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字芝生，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三松堂自序》可使读者了解冯友兰生平和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本书简介：
冯友兰所著的《三松堂自序》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为底本选编，以时间为序，回顾式的展现了冯友兰一生的经历。
《三松堂自序》是“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冯友兰其人和思想。
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０)，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一九三一—一九三四)、《新理学》(一九三七)、《新世训》(一九四０)、《新事论》(一九四０)、《新原人》(一九四二)、《新原道》(一九四五)、《新知言》(一九四六)(后六种合称“贞元六书”)．英文《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vofchines0Philosophy)，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九六二—一九九０)等。
目录：
《自序》之自序壹社会第一章清末帝制时期第二章民国时期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贰哲学第四章二十年代第五章三十年代第六章四十年代第七章五十年代及以后叁大学第八章北京大学第九章清华大学第十章西南联合大学肆展望第十一章明志前言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于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论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日“社会”，志环境也；日“哲学”，明专业也；日“大学”，论教育也；日“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挟之旧例，名日《自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几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日“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调某室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于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论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日“社会”，志环境也；日“哲学”，明专业也；日“大学”，论教育也；日“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挟之旧例，名日《自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几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日“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调某室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冯友兰1981年11月。
第一章清末帝制时期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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