉，聊存一说。但她早年的一件临作清初画家吴历的《雪山图》，有五十多位名人题字。上至清末探花、翰林、进士，下到现代的溥心畬、黄宾虹、陈半丁、于非闇、章士钊、叶暇庵、潘伯鹰以及孔德成等。且看沈尹默题诗：“墨井精灵造化工，黛螺著粉雪山同。兰闺亦有吴生笔，点染才分咏絮功。”溥心畬题：“衡门无遇客，萧瑟对寒林。岩际悬飞瀑，能清冰雪心。”
潘素自己所作的《松涛琴韵图》，曾获时人陈宗蕃、陶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高度评价。张大千礼赞：“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为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在北海公园展出。张的书画多对联、花卉；潘作多为青山绿水。潘素的工笔重彩令人注目。画展获得空前成功，美术史家常任侠在香港《大公报》撰文评说：“潘素的青山绿水，工力既深，培基复厚，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1981年，潘素的作品在香港展出，也曾引起很大轰动。她的《云峰秋色》被行家誉为“调子优雅、和谐”、“无匠气和刻板之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国家曾用潘素的山水作品当国礼，送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等外国元首。
“伉俪联袂，书画争辉”是不争之实；平心而论，张伯驹的“绘事后素”虽是自谦，也是事实。
即令在气节上，潘素的狷介也不让伯驹。1937年左右，伯驹、潘素居西安，时蒋纬国结婚典礼，邀请张伯驹夫妇参加。晚会上，蒋纬国知潘素善弹琴，特邀其弹一曲助兴，潘素以琴不在侧，礼貌地婉拒。蒋纬国不识趣，复托人再请，潘仍不为所动。
“还珠于民”
张伯驹是举世闻名的大收藏家，他之所以受世人尊崇，盖出自他“私收公藏”，“还珠于民”。他倾家荡产事收藏，却又把收藏精品悉数捐给国家，这一豪举可谓空前绝后。张伯驹坦言：“不知情者，谓我收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经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伯驹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26年。是时，溥仪被逐出故宫移居津门“张园”。袁世凯死后，优待清室政策取消。溥仪不得不变卖从宫中携出的书画以维持奢靡。流出的书画有相当部分为张伯驹收藏。1936年溥儒出手的唐韩干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张伯驹知叶某专做外国人生意，他怕此宝外流，便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请他关注，以防宝物出境。宋复张函云“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张伯驹痛心不已。他知道溥儒手上还有件国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系存世最早的一件墨迹法帖，而且流传有绪。张伯驹担心此帖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他请悦古斋老板韩博文往商于溥儒，可否相让；如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溥儒回话：他现在不需要钱；如转让，须二十万元。张伯驹拿不出这笔巨款，此番说项，只不过起“早备一案”作用。不久，叶恭绰在上海举办文献展，《平复帖》显身。张伯驹、张大千同观。伯驹托大千向溥儒说项，云愿以六万元求让，但溥儒执意非二十万元不谈，作罢。物，本以缘聚散。1937年夏张伯驹回北平度夏，因卢沟桥事变交通受阻，他暂居北平，往来平津之间，偶然在火车上遇到老友傅增湘（沅叔，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傅语张，溥儒母亲去世，他是孝子，要为母大办丧事，手头正紧。言下之意，这正是求让《平复帖》良机。张伯驹心想，我两次求让溥儒不肯，此时旧事重提是否有点乘人之危？并说，溥儒需用钱我先借一万。傅增湘劝张伯驹不必过虑，他说他愿促成此事。从天津回到北平的次日，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到张家。他说：“溥儒要价四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一次买断。”就这样《平复帖》为张伯驹拥有。张伯驹把斋名也题为“平复堂”。据说，当年转卖《照夜白图》给日本人的白坚甫，愿出二十万元欲得此帖，而张伯驹已捷足先登（另说，日本人出价三十万请古董商劝张伯驹割爱，遭张拒绝）。张伯驹晚年提及此事时，淡然地说：“那只不过是终了一个夙愿而已，此功应归傅沅叔先生。”
张伯驹收藏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当属千秋佳话。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巨川搜罗了一批珍贵古画，包括《游春图》，他想转手卖给洋人。张伯驹获知后，连夜赶到马宅单刀直入要收购。此画马巨川本以数两金子购得，此刻张口要八百两黄金，显然在讹诈，以吓退张伯驹。张气得拍案说：“马老板，此卷我收定了！不得闪失！”可张伯驹哪有这么多钱，旋报告故宫博物院马叔平院长，希收归国有，并建议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故宫博物院回话无力收购。张伯驹急了，托请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巨川洽商。马见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怕不好收场，几经磋商，同意降价以二百二十两黄金转让。张伯驹既兴奋又着急，为揽住这件国宝，他毅然下定决心忍痛割爱，将已寓居多年的弓弦胡同豪宅（原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出卖。北平辅仁大学出价二点一万美金买下。张将美金兑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可商人唯利是图，马老板刁难黄金成色不好，需追加二十两。张伯驹急煞之时，夫人潘素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变卖充数，得以成交。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差人来谈，云他愿以五百两黄金收《游春图》，希割爱。张伯驹复函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张伯驹得《游春图》后自号“游春主人”，作《春游琐谈》、《春游词》。自叹：“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
《平复帖》、《游春图》俱归张拥有，堪称“二希合璧”，其辉煌奠定了张伯驹在收藏界的盟主地位。除上述两宝外，张伯驹还收藏了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宋蔡襄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和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件件都是稀世珍宝。难怪章伯钧曾说他收藏的五千件书画全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的一张。如何处置这些宝物？出于对潘素之爱，1941年张伯驹曾亲笔书录：“自潘素（慧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过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境已经中落。”“民国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的绑架，这时奉养我生母、营救我的都是潘素一人。”“为了保存国家文物，潘素也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与潘素。一、陆机《平复帖》卷；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共十八件。”当时见证者是张伯驹婶母崔氏、王冷斋和陶心如。三人签字画押。
十五年后的1956年春，当国家号召买公债时，张伯驹手中无现钱，政协会上他表示将一生珍藏字画精品（八件）卖给国家，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公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此物他本已赠夫人，何逸出旁枝？原来，他与夫人早已商量好，以夫妇名义共捐。张伯驹对夫人的深明大义颇为感动，书“知我者，潘素也”。
后来政府奖励了张氏夫妇二十万元，当时张伯驹的经济状况已是捉襟见肘，自云“貌如仓之鼠”、“等卧辙之鮒”，但他分文未取。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的奖状，称张“化私为公，足资楷模”。另外他还将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毛泽东。毛嘱中办致感谢信，并附一万元。毛收到此帖把玩数日，交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的嘴轻轻一张，一生的心血就在刹那间尽归国有。当年避秦，辗转陇蜀之间，为护这几件国宝，他们夫妇将画卷缝在棉被里，日夜提心吊胆，怕日本人，怕土匪，怕意外，惶惶不可终日……刻下，夙愿得偿，喜悦固然，但不免有种骨肉难舍的痛楚、失落。若干年后谈及此事，张伯驹心态平和地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捐献的岂是国宝，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红毹纪梦”
张伯驹对京剧不是爱而是痴。他曾作《红毹纪梦诗注》，以诗的形式记录毕生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以及剧坛掌故、剧人轶事等。每首诗作后附有详简不一的笺注。此书最早在香港出版。吴祖光评价为：“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史诗。”《中国京剧史》人物部分亦收《张伯驹》篇，称其为“著名戏曲理论家、老生名票”。
云其“老生名票”，那是名不虚传。
张伯驹七岁时看的第一场戏是杨小楼的《金钱豹》，武戏，打闹折腾很过瘾，种下了戏曲种子。后来他脱去了官袍穿上了戏装。他曾云：“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正学戏是三十一岁，启蒙老师是余叔岩。那时，他常到余家耳闻目睹余叔岩调嗓、与琴师说戏，要坐等到夜间12点后余才向张说戏，常常闹到半夜三四点方归。张伯驹的嗓子不大好，所谓“云遮月”，有点沙哑，但他学得认真。他每登台，以“冻云楼主”名，袁克文自号寒云，两人同籍，人称“中州二云”。1931年，他与溥侗、袁寒云同登开明戏院“亮相”。卸妆后他们或花街买醉，或即席赋诗，尽显风流。章伯钧有句名言：“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令张伯驹最为得意、终生难忘的是1937年在北平隆福寺福全馆的演出，以庆寿为名，行募捐赈河南旱灾之实。那是他一群篾片朋友策划的，出演《空城计》，旨在“喧宾夺主”。由“票友”张伯驹演诸葛亮，请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四大明星帮衬，分别饰王平、马谡、赵云、马岱。众星捧“月”，平时两星同台已不多见，这下四星荟萃，惊动全国。沪、宁、津戏迷都来助兴、捧场。张伯驹一句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一出口，台下掌声雷动。张伯驹打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报纸广告语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章士钊看戏信口戏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空城是何人。”张伯驹曾以诗记盛：“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这一戏绝响，成菊坛佳话。
张伯驹一生热爱京剧事业，多次参与发起北平国剧学会。他是北平分会七委员之一。1931年北平国剧学会成立，他为学会募捐五万元基金。1944年学会迁至西安，他率先编出《二进宫剧谱》出版以资纪念。1956年，他任“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组织观摩演出《盗卷宗》……
古人云：会玩枪的枪上死，会耍刀的刀上亡。张伯驹的人生第一个大跟头，就栽在京剧舞台上。那是一场红毹噩梦！
1957年4月，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号召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批评许多干部怕“放”的思想，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张伯驹为此叫好，认为此举不至于使老艺人的绝活失传，积极响应。据张允和《昆曲日记》1957年5月4日载：“今天张伯驹召集七个文艺团体开会。张伯驹发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团体是力量，内中有很多内行。这次观察中提出，应重视社会团体。用座谈会方式，先了解情况。”1957年5月16日，张伯驹又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流行的，那是五十年前，现在衰退……剧本完全开放，请大家大胆鸣放。”又对戏曲界现状提出批评：“一、中外不公——外国好中国不好；二、新旧不公——旧的不好，新的好；三、老少不公——对年轻的好，对年老的不好。”
张伯驹是个想干敢干说干就干的人。他在周扬、钱俊瑞建议剧目开禁的指示精神后，剑及履及，在他主持的京剧基本研究社内组织《马思远》（又名《双铃记》、《海慧寺》）的演出。此戏是著名花旦于连泉的绝活，连夜赶排。戏有点色情，是50年代初文化部明令禁演的二十六个剧目之一。张伯驹组织演出已就绪，5月10日《北京日报》上已发了消息。然而，当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局来电话“暂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很不理解这种出尔反尔的作风。他一面叫剧团继续排练，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申辩，认为此举“将影响艺人的情绪”。
5月12日，张伯驹在和平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将事先拟好的文章给与会的记者，以图求得舆论支持。在会上他有感那几天风向突然变化，居然脱口而出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发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众人哗然。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由公演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固执地反驳：“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马思远》在新侨饭店试演一场，据与会记者谢蔚明说：“评价不一，否定多于肯定。”另有版本说：“演员们从赢利角度出发，还是自行上演了几场。”大概是张伯驹自作主张所为。
8月30、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召开两场张伯驹批判会。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写李自成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上，歪曲了伟大的农民起义”。可张伯驹不服，反驳：“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霎时群情激昂。接着《北京日报》公开批判张伯驹，批判他还有不少“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议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吗？……”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
康生认为张“极右”。张伯驹由此戴上了“右派”帽子。报道此事的《北京日报》记者曹某、《文汇报》记者谢某也未能幸免。张伯驹以诗记感：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很有趣，不久“大右派”章伯钧问张伯驹：“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张伯驹答：“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听罢，章伯钧肃然起敬，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张伯驹古板，但也不乏幽默。1957年夏，他的棋友陈毅获知他戴帽后，关心他的生活、工作。张伯驹向陈坦言：“此事（划右）太出乎意料，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陈毅说：“你这样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张伯驹听了心中很舒服。陈毅将己作“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书成条幅赠张。风平浪静的若干年后，张伯驹在大连棒棰岛遇到老友刘海粟。刘问他戴帽子的感想，张说：“给我戴什么帽子，倒无所谓。我是个渺小人物，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我老张捐献了这么多国宝，换来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别人会怎么说……”
上苍有眼，张伯驹总算遇到了知己陈毅，他铭感五内。他戴帽后，得陈帅庇护，1961年调到吉林博物馆当副馆长，知遇之恩使他向博物馆又捐了稀世珍宝宋杨妹子《百花图》等二十二幅字画。好景不长，“文革”中陈毅遭批，他百思不解，于怒不可遏中填了一首《金缕曲》：
尘劫何能躲，奈升沉，纷纭此世，其中有我。但便淤泥莲不染，微笑点头也可。举目尽，烦烦琐琐。覆雨翻云成与败，在旁观只是乡人傩。论功罪，互因果。 池鱼殃及城门见。更娥姁、牝雉钟室，居心叵测。富贵岂堪安乐共，未许客星犯座。宁披发，佯狂衽左。换骨脱胎非易事，算螟蛉、终竟难成蜾。且争看，一刹那。
此词被造翻派抄家时抄走，认定是攻击旗手江青。张伯驹遂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在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后，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劳改，张此时已是七十一岁的老翁。1971年张回到北京，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夫妇二人靠亲友接济一点粮票度日。旧识周汝昌先生就多次援手，张还笔札相谢。笔者听范用先生说，他有次在小饭馆里遇到张伯驹先生夫妇在吃面条、烧饼，剩下半块小烧饼还用手帕包起来捏在手上……
殊不知诗词惹祸，诗词也得福。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张伯驹悲痛难抑，写了副挽联。当时家中无纸无笔，是李少春到单位拿了写大字报的纸笔，张伏在小桌上写就的。联语为：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当时张伯驹把这挽联送给陈毅夫人张茜时说：“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还是坚持挂在灵堂。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十分欣赏这副挽联，问周恩来张伯驹何人，周告知是一民主人士。张茜乘机向毛讲述张伯驹的生存困境。后由周恩来指示童小鹏安排张伯驹到文史馆，终成为北京一市民。张茜遵陈毅遗嘱，将他心爱的一副围棋送给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于1982年2月26日仙逝，3月2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叶圣陶主祭，民盟负责人萨空了致悼词。叶剑英、邓颖超等政要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等献挽联。《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均发了消息，备极哀荣。追悼会上两个民盟老人对话，风传一时。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千家驹说：“这几年，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词上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张伯驹，一个散淡的人，一个永垂不朽者！
【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福建人，圈外人知者不多，隔行如隔山，在文化界则名声响得很，特别是在文博、民俗界简直是如雷贯耳。他是文物赏鉴家、收藏家、民俗家、书画家，还是美食家！笼而统之称为“杂家”倒很切实。杂者，博也；博者，大而精深也。王世襄素不喜溢美之词；虽耄耋之年，但童心不泯，倘若称他是个大玩家，他或许会更乐意接受。你看，他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放鹰逐兔，遛狗捉獾，种葫芦、养鸽子也是他的拿手绝活。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干校劳改期间也一直如是。迨至期颐在望，忆谈起当年的玩，仍兴奋得像个孩子。
王世襄玩的东西太多，上至故宫博物院里的国宝，下到田野里的蛐蛐儿，天上地下，历史现实，简直有点无所不及。因此人称“博物君子”、“大玩家”。
下里巴人
画片上一身着中服的老者，坐在方凳上，佝身侧面俯耳，耳廓贴近一棍状物，棍的另一端，伸在一只形似大圆桶的器皿内。那是《世襄听秋图》。
不知阁下读懂这幅画没有？
笔者初读，百思不解，思来想去，以为那老者用木杵在舂米什么的，后拜读王世襄的《冬虫篇》始知：那桶状物名为圆笼，多为木质或竹篾器，是冬日养鸣虫必备之物。笼内中间置供暖的汤壶，周围放葫芦器，葫芦内豢养着油壶鲁、蛐蛐之类的冬虫。那“棍子”，本是一纸筒。所养秋虫鸣声自有等差，因挤在一起，无法听清好的究竟在哪个葫芦内，必须把纸筒一端贴近葫芦口，一一聆听，才能了解各虫的音色，辨别其优劣高低。为激虫儿鸣叫，时用“鞭儿”策之。所谓“鞭儿”，是把兔须用蜡粘在长针针鼻的一端，两指捻针，针转须动，须锋撩虫身，虫以为异性与己相亲或是有来者寻衅，遂振翅奏鸣……仅虫鸣而论，还有“本叫”（天然之声）和“粘药”（人工促之）之别，其奥妙无穷尽。
这一套玩法，别说见谁玩过，笔者听都未听过。高山流水，大概只有胡子长的老北京才有资格评论。
王世襄在耄耋之年，仍乐此不疲地雅玩。老伴袁荃猷见状，笑他嬉戏如顽童，而静肃似老僧，一时兴起，拈笔速写此图，冠以《世襄听秋图》，仅题材而言，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更况是夫听妇画的唱和之作。
阿虎枪签子、罩子、芭蕉扇，是王世襄当年捉虫的武器。翩翩年少时，院前树上飘下第一片黄叶，王世襄便坐卧不安了，像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的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其时他混迹于贩夫走卒之间，踏上往西山逮蛐蛐的征途，逡巡在高粱地里，初秋的太阳仍很毒，田野里潮湿、闷热如蒸笼一般，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渴了，喝口水，饿了，啃口馍。一次，追捕了三天两夜，战利品是五只像样的蛐蛐。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时，一次听邓文如先生授《中国通史》，他坐在前排，怀揣冬虫，室内温度较高，加之太阳一晒，怀中的蝈蝈一乐，放声高歌。他慌忙采取紧急措施，未果。邓先生怒叱：“你给我出去，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的蝈蝈叫！”王世襄自知纰漏闯大了，赧然低首而退，逗得全班同学捧腹不已。玩物不丧志，知“耻”近乎勇，王世襄发愤，两年后毕业考试，论题是《论贰臣传》，他以立论高远，论证谨严、有力，文采斐然，在班上拔得头筹。邓先生不计前嫌，居然给他满分。晚年的王世襄，回忆这段往事时，对笔者说这叫“不冤不乐”。
“收、养、斗”是玩蛐蛐的三部曲。
白露前几天，组织斗局者便下帖邀请虫友们聚会斗虫。王世襄主办过好几年。那请帖与一般不同，邀请者帖上不写姓名，而写局上所报的字。他所报的字具名为“劲秋”。斗局还有一套班子，章程很严。一人司秤，一人司账，填表格，写条子，盖章，换条子，有规有矩。俟斗家到局，先领舀子，装好蛐蛐，过秤，司秤者还要唱某字重量，用苏州码子写蛐蛐的分量，交给主持者，压在蛐蛐罐下。将分量相等者拴对……还有监局，八仙桌上铺上红毡子，再把斗盆的蛐蛐罐列在中间，紧张又庄重。再议赌彩（月饼），司账者将月饼斤数，或折合成钱数，由监局将数额写在两家条子中间，有如骑缝，字迹各持一半……30年代，北京玩这类游戏要数王世襄邀请的“斗盆”玩得最高雅，赌彩甚微，输者如数交纳，赢者分文不取，留给在局上帮忙的各位先生一分了事。权作怡情养性的雅玩而已。
在美侨小学读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王世襄篇篇言鸽,惹得老师怒而掷还作业本，叱曰：“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Ｐ’（Ｐ即Poor）！”积习难改，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刘盼遂先生授《文选》课，他交的作文就是《鸽铃赋》。
垂暮之年的王世襄，虽无缘无闲无精力玩这类游戏，但终不改玩虫之乐。一次，春节期间，他冒着严寒骑自行车远征到东郊黄苗子寓所，大汗淋漓，他脱下罩褂，解开棉袄上系的腰带，从怀中掏出几个装着油壶鲁的葫芦，放在桌上与苗子、郁风共赏。90年代初，张中行慕名叩访，他爬高上低，从柜顶上翻出许多蛐蛐罐让老友观赏。张中行听见他家里还有虫鸣，春已至，室内火炉还未撤，原来炉周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王世襄打开让他看，张中行惊呼：“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像比田野里的更精神。”
玩虫雅好，王世襄终身不辍。他还驯鹰叫溜子。望八之年，还骑着叮当响的破自行车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师友，乞借实物，拍摄照片，终出版皇皇巨著《锦灰堆》，令国人大开眼界，教时下各色玩家们大跌眼镜：“王先生不愧是我们玩家的鼻祖。”时下，谁人能与之比肩？
阳春白雪
王世襄是位凡夫俗子，俗到与三教九流为伍，沉迷于下里巴人；但他又是位风流雅士，雅到鉴定把玩国宝，是赏玩阳春白雪的大家。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专攻画论研究。后到重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聘他为秘书。但因战乱，文博工作不能展开，他未去故宫就职而跟随梁思成研究古建筑，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日本投降后，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他任驻平津助理代表。作为主干将，他没收了天津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一件，收购郭觯斋藏瓷，追还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的瓷器，以及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国宝。1946年，他受命赴日本运回被劫夺的善本书一百零七箱。他的鉴赏力在实践中大大丰富了。在新中国建国前那段岁月，他为清理、追还和保护我国文物工作做出了有目共睹的重大贡献。1948年，美国赠送故宫派员赴美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故宫派王世襄前往，因为他是当年故宫唯一在语言上没有困难的人员。1949年8月他回国，继续在故宫工作。
业精于勤。王世襄本就是研究画论出身，他很想在书画著录上能有所建树。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已有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多重价值，是国宝中之宝。此宝一直流传有绪，30年代，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斥巨资从溥心畬手中收得。为研究此帖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和前人著录等专题，他常拜访张伯驹，向其请益并借阅《平复帖》。张伯驹十分潇洒，为使王世襄研究方便，慷慨地把《平复帖》借给他带回家去研究。王世襄喜出望外，同时心理负担沉重，他将《平复帖》小心翼翼捧回家中，怕这宝中宝有所污损，买了只小樟木箱，用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置于箱中，放在床头，平时寸步不离，偶尔不得已外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回家后第一件事总得开锁启箱验宝。每需观摩时，要等天气晴朗之日，他把桌子移到南窗，在光线敞亮而又日晒不到处，铺上白毡，净手后还戴上白手套，静心屏息才敢舒展手卷，其虔诚、谨慎不可言状。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此帖作了详尽的阅读和抄录，始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载入《故宫博物院藏宝录》。
在书画界，他结交一大批社会名流，如张大千、沈尹默、启功、李一氓等。他暮年仍珍藏着沈尹默、张大千先生赠的融法书宝绘于一体的扇面。
“人弃我取”、“走偏门”是王世襄确立研究方向的一大策略。对明清家具的研究与收藏是他对祖国文博事业独特的贡献。早在1957年，针对社会破坏销毁古代家具的现状，他发表《呼吁抢救古代家具》一文，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那年月，此举有点自作多情。他写就的有关专著也难以出版。“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不得已，他将《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中的《佛作》等二三十万字文稿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成册，以便流传、弘扬祖国的文化遗产。王世襄付诸心血最多的是对明清家具的源流、款识、制作工艺及艺术价值的研究，编撰出“林黛玉绝对拿不动”（张中行语）的《明式家具珍赏》。此书一出，蜚声中外，1985年后陆续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共有九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足见其煊赫了。他不仅在理论上研究古家具，还节衣缩食、身体力行收藏古家具，数十年如一日。他常骑着自行车出没鬼摊冷市，物色有价值者藏之。由于经济拮据，他不得不世俗，常与卖主讨价还价。有时只能拣有破损者购之，为的是好“杀价”，回家后再请能工巧匠修复。为探源求真，他披阅、抄录古籍，亲下广州、苏州、扬州等产地，叩访木器作坊老师傅，向其请益。他与收藏明式家具相埒的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是挚友，常互相研讨、交流。陈梦家稿酬较多，他为收藏的家具独辟一室，精心保管，每件上系一红头绳示警，不许人坐、碰。王世襄笑话他“比博物馆还要博物馆”。王世襄家居室虽不窄小，奈何家具太多，只好与家用杂物堆在一起。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放矮几，矮几又以大套小，层层相叠。精致的花梨木桌上摆列着一长溜瓶瓶罐罐，连吃剩的面条、炸酱也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他工作的坐椅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结构精美的面盆架上晾着衣服，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则堆着被褥，那是他的床榻。
有趣的是1976年闹地震，街道动员他搬迁到日坛公园防震棚去住。王世襄高低不肯撤离，大有誓与他的宝贝共存亡的决心。他在一对黑漆大柜之间架搁板，上铺毯褥，钻进去逍遥入梦。他想即使地震平房倒塌了，拙实坚牢的大柜足以抗之，犹如保险柜。郁风见之，戏称他是“柜中人”。老屋年久失修，漏雨，这样睡在柜中又无被雨淋之忧，苗子特书一联赠他：
移门好就橱当榻，
仰屋常愁雨湿书。
横批是：“斯是漏室”。
古家具越积越多，家成了古董铺仓库，给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也不利于保管。1992年，王世襄将精心收集的七十九件明清家具以远远低于所值的价格半捐半卖让给了香港的庄先生。庄先生又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供世人参观欣赏、学者研究，使其得归其所。
王世襄的爱好广博，研究的门类也繁多，他涉猎的还有髹漆、竹刻、雕塑乃至饮食文化，是一个十足的民俗文化的万事通。他还工诗善词，书法也可入品。
小院春秋
芳嘉园小院，一个温馨又富有诗意的名字。这座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是王世襄父亲早年购置的旧居。院内花木扶疏，乱石几丛，藤萝、葫芦满架；晨有鸟啼，暮有虫鸣，幽静、恬淡。院内有两株海棠和核桃树，扶疏交映，给人一种庭院深深之感。由于王世襄在解放前当过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又有一段“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历史，故在“三反”运动中，他被视作“大老虎”，硬给拖到景阳冈，多次被戴上手铐脚镣，染上了肺结核；尽管未查出老虎伤人的作为，一身清白，竟仍遭开除公职的厄运，令其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载后，他含悲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接受了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所长的邀请，研究古代音乐。1957年“大鸣大放”，王世襄咽不下这口冤气，又“放”了一下，结果被划为“右派”。那时，一个“右派”独住偌大的一座四合院，很不时尚，他又不愿租给陌生人，便把黄苗子、张正宇两家请了进来“结孟氏之芳邻”。院内一棵老海棠树死了，王世襄将其锯掉，留下桌面高的老树桩，从外面折腾回一块青石板，架上充当石桌。他在皖南歙县出差时，看上一棵具有文徵明画意的老桩古柏。为装点小院的景致，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其辗转杭州，托运进京，置放在小院内。京华文化名人启功、溥雪斋、张伯驹、管平湖等常来此做客，在小院内或啜茗或弹琴或谈艺论道，不亦乐乎。
岁月不居，“文革”一声炮响，苗子夫妇锒铛入狱，王世襄也被牵进牛棚。小院一夜间又来了五户不速之客，杂七杂八，小院成了地道的大杂院，昔日的书香飘散殆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了，落实政策了，数度被打入冷宫的王世襄一夜之间又“香”了起来，埋首他的花鸟虫鱼古家具研究，著书立说。昔日阶下囚，今朝座上客，他居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先生身体壮实，为人随和又谦恭，质朴得像尊陶俑，土气大于书卷气。他素喜中装，冬日套件老棉袄，腰间还爱系根带子，猴头帽一戴，只露两只眼睛。他是一位达观之士，名利淡泊，养生却有道。一年四季，他天一亮就推着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响的自行车，到朝阳门外日坛公园打几路太极拳，随后去菜场采购点时蔬。返家途中一手推车，一手端一大茶缸豆浆，与老伴共进早餐。
无欲品自高。王世襄的人品为众人推崇。三联书店出版他的“文集”，他自认为类似“食余剥剩，无用当弃者”，“琐屑芜杂”，故名《锦灰堆》，当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词，那是地道的一捧上乘的珍珠。为了帮出版社推销，八十六岁的他，还到书市签名售书！他与陈梦家先生是挚友和收藏界的同道，对陈梦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悲痛得不可言状。他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扉页上，赫然印着“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在《怀念梦家》一文中，王世襄动情地写道，假如梦家活到今天，明式家具“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晚年在北京终老，那时坚冰尚未全融，追悼会比较冷淡，灵堂上唯一一副挽联是王世襄送的，上写：“叶落枫丹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凌叔华的后人十分感谢，后来将此句刻在凌叔华的墓碑上。
王世襄还是位美食家。他的烹饪手艺是有名的，1982年曾任全国烹饪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的裁判。好友汪曾祺、范用提议小聚一下，王世襄带着锅勺、佐料，推着车子，与夫人一道穿街过巷去献艺。
王世襄的样子木讷，平时话不多，但文字幽默，书法也入品。他在《说葫芦》和《秋虫篇》中写道，“捉蝈蝈之劳累，不亚于‘拉练’”，十年浩劫是“生逢乱世，竟至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缸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抹子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优哉游哉！”70年代，他在干校当牛郎，还牵着牛犊照相“立此存照”，题诗曰：“日斜归牧且从容，漫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1993年他访台过港，功德林主人柳和青、王丹凤伉俪盛情款待，请他品尝一种玉蜀须烹制的冷碟，清爽隽永，他即席撰联幽他们夫妇一默：“不上梧枝栖翠柳，巧烹黍穗作银丝。”
他的芳嘉园居室，令来客感兴趣的倒不是比杂货摊还杂的办公桌，而是院内他自制的一个信箱，足可申报“吉尼斯纪录”。信箱质粗状大，斑驳不堪，是他用几块未经加工的木板钉制的，大如小书柜，一如他为人的质朴、实在，“有容乃大”。
写王世襄，不能不写夫人袁荃猷。她是江苏松江人，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编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图鉴》等多部学术专著。她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早年师汪孟舒先生学画，从管平湖先生学琴。从她画的《世襄听秋图》中，读者已“听”出画外之音，她是他的贤内助，王世襄著述中家具的复杂的结构图和其他多种著作中插图都由她一手绘制。《锦灰堆》第三辑用毛笔抄录的《畅安吟哦》因王世襄病目，所以大半由她用小楷写成。她心灵手巧，特别有意思的是，她把王世襄的一生爱好、研究成果以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总结，名为《大树图》，新颖独特。2003年袁荃猷病故，王世襄悲痛不已，作诗抒怀：“我病君累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怨我，我痛无时已。”王世襄将他们夫妇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雕、木刻、匏器一百四十三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六千三百万人民币。他还将七十九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送进上海博物馆陈列展览。2003年他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后，把奖金十万欧元全部捐赠福建武夷山，建立一所中荷友谊小学。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逝世。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获知王先生作古噩耗后，立即设立王世襄图书专柜纪念这位大家。专台上方陈列老友丁聪所绘的王世襄肖像，肖像上方有王世襄自嘲的打油诗：“鄙貌不扬很难画，使我满意少办法。不怨画师艺不高，只怨天生不潇洒。”当今天下怕绝少有王世襄这样潇洒的了。上世纪末，曾流传一种说法：“下个世纪可能会再出一个钱锺书，但出不了一个王世襄。”一个“大师”的时代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且用杨宪益致王世襄的赠诗作结：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巷咏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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